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信仰迷茫的文化原因
范院林
信仰隶属于文化,信仰的生存也依赖于文化。目前,人们普遍感到的信仰迷茫,首先有其文化的深刻背景和原因。深入这种背景和原因,会十分有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积极的对策。
一,本土文化的多元并存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就本土文化而言,是多元并举的。虽然,多种文化之间的主次、轻重范围是不同的,但它同时对我们产生着影响,制约着我们的选择,规限着我们的信仰,这种文化大体可归结为三类:
伦理性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其他流派为末流的“一元”文化。儒派“轻数术,重伦理”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将文化“伦理化”。故而,可称之为“伦理性文化”。在这种文化体系中,伦理与政治是同构的,家国同质,家是国的微型形态,国是家的扩大形态,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个人与家的关系的合理外推。在这一文化体系中,所谓的参与政治,主要是把用之于家的伦理情感施之于国,政治活动始终没有从伦理活动中独立出去,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人们从事的是政治活动,贯通的却是伦理精神。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活动经历了一个土崩瓦解的过程。中国人传统上贯的文化优越感在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面前不复再有,其间,虽然也有些“洋为中用”、“中体西用”的调和主义和一些坚守传统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但却无碍于传统本土文化整体衰落。
但是,衰落并不等于消亡,事实上,传统文化仍以某种特定的形式支配、制约着人们的行为,特别是其被西方后工业文明文化从特定的角度和意义上重新加以阐释和发挥。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弊端和西方已进入后工业文明期的一些社会弊端在形式上的同构性,这种新“伦理文化“又找到了重生的土壤,并且大有重占文化霸权地位之势,在目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
政治性文化
在传统社会里,政治附于伦理而没有真正形成文化的霸主地位,当传统文化解体后,这种政治性文化才真正形成了。它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基于这一时代特殊的社会整合机制,政治占据了整个社会的“中心地位”,经济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是接受政治权力关系来进行的。在这种社会里,不是政治贯穿于伦理精神中,在这种体制下产生的文化具有极大的政治性,故可称之为“政治性文化”。
在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
时期,这种文化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是,它却仍然顽强的存在着,原因有:一、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解体,而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确立,经济体制的不确定性,必将导致社会政治结构及其相应思想观念的不确定性;从社会主体的角度看由于中国正处一个新旧体制转变的时期,两种体制下的社会主体直接重合,“向前看”是人的向往,“忆往昔”亦是人的情怀,何况有许多人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利益既得者,这就更加剧了政治性文化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
经济型文化
随着中国由计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政治中心”论已被“经济中心”论所代。经济活动成为一切社会活动的中心,经济成为决定政治、文化等的因素,文化完全被“经济化”。这种“经济性文化”完全是市场经济时代的产物,也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化。其人性基础是人性恶的物质利益驱动论,其核心是效率和效益的最优化组合原则,其价值取向是绝对的市场化价值取向。如果说理性文化和政治性文化还多少保留些精神追求,因而还有一些“神圣”的,那么,经济性文化则是地道的俗性文化。目前的中国,如果说以知识分子主体的精英阶层,在适应市场经济的大潮的同时,还力图保留和坚持人文精神的操守,还向往着一定的精神境界及与此相应的终极关怀;那么,众文化则是一种经济文化,在人性本能欲望的驱使下,这种文化几乎完全成了纯经济的躁动。
二,
多元文化挤压造成的信仰迷茫
文化亦如此,信仰岂能不迷茫。
第一个迷茫是信仰之文化不同。信仰首先需要有文化的家园,即信仰首先需要认同一种文化。而我们目前面对如此纷繁的文化现象,怎能实现信仰的“唯一”文化认同。
第二个迷茫是价值选择迷茫。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所以文化认同的困惑必然导致价值选择的迷茫,最后结果必然是信仰的迷茫与危机。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现实价值选择的迷茫,人们现实生活的一切都依赖于人们的实价值选择。然而,多元文化的并存给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同时树立了多种价值标准。整个社会失去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文化权威,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找不到唯一的解释标准。人们赖以解释自己行为的文化根基发生了分裂,这一切必将导致人们信仰上的迷茫。理想信仰中的理性因素,理想虽然高于现实,但它毕竟要根植于现实。面对着现实中的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及与之相对应的现实价值选择的迷茫,人们对未来、对理想生活的选择和规划又怎能不陷入迷茫呢?
迷茫虽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信仰的完全没有。暂时的迷茫终归有清醒的时候,而完全丧失信仰则预示着中华民族的灾难。历史总要前进,在向历史交昂贵的学费之后,我们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预着我们在文化上的新的曙光,也预示着新的“文化归宿”。但是“路漫漫兮其修远”,这一新曙光的不断充实、发展将是一个充满艰辛的过程,它需要吾辈不断地“上下求索”。
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这是我们的任务。
(原载《风采》第4期
199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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