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爱国：法律史学的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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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0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全国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徐爱国教授莅临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并以“法史学的前沿问题”为主题做专题讲座。本网转载时有删节。

徐爱国教授从历史的魅力、历史的尴尬和历史的未来三个方面，全面阐释了法史学在法学中的地位与作用，客观分析了法史学自身存在的局限，展望了法史学今后发展的健康方向，以开阔的视野、广博的学识和独特的视角，为法学院师生奉献了一场学术的盛宴。

徐爱国教授首先指出，无论是哪一个具体的学科，真正的学术问题都需要历史和理论的支撑，一个好的学者，理论与史学的素养是必不可少的。他以财税法为例，以非常独特的视角分析了英国、美国、法国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历程。英国革命的动因早在《大宪章》的时代就已经显现了，贵族希望限制国王随意征税的权力，将税收法定确立为基本的法治准则。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洛克在《政府论》中继续阐述了这一基本准则，论证没有人民的同意政府不得征税。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是殖民地人民同英国宗主就征收茶叶税问题发生了争议，殖民地因此出现了“茶党”，波士顿倾茶事件更是直接促成了殖民地人民独立意识的高涨。法国革命的起源是因为第三等级被课加了过重的税负，税收的不平等引发了第三等级同贵族的抗争。相比之下，英国的税收负担其实要比法国更重，但因为贵族们用和平的方式较早解决了同国王之间的征税争议，确立了税收法定的法治准则，英国才得以用相对更为温和、更少流血破坏的方式实现了近代化转型。

徐爱国教授指出，学术问题如果仅仅停留在跟风式的政策性研究，不去发掘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沿革，就难以成为恒久的真正的学术问题。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能为学术问题提供深厚的支撑，只有回到历史与理论，学术问题才能保持经久的生命力。历史的探索首先是合于人的本性的，人类具有寻找起源的本性，人类只有通过记忆和回忆才能明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其次，历史的探索也能帮助人类社会解决很多具体的实践危机，在人们无法找到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时，最直观的方法就是找到过去的先例、惯例作为根据，这样的解决之道不仅是简单直接的，也是客观有效的。 

徐爱国教授接着分析了当下法史学发展的尴尬现状。一方面，法学在逐步从一种教育活动演变成一种职业准备活动，法律史的课程越来越少，也不再受到过去那样的重视。另一方面，法史学也具有自己内在的局限性：史学学者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学术共同体，因为欠缺独立谋生的技能，不能自足地成长，史学往往会选择依附于其他群体，为其他群体的需要而主观地解释和剪裁历史；历史过于悠久、史学过于发达也可能形成历史包袱和实践中的惰性，史学群体的创新意识相对比较弱，有时甚至可能阻碍改革；史学也具有一定的非科学性，它不能充分寻求客观的真实性，而只能提供说服力。

最后，徐爱国教授细致分析了当下中国法史学四个分支学科的现状，指出在法史学研究中一直存在考据和义理两个不同的路径。相对于缺乏史料支撑、考据不足的坐而论道的法史学研究，利用新出土文献、地方志、司法档案这些史料来做扎实的考据研究，才是当下法史学中更需要加强的部分。徐爱国教授指出，今后的法史学需要更为扎实的部门法的制度史、思想史研究，这样的研究可以提升部门法学的学术品格，也可以让法史学克服自身的局限，弥合法史学同部门法学之间的隔阂，让法史学成为法学各个领域的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