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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贺雪峰教授促膝把盏畅谈五小时

陈会林

 

 

贺雪峰教授

  

    前天晚上参加了柏峰博士主持、启教授主讲的“学术沙龙”之后,特别想见两位青年才俊的导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三农中国》主编、“华中乡土学派”掌门人贺雪峰教授。昨日上午给雪峰发出短信:“今晚想与你小聚”,随即得到他“没有问题”的回复。

    下午五时,我和柯卉兵博士(雪峰的同事、我过去的本科学生)驱车前往,雪峰已在家门口的路边树下等着。徐徐寒风中的雪峰,手拿新书,身板壮硕,头生华发。握手寒喧之后,我笑说他长得越来越象他们贺家的贺卫方教授了。

    文人相见,以互赠著作为最高礼遇。这次雪峰赠我新著《地权的逻辑》,我回赠自己的《地缘社会解纷机制研究》。

    雪峰是我的老乡,我们的老家都在荆门乡下,相距不到十公里。我们用地道的荆门方言交谈,言行举止充满“乡土性”。在高中,雪峰比我晚三届,他过谦地称我为“学长”。他这样称呼我,我是愧不敢当的。在我知道的湖北的荆门老乡中,雪峰是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他三十出头即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两篇论文,现已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次获得部省级优秀成果奖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著述等身,34岁即为教授、博导。2004年移砚华科,创办“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面对这样的社会名人、学界大腕,我哪有资格和底气当什么“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人”中原本也是有优劣高下之分的。

    但老乡有着天然的联谊功能,所谓“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诗经》语),同乡情结会油然生出费(孝通)老所说的那种“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情感氛围与集体意识。加上我们是同行(大学老师),有着共同的事业追求与职业焦虑。特别是我们的研究领域有着高度的交叉与重合——雪峰近年主要研究乡村治理与建设问题,我近年主要研究社会纠纷的解决机制问题——法治社会是我们共同关注的领域。如此一来,我们同是地缘社会、业缘社会、信缘社会的“会员”,“亲上加亲”,所以我们交谈起来轻松自如、亦庄亦谐。

    雪峰说他所在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多年来坚持“读书会”教学模式,效果很好,吸引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对此我非常感兴趣。这种“读书会”是在课堂教学之外,以研读经典文献的形式,将大学生们组织起来共同学习的教学形式。其内容,我凭记忆简要归纳如下:(1)成员及组织:成员以本校本专业学生为主,广泛吸纳周边各校学生;成员主要包括本科生和硕士生,每个年级分别组织读书分会,每个读书分会的规模在20人左右(他们正式运转的读书分会总是保持在6-7个)。(2)阅读内容:以本专业(他们是社会学专业)经典为主,兼及相关领域(例如马列经典、政治学、经济经、人类学、法学等)的经典,书目是自选与推荐相结合,兼顾读书会成员的个人志趣与实际需要。(3)读书时间:本科生相对自由,硕士生至少两年,无课时每天读书时间不少于10小时(他们基本上每天可以保持10小时左右在图书馆的读书时间)。(4)活动形式和内容:平时尽量集中进行竞赛式阅读(比方说集中于图书馆某一阅览室),每月读书分会(即年级读书会)召开读书汇报会,由指导老师主持(他们是贺雪峰教授主持)。汇报会上,每位会员都要汇报三项内容:读了哪些书,书的主要内容,一个月来的读书体会或遇到的困惑与问题。每人发言10-15分钟(他们的读书报告会,往往长达五至八个小时,硕士一年级的读书报告会一般都是从下午两点半开到晚上十一点多钟)。(5)教师的指导:指导老师主要起督促、检查、帮助作用。老师可以开出参考书目,但不是指令性的;老师对读书报告可以点评,但对报告内容不宜作简单的是非褒贬评判;老师提供网站(所在单位的官网)平台,供会员们交流讨论和发表读书报告。(6)读书与研究的关系:在参加读书会期,除读书报告之外,不提倡会员发表论文,这既是为了避免读书分心,也是为了避免写作“薄积厚发”,以致养成“无病呻吟、空洞无物”的坏习惯。

    在上述各项活动内容中,读书汇报会是关键,其作用有三个,一是检查,二是交流,三是指导。读书活动初期,同学们往往会有各种问题,并可能因此产生焦虑甚至恢心。老师及时有效的指导,不仅可以化解困惑,而且可以起到中途“加油”的作用。每次开过读书报告会,同学们往往象加满油的机器一样,在接下来一个月继续用功刻苦攻读。

    这样的读书会最后有什么效果呢?雪峰说,学生们普遍感到读书是最充实和幸福的事情,也颇有成就感。几年下来,有了一两百本经典著作的阅读,同学们就会有很高的从事学术研究的热情和信心,本科生考研究生,研究生考博,是读书会的普遍规律(仅仅2011年,他们读书会成员中就有13人考取博士生)。雪峰自豪地称他所在的“中心”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生的优质生源基地。

    雪峰式“读书会”所产生的奇效,我并不怀疑,但是否具有可复制性,我却有疑虑。比方我对雪峰说,你的成功有一种示范效应,而我没有,我也没有能力为会员提供考研考博深造的机会;社会学专业天生具有“社会性”,比较容易组织,我们法律史专业过于专深和冷僻,学生即使有兴趣,但大都并不想在此安身立命,我们法律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大都从事公务员或法律实务工作。此外他们很多人在校期间还有“天下第一考”(国家司法统一考试)在等着他们。这样,我们不忍心也做不到让他们把在校的大部分业余时间花在“读书会”的活动上面。事实上,我们也搞过“读书会”,但没有产生上述效果。

    对此,雪峰认为专业差异的存在是实情,但所有学生都需要“读书”、都必须“读书”这一点是相通的。读书会只是课外教学形式之一,它是自愿性的,只能聚集有志于此的优秀学生,而且只要因地制宜做到位,总会有收获与回报。

    细想起来,这种“读书会”还真是一种有效的教学形式。它有教育学中“合作学习”理论的理论根据,它是英国托·卡莱尔“书籍——当代真正的大学”信念的落实,是西方解释学认识论的运用——通过“读书”获得的“前设”和“前见”越多,对“现象”的认识或解释就越容易接近“本质”。在当下,它是医治大学生“浮躁病”的良药,是改变大学生“有思想无材料”写作通病的根本对策,也是对学生研习过度依赖网络的反动与匡正。

    我们中南法大有“法律文化研究院”,研究院有数量可观的研究生,完全可以变通学习“华中乡土派读书会”的做法,例如以硕士研究生为主体,吸收本科生博士生参与(我们的本科生太多而博士生太少)。但读书会要以“读书”为主题,而不要与学术论坛混为一谈。现在研究院搞的“读书会”,又称作“洪范论坛”某某期,说是读书报告会,但又指定专人作主题发言,这样把读书会弄得不伦不类,乃至给人“读书报告会”与“洪范论坛”两者都无以为继的感觉。读书报告会与学术论坛是各有一工的,不能混同。约在七年前,我们法律史学科(法律文化研究院2006年才成立)组织的课外研习形式主要有两种(两个层次):一是以硕士研究生为主的读书报告会,二是以博士生为主的学术论坛(当时叫“月旦法史”论坛,后来改称“洪范论坛”)。两者均有本校本科生及武大、华师等外校研究生参加。后来两者不知怎么混而不分了。现在应该是“返朴归真”,回归读书会和学术论坛两个层次的时候了。前不久范忠信教授回来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建议“洪范论坛”还可以以博士生的论文选题为主题进行研讨,此举一举两得,当为上策。

    社会学是“和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等社会科学并列的一门学问”(费孝通语),对于法学与社会学的关系,费孝通先生曾说,社会学是法学研究的起点。我再往前延伸一点,似乎可以说,历史学是社会学研究的起点。这样,“历史学—社会学—法学”就形成一个递进逻辑链的研究范式。对此怎么理解?

    就“社会学是法学研究的起点”来说,我的理解是,在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理论主导的语境下,法学研究——以研究国家强制性规则有效运行为鹄的,应该以社会学研究成果——探讨社会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为基础和前提。两者的联姻,形成了一个新的交叉学科——法律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的任务是考察法律在社会化过程中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方式和规律,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是“在社会中研究法律,通过法律来研究社会”,法律社会学方法为法学的研究特别是为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提供了一把“金钥匙”。我就是读着费老的《乡土中国》和雪峰的《新乡土中国》(2003年出版)开始我的解纷机制研究的。此外,法学与社会学的关系,还有一层是法学与现实的关系。对中国法律史的深入研究离不开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对法律史研究的动力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焦虑。”(陈景良教授语)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所有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都应该研究“社区”,因为制度也好,规律也好,始点与终点都载于“人们的生活”,而“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费老认为,社会学主要研究现实的“社区”,而历史学主要研究过去的“社区”。当然,社会学与历史学这种时间上的分工只是两者关系一面,而且是粗浅的一面。两者还有更深层的关系。例如列宁讲,对于任何一种科学研究来说,“最可靠、最必需、重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历史学考订事实、还原真相之功,疏理线索、总结规律之劳,可以为社会学乃至其它所有人文科学的研究提供某种“确定性”,自然是基础和前提。也许正是在这种普遍工具性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才说“历史科学”是他们知道的“唯一的科学”,克诺齐才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历史学是社会学研究的起点,社会学是法学研究的起点。这一主张我在很多场合讲过,这次我再次与雪峰谈起,雪峰深表赞同,我也因此获得了孔子说所说那种“心安”的愉悦心境。

    “酒逢知己无需多,话语投机千句少!”虽有好酒相待,但我因有车在手,不敢以身试法,所以只好以茶代酒象征性地敬劝雪峰喝酒,另请卉兵博士全力相陪。好在雪峰不胜酒力,加上有“只要感情有,什么都是酒”之类的拒酒辞释然,于是我就再次心安了。酒水同杯,题目中用“把盏”一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的谈资,除了教学与学术,更多的是往事旧情、逸闻趣事,同事同学、社会家庭。抚今追昔,愤世嫉俗,“话语投机千句少”,一点不夸张。等到酒店服务员敲门催促我们散席,说她们要打烊下班时,拿过手机一看,时间已过十点,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了五个小时。原定的照相和到雪峰办公室续谈的安排只好取消。

    《诗经·卫风》中说,有匪(斐,文采)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礼记·学记》中讲,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无论是个人成就,还是学科借鉴,雪峰身上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好在两地不远,来日方长,我期待着与雪峰的下一个五小时畅谈!

 

                陈会林 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文化研究院,2011.12.18



[①]贺雪峰教授是陈柏峰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博士导师,王启梁教授(云南大学法学院)的博士后合作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