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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正义感

　　我已对关于善的问题作出了说明，现在我要转到稳定性这个问题上来。我打算分两步来处理这个问题。在本章中，我要讨论一下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里的成员是怎样获得正义感的，并简单地考虑一下不同的道德观所规定的这种感情的相对力量问题。最后一章要研究一下一致性问题，就是说，正义感是否能同我们的关于善的观念结合起来，使两者一起发生作用，以维护正义的安排。应当记住：本章很大一部分只是个准备，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只是为了指出一些与哲学理论有关的比较基本的论点。首先，我要对井然有序的社会作出规定，并简略地谈一谈稳定性的含义。然后，我要概略地叙述一下正义感是怎样形成的，因为一旦正义的体制巩固地建立起来并被公认是正义的，正义感大概就会产生。还要稍稍讨论一下道德心理的原则；我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些原则就是相互关系原则，并把这一点同相对稳定性问题联系起来。这一章的最后要研究一下自然属性问题，有了这些属性，人才得到了关于平等正义的保证，同时也正是这些属性规定了平等的自然基础。

第69节关于井然有序的社会的概念

　　从一开始（第1节），我就把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描述为一个旨在促进其成员的善并受到一种普遍的正义观的有效支配的社会。因此，在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承认并且知道别人也承认同样的正义原则，同时，基本的社会体制也是符合并且众所周知是符合这些原则的。正义即公平理论就是为了适应这个关于社会的概念而提出来的。原始状态中的人必须假定所选定的原则是公开的，因此他们对正义观的评价必须根据它们作为普遍承认的标准而可能具有的作用（第23节）。有些正义观如果得到一些人甚至所有人的了解和遵守，也可能相当有效，但只要这一点不是众所周知的，它们就要被公开性条件所排除。我们还应该指出的是，有些原则是作为对人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的真正的普遍信念而得到赞同的，因此，所采用的正义观只有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才是可以接受的。没有必要去用神学的或先验的理论来支持它的原则，也没有必要去设想另一个世界，用它来补偿和纠正这两个原则在这个世界中所容许的不平等。无论我们知与不知，正义观都必须用我们的生活状况来证明它们是否正确。

　　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也是受到它的普遍的正义观的支配的。这一事实意味着这个社会的成员具有一种按照正义原则的要求来行动的强烈的、通常实际的欲望。因为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是在时间上持续存在的，所以它的正义观大概是稳定的，就是说，如果体制是正义的（由这个正义观规定的），那么参加这些安排的人就获得了相应的正义感和为维护这些安排而尽力的欲望。如果某种正义观往往会产生的正义感比较强烈，更有可能克服破坏性的倾向，如果这种正义观所承认的体制仅仅产生了不正义行动的比较微弱的冲动和诱惑，那么这种正义观就比别的正义观稳定。正义观的稳定性决定于动机的平衡：正义观所培育的正义感和它所鼓励的目标，一般说来都必定能战胜不正义的倾向。为了对正义观（及其所规定的井然有序的社会）；的稳定性作出估计，人们必须分析这些对立的倾向的相对力量。

　　稳定性显然是道德观的可取特征。在其他条件相等时，原始状态中的人将会采用对原则的比较稳定的安排。不管某种正义观由于其他原因而显得多么富于吸引力，但是如果道德心理的原则使它不能引起人们按照它去行动的欲望，那么它就是有严重缺陷的正义观。因此，在进一步论证正义即公平原则时，我要证明这种正义观要比其他可供选择的正义观稳定。就大多数情况来说，从稳定性出发的论据是迄今所举出的理由（第29节的理由除外）之外的理由。我希望更详尽地研究一下这个概念，这不但是为了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为了为讨论平等的基础和自由权优先之类的其他问题准备条件。

　　当然，稳定性标准不是决定性的标准。事实上，某些道德理论对这种标准完全不屑一顾，至少从对其所作的某些解释来看是这样。例如，据说边沁有时不但主张传统的功利原则，而且也主张心理上的利己主义原则。但是，如果人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是一条心理规律，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具有某种实际的正义感（由功利原则规定的正义感）。理想的立法者所能做到的，最多不过是设计出某些社会安排，使公民们从自我或集团利益的动机出发，认识到自己的行动应该符合最大限度地提高福利总量的做法。按照这种观念，由此产生的利益一致完全是人为的：它决定于推理的方法，而个人遵守体制安排，也完全是把这作为处理各自利害关系的一种手段。

　　正当和正义原则与人的动机之间的这种歧异是不平常的，虽然作为一种限制理由，它是有益的。大多数的传统理论认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所谓人性就是我们在生活于正义的体制之下并从中得益时所获得的一种采取正义行动的欲望。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那么正义观就是适合于人的心理倾向的。此外，如果最终证明正义行动的欲望是由合理的生活计划支配的，那么正义地去行动就是符合我们的部分的善的。在这种情况下，正义观和关于好的概念是一致的，这整个理论就是合适的。这一章的任务是要说明正义即公平理论是如何为自己提供论据的，并指出由于它更符合道德心理原则，所以它比其他的传统理论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为此，我要简单地介绍一下，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里，人怎样才能获得正义感和其他道德感情。最后，我们将不得不讨论一下某些相当抽象的心理问题；但我始终假定，关于世界的一般事实，包括基本的心理原则，都是原始状态中的人已经知道的，是他们作决定的依据。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我要在这里研究一下这些事实是如何影响原始协议的。

　　如果我对平衡和稳定概念谈几点意见，也许可以防止误解。这两个概念在理论上和数学上大可推敲，但我打算用直觉方法来使用它们。也许首先应该指出，它们适用于某种制度。国此，这是一个处于平衡状态的制度，只要它没有受到外力的冲击，达到了一种自始至终持续不变的状态，它就是一个稳定的制度。为了对某种平衡状态准确地作出规定，必须认真地划定这个制度的范围，清楚地说明它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点。有三件事是非做不可的：第一是要找到这个制度，并区别内部力量和外部力量；第二是要规定这个制度的状态，因为某种状态就是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点的某种外部表现形式；第三是要详细说明联系这些状态的规律。

　　某些制度并不具有平衡状态，而另一些制度则具有许多平衡状态。这些问题决定于制度的性质。无论何时，只要外来干扰所造成的对平衡的偏离使制度内部的一些力量发生了作用，而如果这种外来冲击又不是太大，这些力量往往会恢复这种平衡状态，那么这种平衡就是稳定的。相反，如果偏离平衡的运动激发了制度内部的一些力量，从而导致了甚至更大的变动，那么这种平衡就是不稳定的。制度的不同程度的稳定决定于那些可以用来使它们恢复平衡的内部力量。既然实际上所有的社会制度都要受到某种干扰，那么我们就不妨假定，如果由通常的干扰引起的对这些制度所选择的平衡地位的偏离诱发了一些力量，而这些力量又强大到足以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恢复平衡，或达到接近平衡的状态，那么这些制度就实际上是稳定的。这些规定不幸都模糊不清，但对我们的论题应该是有用的。

　　当然，这里有关的制度指的是与不同的正义观相应的井然有序的社会的基本结构。我们所关心的，是这个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复合体何时符合适当的正义原则，以及参加这个复合体的人们何时普遍知道它符合适当的正义原则。我们必须努力对这些制度的相对稳定性作出估计。现在我假定，这些安排的范围是按照关于独立自主的民族社会的概念来划定的。在适用于国际法的正义原则（第58节）产生之前，这个假定是不会过时的，但我不打算进一步讨论更广泛的国际法问题。同样有必要指出，就目前情况来说，应该根据基本结构的正义和个人的道德行为来对平衡和稳定作出规定。正义观的稳定性并不意味着井然有序的社会的体制和习惯不会改变。事实上，这种社会大概会包含巨大的多样性，并不时地采用一些不同的安排。在这种情况下，稳定性的意思就是，不管体制怎样变化，它们仍然是正义的，或者是接近正义的，因为可以根据新的社会环境来作出调整。对正义的不可避免的偏离得到了有效的纠正，或被制度内部的力量限制在可以容许的范围之内。在这些力量中，我认为社会成员的共同正义感具有一种根本的作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道德感情对于保证基本结构从正义来看的稳定性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我再来谈谈这些感情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大致地说，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主要的传统论点。第一种论点是在历史上由经验主义学说产生的，可在休谟和西奇威克的著作中找到。这种传统的最新发展的形式可以社会学习理论为代表。它的一个主要论点是，道德训练的目标是为了提供所缺少的动机：为做好事而做好事的欲望以及不做坏事的欲望。正当的行为是对别人和社会普遍有益的行为（这是由功利原则规定的），我们在采取这种行为时通常缺乏一种实际的动机，而错误的行为是对别人和社会普遍有害的行为，我们采取这种行为时通常具有一种足够的动机。社会必须设法弥补这种缺陷。父母和其他有权威的人的赞成和不赞成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在必要时可以用喜欢和不喜欢直到给予快乐和痛苦等办法来作为奖励和惩罚。最后，通过各种心理过程，我们获得了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的欲望。另一种论点是，遵守道德标准的欲望通常在早期生活中就产生了，那时候，我们还不十分理解这些标准的理由何在。实际上，有些人可能永远也不会懂得功利主义原则中这些标准的依据。其结果就是我们后来的道德感情有可能打上这种早期训练的烙印，而这种训练或多或少大致上形成了我们的本性。

　　弗洛伊德的理论在许多重要方面与这种观点有类似之处。他认为，儿童开始具有道德态度的过程是以恋母情结这种情境及其所产生的深刻冲突为中心的。有权威的人（这里指父母）所坚持的这种道德准则被儿童接受，是消除他的忧虑的最好办法，于是由此而产生的以超我为代表的态度就有可能是严厉和爱惩罚人的态度，反映了恋母情绪阶段所受到的压抑。这样，弗洛伊德的说明就证明了这样两个问题：一，道德学习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能够理解道德的合理根据之前的早期生活中就已产生了；二，道德学习通过以冲突和压抑为标志的心理过程获得了新的动机。实际上，弗洛伊德的学说生动地论证了这些特征。由此可见，由于父母和其他有权威的人在利用称赞和责备以及一般的奖励和惩罚时，必然会在种种方面误入歧途和自私自利，所以我们早年的未经验证的道德态度有可能在一些主要方面是非理性的和毫无道理的。以后生活中道德的进步，一部分是由于按照我们最终承认是正确的那些原则而纠正了这些态度的结果。

　　关于道德学习的另一种传统论点产生自唯理主义思想，并由卢梭和康德作了说明，有时还得到穆勒以及较近的皮亚杰的理论的说明。道德学习与其说是为了提供所缺少的动机，不如说是为了使我们的固有智慧和感情表现能力倾其自然地去自由发展。一旦理解能力趋于成熟，人们开始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并能采纳别人的观点，他们就能对规定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的相互利益作出正确的评价。我们具有一种天生的对别人的同情心，我们对同情和自制之乐具有一种天生的感受能力，而一旦我们根据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清楚地懂得了我们对自己的同伴的关系，这种同情心和感受能力就为表达我们的道德感情提供了基础。因此，这种传统论点把道德感情看作是充分了解我们的社会性的自然结果。

　　穆勒表达了如下观点：正义社会的安排对我们非常适宜，凡是社会明显需要的东西都像肉体需要一样被接受了下来。这种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是；人人都应根据彼此可以接受的互惠原则来体谅别人。如果我们的感情和我们同伴的感情格格不入，我们就会感到痛苦；这种社会性倾向适时地为道德感情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穆勒又补充说，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对正义原则负责，不会妨碍我们本性的发展。那样做反而可以实现我们的社会感情，同时，我们面对更大的善便能使我们控制自己的狭隘冲动。如果我们受到了约束，不是由于我们损害了别人的善，而只是由于别人不高兴，或是由于对我们来说他们的颐指气使的地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本性的发展才会受到妨碍。如果用别人的正义要求来说明道德禁令的理由，那么这种约束对我们没有任何害处，而应把它们看作是符合我们的善的。道德学习并不完全是一个要获得新动机的问题，因为一旦我们的智慧和感情表现能力得到了必要的发展，这些动机就会自动产生。由此可见，要充分理解道德观，就必须等待成熟；儿童对道德观的理解始终是原始的，他的道德观的特征在以后阶段就消失不见了。唯理主义的传统论点描绘了一种比较美妙的图景，因为它认为，正当原则和正义原则来自我们的本性，和我们的善并不矛盾，而另一种说明似乎并不含有这种保证。

　　我不打算对这两种道德学习观的相对优点进行评价。毫无疑问，这两者都有很多正确的方面，努力把它们自然地结合起来，似乎更为可取。必须着重指出的是；道德观是原则、理想和准则的一种极其复杂的结构，它包含思想、行为和感情的各个成分。当然，在道德观的发展过程中，还涉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学习，从强化作用和经典性条件反射，到高度抽象推理和对典型的精确理解，等等。每一种学习在某个时候大概都有其必要的任务。在下面几节中（第70节－第72节），我要概略地叙述一下道德的发展过程，因为在一个正在实现正义即公平原则的井然有序的社会里，这种过程可能发生。我唯一关心的就是这种特殊情况。因此，我的目的就是要指出一个人在这个特殊形态的井然有序的社会里成长时据以了解和喜爱正义原则的那些主要步骤。我认为这些步骤是以适用于社会安排的原则、理想和准则的全面设计的主要结构特征为标志的。我将要说明的是，我们必须把权威的、团体的以及原则的道德加以区别。对道德发展的说明自始至终是和应该予以学习的正义观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以这个理论的似乎合理性（即使不是正确性）为先决条件的。

　　为了防止误解，这里要顺便作一点说明，就像我在前面对经济理论所做的说明一样（第42节）。我们希望从心理角度对道德学习所作的说明是正确的，因而也是符合现有知识的。但是，把细节也考虑进去当然是不可能的；最多我也只能描述主要的轮廓。必须记住，以下讨论的目的是要研究稳定性问题，并把各种正义观在心理上的根源加以比较。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关于道德心理的一般事实是怎样影响在原始状态中对原则的选择的。除非心理学的说明是有缺陷的，使承认正义原则而不是承认功利标准这一点成了疑问，否则不会产生难以克服的困难。我还希望，进一步利用心理学理论不会证明是离题太远。这些问题中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对平等的基础作出说明。

第70节权威的道德

　　我把道德发展顺序的第一阶段称作权威的道德阶段。虽然权威的道德的某些方面在后来的几个阶段为某些特殊场合而被保留了，但我们可以把这种原始形态的道德看作是儿童的道德。我假定，正义感是这些年轻的社会成员在成长过程中逐步获得的。代代相传和对儿童进行道德态度（不管多么简单）的教育的必要性是人类生活的条件之一。

　　现在我要假定，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包括某种形式的家庭，从而假定儿童一开始就处于他们的父母的合法权威之下。当然，如果进一步地研究一下，家庭这种体制可能是有问题的，某地安排事实上也许更为可取。不过，对权威道德的说明在必要时大概可以予以调整，使之适应这些不同的安排。总之，儿童情况的特点就是他不能对有权威的人（这里指他的父母）向他提出来的准则和禁令是否正确这一点进行评价。他缺乏可据以向他们的指导提出挑战的知识与理解。实际上，儿童完全缺乏关于正当理由的概念，这个概念要到晚得多的时候才能获得。因此，他不可能有充分理由来怀疑父母禁令的适宜性。但是，既然我们假定这个社会是井然有序的，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复杂情况，我们也可以假定这些准则基本上是正确的。它们符合正义原则对家庭所规定的责任的合理解释。

　　我们可以假定，父母是爱儿童的，而儿童到时候也会开始热爱和信赖他的父母。儿童的这种变化是怎样产生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设想了下面的心理学原则：只有在父母首先明显爱儿童的情况下，儿童才会开始爱父母。因此，儿童行为的动力首先是某些本能和欲望，他的目的是受到合理的自私（从相当有限的意义上说的）支配的（如果能支配的话）。虽然儿童有爱的潜在可能性，但他对父母的爱是一种新的欲望，这种欲望的产生是由于他认识到他们显然爱他，同时他也从他们表达爱的行动中得到了好处。

　　父母对儿童的爱，表现在他们有关心他的明显意图，按照他的合理的自爱倾向来为他做事，并实现这些意图等方面。他们的爱表现在喜欢看到他在眼前，赞同他的能力意识和自尊意识。他们鼓励他去努力做好成长期中的各种任务，欢迎他独立自主。总之，爱另一个人不仅意味着关心他的要求和需要，而且也意味着确认他的自我价值意识。这样，父母对儿童的爱最后换得了儿童的爱。儿童的爱并不能帮助合理地说明下面的问题，即他不是作为一种实现他的最初自私目的的手段才爱他的父母的。怀着这样的目的，他可以表现得好像爱他们一样，这是可以想象的，但他这样做不会改变他的本来欲望。根据上述心理学原则，父母对儿童的明显的爱到时候便会产生一种新的感情。

　　有几种方法可以用来对这个心理规律的一些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例如，儿童承认父母对他的爱，不大可能直接促使儿童用爱来回报父母。我们可以假设如下的其他几个步骤：当父母对儿童的爱由于他们的明显意图而得到儿童的承认时，儿童就确信他具有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他由此意识到，由于他自身的缘故，他得到了在他看来是他的世界里的那些了不起的和强有力的人们的重视。他体会到父母之爱是无条件的；他们喜欢看到他在眼前，喜欢看到他的天真烂漫的行为，他们喜欢他，并不在于他循规蹈矩，做了对别人有利的事。到一定时候，儿童开始信赖他的父母，并信赖他周围的环境。这是他的人生之始，使他能够检验他的正在成熟的能力，在这期间，他始终得到他的父母的爱和鼓励的支持。他逐步地获得了各种技能，并培养起一种证明他的自尊的能力意识。就在这整个过程中，儿童对他的父母的爱发展起来了。他把他们同他在维持自己的世界时所获得的成功和欢乐联系起来，同他的自我价值意识联系起来。这就产生了他对他们的爱。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一下，儿童的爱和信赖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这里，必须记住权威地位的特征。儿童是没有他自己的批判标准的，因为他还不能以理性为根据来抛弃某些准则。如果他爱他的父母和信赖他的父母，他就必然会接受他们的禁令。他也会努力去模仿他们，认为他们的确是值得尊敬的，并且恪守他们所教导的准则。让我们假定，他们体现了高深的学问和力量，从而对儿童的要求提供了有力的榜样。因此，儿童接受了他们对他的评价，而在违反他们的禁令时，儿童也往往会像他们那样来对自己作出评价。当然，与此同时，他的欲望也会越出所许可的范围，否则，也就不需要这些准则了。因此，儿童感到父母的准则就是约束而可能会不予遵守。他终究会明白没有理由要去遵守这些约束；这些约束本身就是武断的清规戒律，而且他也没有任何要按别人的吩咐去做的原始倾向。然而，如果他的确爱他的父母并信赖他们，那么，一旦他经不起诱惑，他就倾向于对自己的过失采取和他们同样的态度。他会倾向于承认自己的违犯行为，并谋求和解。在这种种倾向中表现了（对权威的）犯罪感。没有这些倾向以及其他有关倾向，犯罪感就不会存在。但同样正确的是，没有这种犯罪感，则可能表明缺乏爱和信赖。考虑到权威地位的性质以及把道德态度和自然态度联系起来的道德心理学原则，一旦父母的禁令得不到服从，爱和信赖就会产生犯罪感。无可否认，就儿童的情况来说，有时很难把犯罪感和害怕惩罚尤其是害怕失去父母的爱区别开来。儿童缺乏用来理解道德差异的概念，这反映在他的行为中。然而，我已经假定，即使就儿童的情况来说，我们仍然能够把（对权威的）犯罪感同害怕和忧虑区分开来。

　　根据对权威道德的发展的这种概括的叙述，看来有利于儿童学习权威道德的条件如下：第一，父母必须爱儿童，并成为值得他崇拜的对象。这样，他们就在他的身上唤起了一种自我价值意识和成为他们那种人的欲望。第二，他们必须宣布适合儿童理解水平的明白易懂的（当然也是合理的）规定。另外，他们还应该说明提出这些儿童所能理解的禁令的理由。同时，如果这些禁令对他们也是适用的，他们也必须遵守。父母应该在他们所谆谆教导的道德方面作出榜样，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楚地说明这种道德的根本原则。这样做是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唤起儿童在以后接受这些原则的倾向，而且也是为了告知儿童在特殊情况下怎样解释这些原则。如果缺乏这些条件，尤其是如果父母的禁令不但是严厉和不正当的，而且是靠惩罚甚至肉体制裁来执行的，那么，道德的发展大概是不会发生的。儿童具有权威的道德，在于他在预见不到会有奖赏和惩罚的情况下愿意遵守某些准则，而这些准则不但在他看来基本上是武断的，而且在任何时候都不需要依靠他的原始倾向。如果说他获得了遵守这些禁令的欲望，那是由于他认为这些禁令是由一些强有力的人向他提出来的，而这些人得到他的爱和信赖，而且他们也是按这些禁令办事的。于是，他就得出结论说，这些禁令表达了某些行为方式，这些行为方式是他希望成为的那种人的特征。如果没有爱，没有榜样，没有指导，这些过程没有一个能够发生，而在靠强制性威胁和报复行为来维持的没有爱的关系中，是肯定不会发生的。

　　儿童的权威道德是原始的，因为就大多数情况来说，这种道德是由一系列准则组成的，他对于比较广泛的正当的和正义的安排是不能理解的，而在这种安排中，向他提出的各种规定是有理可据的。甚至一种已经发展了的权威道德（这些规定的根据可以从这种道德中得到了解）也表明了许多同样的特征，并包含了同样的善和恶。这里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权威人物，他得到人们的爱戴和信赖，或至少被认为是与他的地位相称的，一个人的责任就是绝对服从他的准则。考虑后果不是我们的事，这是那些有权威的人的事。宝贵的美德就是对权威人物的服从、谦恭和忠诚；主要的恶就是不服从、任性和轻率。我们应该按照所期望的去做，而不要去提什么问题，因为不这样就是表示怀疑和不信任，就是表示某种傲慢态度和猜疑倾向。显然，权威的道德必须从属于正当原则和正义原则，因为只有这些原则才能决定这些极端的要求或类似的限制在什么时候才是正当的。儿童的权威道德是暂时的，这是他的特殊地位和有限理解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此外，神学上的相同情况是一种特殊情况，从平等自由权原则来看，这种情况对社会的基本结构（第33节）是不适用的。因此，权威的道德在基本的社会安排中只有一种有限的作用、只有在所谈到的这种习惯做法的异乎寻常的要求，使给予某些人以领导和发号施令的权威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时，这种道德才是正当的。就所有情况而言，这种道德的适用范围是由正义原则决定的。

第71节团体的道德

　　道德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团体的道德阶段。这个阶段涉及视所说的团体而定的一系列广泛情况，甚至可以包括整个民族社会。儿童的权威道德主要是由一系列准则组成的，而团体道德的内容却是由一些适用于个人在他所属的各种团体里所担任的角色的一些道德标准决定的。这些标准包括关于道德的常识性规定以及为使这些规定适合于一个人的特殊地位而作的调整；它们是通过有权威的人或这个团体的其他成员的赞同或不赞同而使他产生印象的。因此，在这个阶段，家庭本身也被看作是一个小小的团体，通常由一种明确的层次来体现，其中每一个成员都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儿童长大了，他就要受到有关适合处于他那样地位的人的关于行为标准的教育。一个好儿子或好女儿的美德，通过父母以赞同和不赞同所表明的期望得到了说明或至少得到了传达。同样，还有学校和邻里这样的团体，以及诸如与同等人的游戏和竞赛之类的短期合作形式，但它们并不因为是短期的合作而就变得次要起来。人们在适应这些安排时，学到了一个好学生和好同学的美德，学到了一个好运动员和好伙伴的理想。这种道德观点扩大应用于以后生活中所采纳的各种理想，从而扩大应用于一个人在成年时的各种身份和职业、一个人的家庭地位，甚至一个人作为社会成员的地位。决定这些理想的内容的，是各种各样的关于好妻子和好丈夫、好朋友和好公民等观念。因此，团体的道德包括了许多理想，每一种理想都是按照适合于各自的地位和角色的方式而规定的。当我们按照地位顺序而在生活道路上前进时，我们对道德的理解在不断加深。相应的理想顺序要求不断提高理智判断和更强的道德识别能力。显然，某些理想比另一些理想也更全面，对个人的要求也完全不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不得不遵循某些理想必然要导致一种原则的道德。

　　这里所说的角色或地位是团体的角色和地位，因此，每一种具体的理想大概都要按照这些团体的目标和意图的具体情况来予以说明。到适当的时候，一个人就产生了一种关于整个合作制度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对团体及其所服务的目的作出了规定。他知道，别人由于他们在这个合作安排中的地位而各有所司。因此，他最后学会了采用他们的观点，并从他们的角度去看问题。要按照各种各样的观点去看问题，并把这些问题一起看作是某种合作安排的一些方面，这就需要智能的发展，而获得某种团体道德（以某种理想的结构为代表），正是以这种智能的发展为根据的，这样说看来似乎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如果我考察一下这种道德，这一系列必不可少的能力是十分复杂的。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承认别人的观点同我们的观点是不相同的。但我们不但必须知道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不同，而且还必须知道他们具有不同的要求和目的，具有不同的计划和动机；同时，我们也必须知道怎样从他们的言行和面部表情中去推测这些事实。其次，我们还必须发现这些观点的决定性特征，发现别人的主要要求和欲望是什么，他们的主要信念和看法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和评价他们的行动、意图和动机。除非我们能够发现这些主要因素，否则我们就不能把我们自己置于另一个人的地位，就不能弄清楚如果处于他的地位我们会怎样去做。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当然必须知道别人的真正观点是什么。但最后，即使我们已经对另一个人的情况有了了解，我们也仍然需要参照他的情况来适当地调整我们自己的行动。

　　最起码地做到这几点，至少对成人来说是容易的事，但对儿童来说可就困难了。毫无疑问，这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儿童的原始的权威道德准则通常是通过外部行为来表现的，为什么儿童在评价行为时多半忽略了动机和意图。儿童还没有掌握了解别人人格的艺术，即认识他们的信仰、意图和感情的艺术，因此，即使他知道上面说的那几点，他也不能对他们的行为作出解释。此外，他把自己置于他们的地位的能力还仍然是单纯的，而且可能把他引入歧途。因此，这些从最后的道德观点来看如此重要的因素，没有在最初阶段予以考虑，这是毫不奇怪的。但是，随着我们承担了一系列具有更复杂的权利和义务安排的、要求更高的角色，这些因素就逐步得到了考虑。相应的理想要求我们按照关于基本结构的观念所具有的含义，从更多角度去观察事物。

　　为了全面起见，我已提到了智力发展的这些方面。我不能更详尽地去考虑这些问题，但我应该指出，它们在获得道德观点的过程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对了解别人人格的艺术的掌握程度，必然会影响一个人在道德上的敏感性；而理解社会合作的错综复杂的情况，也是同样重要的。但光有这些能力还是不够的。有的人的计划纯粹是操纵性的，他一心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别人，如果说他并没有压倒一切的力量，那么他大概也同样具有这些技巧。劝诱手段和小动作需要同样的智能。因此，我们必须研究我们是怎样忠诚于我们的同伴以及后来又忠诚于一般的社会安排的。可以考察这样一个团体：它的普遍规则众所周知是正义的。参加这个安排的人受到友好和互相信任关系的约束，他们相信彼此都会尽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可以假定，这种感觉和态度是由于加入了这个团体才产生的。因此，如果一个人表现出他具有同情的能力，是由于他根据第一条心理学法则而学会了忠诚，那么，由于他的同伴显然打算去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他就对他们产生了友好感和信赖感。这个原则是又一条心理学法则。随着人们在一段时间内一个一个地或一批一批地（人数受到适当的限制）加入了这个团体，而如果加入团体较久的其他一些人又能克尽己责并遵循关于自己地位的理想，那么他们就学会了这种忠诚。因此，如果参加某种社会合作制度的人经常按照维护它的正义的（或公平的）规则的明显意图来行动，那么友好和互相信任的关系就势必会在他们中间发展起来，从而使他们更坚定不移地遵守这种安排。

　　一旦确立了这种关系，如果一个人未能尽责，他往往就会有（对团体的）犯罪感。这种感觉在各个方面都表现了出来，例如，如果造成了对别人的损害，这种犯罪感就表现为愿意为这种损害进行弥补（补偿），愿意承认自己所做的事是不公正的（错误的），并为此而道歉。犯罪感也表现在承认惩罚和指责是理所当然的，也表现在当别人同样未能尽责时发现比较难以对他们表示恼怒和愤慨。没有这些倾向，可能就是表明没有友好和互相信任的关系，表明准备在和别人交往时无视得到公认并被所有的人用来裁定他们的分歧的关于合法期望的标准和依据。没有这种犯罪感的人，不会对落在别人身上的负担而感到问心有愧，也不会由于背信使别人受骗上当而感到不安。但是，只要存在友好和信任关系，不能履行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往往会引起这种抑制作用和反作用。如果没有这种感情上的约束，同情和互相信任最多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正如在第一阶段对父母的某些自然态度发展起来一样，这里的友好和信任关系也在同伴之间发展了起来。在每一种情况下，某些自然态度构成了相应的道德感的基础：缺乏这种感觉，可能就是表明缺乏这种态度。

　　第二条心理学法则大概同第一条心理学法则一样是不可移易的。既然一个团体的各种安排被承认是正义的（同时正义原则的更复杂的作用得到了了解并被用来把理想规定得恰如其份），从而保证这个团体的全部成员从团体的活动中得到好处，并且知道他们得到了好处，那么，别人尽职这种行为就被认为是符合每个人的利益的。这里，遵守一个人的义务和责任的明显意图被看作是一种诚意，而承认这一点反过来又唤起了友好和信任感。到适当的时候，人人克尽己责的交互作用相互增强，直至达到某种平衡。但我们也可以假定，这个团体的新成员承认某些道德典范，即在各方面都得到称赞并高度地表现了与自己地位相称的理想的一些人。这些人显示了技巧和能力以及性格和气质的优点，而这一切吸引了我们，唤起了我们的欲望，使我们也想像他们那样，能够去做同样的事。产生这种效法欲望，一部分是由于把他们的属性看作是他们具有更多特权的地位的必备条件，但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原则的一种附带作用，因为我们喜欢看到更复杂更巧妙的活动表现，而这种表现往往会引起我们自己也去做这些事的欲望。因此，如果那些富有吸引力和令人钦佩的人，带着明显的意图，实现了一个正义团体的形形色色角色的理想，那么，这些理想就有可能为亲眼看到它们实现的那些人所接受。这些观念被看作是一种诚意，而他们所代表的活动也被表明是一种别人同样能够赏识的人类优点。上述两种心理过程和以前一样又出现了：别人按照确认我们福利的明显意图办事，与此同时，他们也表现了办事的才能和方法，从而吸引了我们，并唤起我们模仿他们的欲望。

　　团体的道德表现为许多形式，因所说的团体和角色的不同而不同。这些形式代表了许多复杂的层次。但是，如果我们从主要社会体制规定的、要求比较高的职位来考虑，正义原则就会被承认是对基本结构起了调节作用，并成为许多重要理想的内容。实际上，这些原则适用于人人都有的公民角色，因为每一个人，不仅仅是参加公共生活的那些人，都应该有关于共同善的政治观点。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有一种团体的道德，按照这种道德，社会的全体成员彼此都把对方看作是平等的人，看作是朋友和同事，大家一起加入一种众所周知是符合所有人利益并接受共同正义观指导的合作制度。这种道德的内容特点表现为合作的美德，即正义和公平、忠诚和信任、正直和大公无私这些美德。具有代表性的恶习就是贪婪和不公平、不诚实和欺诈、成见和偏私。在团体的成员中，沾染上这些毛病，往往会引起—方（对团体）的犯罪感和另一方的不满和义愤。只要我们忠诚于在一种正义的（或公平的）安排中同我们合作的那些人，这些道德态度是必然会存在的。

第72节原则的道德

　　如果一个人获得了比通过平等公民的理想表现出来的形式更复杂的团体道德，那么他必定对正义原则有了某种了解。他还显示了一种忠诚于许多具体的人和团体的感情，而且他愿意遵守适用于他的各种地位并通过社会的赞同和不赞同而得到维持的道德标准。他在和别人一起成为团体的成员并一心想要实行这些道德观之后，他所关心的就是如何为他的行动和目标赢得别人的承认。虽然这个人对正义原则有了了解，但至少在一定时间内，他遵守这些原则的动机似乎主要来自他对别人的友好和同情关系，来自他对取得广大社会认可的关心。现在，我想研究一下一个人忠诚于这些最高原则本身所经历的过程，这样，就像他在团体道德的早期阶段可能希望成为一个好人一样，现在他希望成为一个正义的人。去正义地行动和促进正义体制的观念，开始对他产生了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同以前的次要理想所具有的吸引力相类似。

　　在对这种原则的道德可能会怎样发生这一点进行推测时（这里所说的原则是指诸如在原始状态中得到考虑的那些基本原则），我们应该指出，团体的道德十分自然地导致了对正义标准的了解。无论如何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里，不仅这些标准规定了普遍的正义观，而且对政治事务有兴趣的公民以及拥有立法、司法和其他类似职位的人，必须经常地应用和解释这些原则。他们必须经常地采用别人的观点，这不仅是为了弄清楚他们将需要什么和可能做什么，而且也是为了在相互竞争的要求之间取得平衡，为了对团体道德的各种次要理想进行调整。实行正义原则，需要我们去采用四阶段序列（第31节）所规定的观点。我们应按照不同情况，采用制宪会议的观点，或立法机关的观点，或诸如此类的观点。最后，一个人就会掌握这些原则，了解它们所保证的价值以及它们使人人都得到好处的方式。这样，通过第三条心理学法则，就使这些原则得到了承认。这条法则说明，一旦爱和信赖的态度以及友好感情和互相信任的态度按照前面的两条心理学法则宣告产生，那么，承认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关心的那些人就是某种既定的并且持续存在的正义体制的受益者，往往会使我们产生相应的正义感。一旦我们认识到符合正义原则的社会安排如何促进了我们的善和促进了同我们一起加入团体的那些人的善，我们就产生了一种应用这些原则并按这些原则办事的欲望。到适当的时候，我们就能对正义的人类合作的理想进行正确的评价了。

　　正义感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使我们承认适用于我们并使我们和我们的同伴从中得益的正义体制。我们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维护这些安排。即使我们不会受到我们通过具体的伙伴之情的联系而予以利用的那些人的约束，但如果我们不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往往也会产生犯罪感。也许他们还不曾有足够的机会来表明他们愿意尽力的明显意图，因而根据第二条心理学法则，他们不是同情的对象。另一方面，所说的体制安排可能十分庞大，还不能普遍地建立起具体的约束。总之，把全体公民约束在一起，一般不是通过个人之间的同情关系，而是通过对普遍正义原则的承认。虽然每一个公民是某些公民的朋友，但任何一个公民绝不是所有公民的朋友。不过，他们对正义的共同忠诚，提供了他们可以用来裁定他们的分歧的一种统一的观点。其次，正义感产生了一种为建立（至少不是反对）正义体制，为按照正义的要求改革现存体制而努力的意愿。为了促进正义的安排，我们希望按照自然责任来办事。这种意愿不仅仅对确认我们的善的那些特定安排起了支持作用，它还为了更大团体的善而设法把这些安排所体现的观念扩大应用于其他情况。

　　当我们违反了我们的正义感时，我们就根据正义原则来说明我们的犯罪感。因此，对这种犯罪感的说明完全不同于对权威和团体的犯罪感的说明。现在，全面的道德发展已经实现，我们第一次体会到了严格意义上的犯罪感；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所有其他道德感情。就儿童的情况来说，他还不能理解道德理想的观念以及意图与动机的关系，因此，（对原则的）犯罪感的合适背景是不存在的。就团体的道德来说，道德感基本上决定于对特定个人或团体的友好和信任关系，而道德行为的根据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得到同伴们的赞同的。即使在这种道德要求的更高阶段，情况也可能仍然如此。如果个人按照自己的公民角色，充分了解了正义原则的内容，那就可以使他们按照这些原则来办事，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他们对一些特定个人负有义务，对自己的社会产生了忠诚。然而，一旦某种原则的道德得到了承认，道德态度就不再唯一地同特定个人和团体的福利和认可发生联系，而是决定于不顾这些偶然情况而选定的正当观。我们的道德感情表明，它们是不以我们世界的偶然情况而转移的，而这一点的意义在介绍原始状态及康德对原始状态的解释时已有说明。

　　但是，即使道德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不以偶然情况而转移的，我们对特定个人和团体的自然忠诚仍然占有一种适当的地位。因为在原则的道德范围内，早先产生的（对团体的）犯罪感和不满情绪以及对其他道德感的违反行为，现在引起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的犯罪感。在说明一个人的情绪时已经提到了相关的原则。然而，在存在友好和相互信任的自然关系时，这些道德感要比不存在这种关系时强烈。甚至在原则的道德阶段，现有的忠诚加深了犯罪感和义愤，或所要求的诸如此类的感情。假定这种加深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违反这些自然关系就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假定，合理的犯罪感（即按照真正的或合理的信念应用正确的道德观而产生的犯罪感）意味着我们的过错，而更大的犯罪感意味着更大的过错，那么，背信和辜负友谊等行为当然要特别予以禁止。如果违反对特定个人和团体的这种关系激起了更强烈的道德感，那就说明这种违反行为更严重。当然，欺诈和不忠永远是错误的，是同自然责任与义务背道而驰的。但是，它们未必总是同样错误的。在爱和友好的感情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它们的错误就更为严重，而这方面的考虑关系到制定恰当的优先规则问题。

　　我们终于产生了要按照某种正当和正义观办事的欲望，这初看起来似乎显得奇怪。道德原则怎么会约束我们的感情呢？正义即公平理论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几个答案。首先，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第25节），道德原则必然有某种内容。由于它们是由有理性的人选择来裁定互不相让的要求的，所以它们就规定了促进人类利益的商定办法。评价体制和行动的立足点就是它们能否达到这些目的；因此，像一个人每逢星期二不得抬头看天这种毫无意义的原则，就被看作是莫名其妙的不合理的限制而被抛弃。在原始状态中，有理性的人没有任何理由要去承认这种标准。其次，情况仍然是，只要人类之爱继续存在，正义感也会继续存在。我曾在前面（第30节）指出，如果爱的许多对象互相对立，善行义举也会不知所措。这就需要正义原则的指导。正义感和人类之爱的不同在于：后者是份外之事，不属于道德要求的范围。也不引起自然责任和义务原则所许可的豁免。然而，这两种感情的对象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同一个正义观规定的。只要其中的一种感情似乎是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那么另一种感情也会如此。此外，犯罪感和义愤是由于我们自己或第三方不正当地损害和剥夺了别人而引起的，我们的正义感同样也会因此而遭到损害。正义原则的内容说明了这一点。最后，康德对这些原则的解释表明，人们按照这些原则办事，就是表现了他们作为自由而平等的有理性的人的本性（第40节）。既然这样做是符合他们的善的，正义感就甚至更直接地以他们的福利为目标。它赞成那些使每一个人都能表现其共同本性的安排。事实上，如果没有某种共同的或部分一致的正义感，公民的友谊就不可能存在。因此，正义地去行动的欲望不是一种对与合理目标毫无关系的武断原则的盲目服从。

　　当然，我不应认为正义即公平理论是唯一的可以自然而然地对正义感作出解释的理论。正如西奇威克指出的那样，一个功利主义者决不认为自己仅仅是为了某种与人无关的法则而行动的，而是认为自己始终是为了得到他的某种同情的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福利而行动的。功利主义的观点，当然还有至善论，符合能够说明正义感情的特征从而使其在心理学上可以理解的条件。一种理论首先要能描述一种理想的正义状态，即提出一种关于井然有序的社会的概念，从而使实现这种状态并维持其存在的愿望与我们的善相一致，并与我们的自然感情同其始终。完全正义的社会应是理想的一部分，有理性的人一旦对这种理想有了充分的知识和经验，就会对它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为向往。正义原则的内容、正义原则产生的方式以及道德发展的各个阶段全都表明，在正义即公平理论中，这种解释是如何成立的。

　　因此，所谓纯粹自觉行动的原则似乎是荒谬的。首先，这种原则认为，最高的道德动机就是去做正当的和正义的事的欲望，而这样做仅仅是由于它是正当的和正义的，任何其他说明都不恰当；其次，虽然其他动机无疑也有其道德价值，例如希望去做正当的事，是由于这样做可以增进人类的幸福，或是由于这样做必然会促进平等，但同仅仅是为了做正当的事而做正当的事的欲望相比，这些欲望的道德价值较少。罗斯认为，正当感是对某种特殊的（无法分析的）东西的欲望，因为某种特殊的（无法分析的）性质表明了作为我们的责任的某些行动的特征。其他具有道德价值的欲望，虽然实际上是对必定与正当的东西相联系的事物的欲望，但它们不是对这正当的东西本身的欲望。不过，按照这种解释，正当感就缺乏任何明显的理由；它就像喜欢菜而不喜欢咖啡一样。虽然这种喜欢是存在的，但要用它来规定社会基本结构却是完全靠不住的；同时，它与正当判断的合理依据有着一种侥幸的必然联系，而正是由于在这种联系的掩盖之下，它同样是靠不住的。

　　但对一个了解并接受契约论的人来说，正义感作为一种欲望，和按照有理性的人在原始状态中可能赞同的原则办事的欲望，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这种原始状态使每一个人获得了作为一个道德的主体的平等代表权。它和按照表现人们作为平等而自由的有理性的人的本性的原则办事的欲望，也没有什么不同。正义原则同这些说明是一致的，这一点使我们能够对正义感作出某种可以接受的解释。我们借助于正义理论，懂得了道德感情怎样调节我们的生活，并通过关于道德原则的正式条件，把这个角色赋予它们。接受这些原则的指导，意味着我们希望按照一定的条件与别人共处，而这些条件从一种人人都可能认为是合理的观点来看，人人都会承认是公平的。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合作的人们的理想，对我们的感情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吸引力。

　　最后，我们还可以指出；原则的道德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与正当和正义感相一致，另一种形式则与人类之爱和自制相一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后者是份外的，而前者则不是。原则的道德在其关于正当和正义的通常形式中包含了权威道德和团体道德的优点。它规定了道德发展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所有次要的理想终于得到了理解，并通过相当一般的原则形成了一种合乎逻辑的体系。其他道德的优点，要在更广泛安排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说明和论证；它们各自的要求，要根据更全面的正义观所规定的优先次序来进行调整。份外的道德有两个方面，它们是由原则的道德要求被自愿超出的范围决定的。一方面，人类之爱表现在促进共同善方面，它大大超出了我们的自然责任和义务的范围。这种道德不是一般人的道德，它的特有的优点表现为善行、对别人的感情和要求的高度敏感、适当的谦卑和对自己的漠不关心。另一方面，最单纯的自制的道德，表现为从容不迫地去实现正当和正义的要求。如果个人在以严格的纪律和训练为先决条件的行动中表现出这种道德所特有的勇敢、大度和克己等优点，它就成了真正的份外的道德。个人要做到这一点，或者可以通过自由地取得为圆满地履行职责而要求具有这些优点的职务和地位，或者可以通过以符合正义的方式去寻求更高的目标而不囿于责任和义务的要求。因此，份外的道德，也就是圣徒和英雄的道德，同关于正当和正义的准则并不矛盾；它们的标志就是自己愿意接受与这些原则同其始终的目标，但又超出了这些原则所要求的范围。

第73节道德感情的特征

　　在下面几节中，我要更详尽地讨论关于道德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几个问题。道德感情的概念、三条心理学法则的性质以及这些法则赖以存在的过程，都需要予以进一步的评述。关于这些问题的第一个问题，我应该说明的是，我要把“感情”这个比较古老的词汇用于永久有序的各种起支配作用的倾向，如正义感和人类之爱（第30节），同时也用于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对特定个人或团体的持久忠诚。这样，道德感情和自然感情就全都有了。我用得更广泛的，是“态度”这个词。同感情一样，态度也是一些有序的道德倾向或自然倾向，但就这些倾向来说，它们不一定那么具有支配作用或持久。最后，我还打算用“道德感觉”和“道德情绪”这两个短语来说明我们在特定场合所体验到的感觉和情绪。我希望阐明道德感情、道德态度和道德感觉同相应的道德原则之间的关系。

　　说明道德感情的主要特征的最好办法，也许是研究一下在试图说明这些特征的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这些特征赖以显示的各种感觉。值得指出的是如何把这些特征互相区别开来，并把它们同有可能与之混淆不清的自然态度和感觉区别开来。因此，首先有以下几个问题：（1）如果在语言表达中也含有某种道德感觉及其各种重要的变化，那么，要用什么语言表达方式来予以表达？（2）某种特定感觉的特有的行为表现是什么，以及一个人显示自己的感觉的特有方式是什么？（3）与道德情绪联系在一起的特有知觉或动感（如果有的话）是什么？例如，当一个人发怒时，他可能会感到身上发热；他可能会哆嗦，并感到胃在收缩。他说话时可能会声音发抖；同时他也许会情不自禁地作出某些手势。如果对某种道德感觉来说确实存在这种特有的知觉和行为表现，那么它们还不能构成犯罪感、羞耻感、义愤感或诸如此类的感觉。这种特有的知觉和行为表现在某些情况下不一定也不足以使一个人感到有罪、羞耻或义愤。这并不否认，如果一个人竟由于犯罪感、羞耻感或义愤感而寝食不安，那么对这种不安的某些特有的知觉和行为表现也许就是必然的。但是，只要一个人老老实实地承认他感到有罪、羞耻或义愤，并承认他准备对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作出适当的解释（当然假定他认为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就常常足以使他产生这些感觉。

　　这最后一种考虑在把道德感觉互相区别开来并同其他情绪区别开来时引入了主要的问题，即（4）对产生道德感觉的必要的确定解释是什么？从对一种感觉到对另一种感觉，这些解释又如何不同？例如，当我们问一个人为什么他会有犯罪感时，我们想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呢？当然，不是任何回答都是可以接受的。仅仅提到所期待的惩罚，那是不够的；这也许可以用来说明恐惧或忧虑，但不能用来说明犯罪感。同样，提到一个人由于过去的行动而使自己遭到损害或不幸，这只是说明了后悔感，而不是犯罪感，更不是悔恨感。当然，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恐惧和忧虑常常伴随着犯罪感，但决不能把这些情绪同道德感觉混为一谈。因此，我们不应认为犯罪感就是恐惧、忧虑和后悔的一种莫名其妙的混合物。忧虑和恐惧根本不是道德感觉，而后悔只与关于我们自己的善的某种观点有关，它是由于不能以明智的方式促进我们的利益而引起的。甚至像神经过敏的犯罪感这类现象以及其他不符合标准情况的现象，都被认为是犯罪感，而不是仅仅由于这种对不符合标准的特别说明就被看作是不合理的恐惧和忧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始终认为，更深入的心理研究将会揭示（或已经揭示了）与其他犯罪感相关的类似之处。

　　一般说来，个人在对其感觉进行说明时引用某种道德概念及其有关原则，这是道德感觉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特征，也是把它们同自然态度区别开来的东西的一部分。他对自己感觉的说明，涉及一种公认的正确或错误。如果我们对此产生疑问，我们就有可能作为相反的例子提出种种不同的犯罪感来。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最初的犯罪感就是对权威的犯罪感，而我们在长大成人后，不可能没有所谓残余的犯罪感。例如，一个在严格的教派中长大的人可能一直被教导说，看戏是错误的。虽然他现在不再相信这种说教，但他告诉我们说，他在看戏时仍然有犯罪感。但这不是应有的犯罪感，因为他不会向任何人道歉，也不会决心不再看戏，等等。事实上，他倒是应该说，他有某种不自在的知觉和感觉等等，就像他在产生犯罪感时所感觉到的那样。因此，假定契约观点是正确的，对某些道德感觉的说明就要依赖于可能在原始状态中得到选择的正当原则，而其他的道德感觉则与关于好的概念相联系。例如，一个人感到有罪，是因为他知道他所拿的超过了他应得的那一份（他应得的一份是由某种正义的安排规定的），或者是因为他没有公平地对待别人。或者，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怯懦和没有说实话。他没有能按照自己决心要实现的道德价值观去行动（第68节）。把道德感觉互相区别开来的，是对它们的说明特地引用的那些原则和错误。就大多数情况来说，所有特有的知觉和行为表现都是相同的，都是心理上的失常，并具有这方面的共同特征。

　　值得指出的是，如果像通常那样对每种道德感觉都能给予适当的说明，那么同样的行动可能会同时产生不同的道德感觉。例如，一个进行欺骗的人可能会既感到有罪，又感到羞耻：他感到有罪，是因为他破坏了信任和不正当地推进自己的利益，他感到有罪，正是对别人所造成的损害的一种反应；他感到羞耻，是因为他利用这些手段就是向他自己（也向别人）证明了他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不可信赖的人，是一个用不正当的见不得人的手段来促进自己目标的人。作这些说明，需要不同的原则和价值观，以便把相应的感觉区别开来；但这两种说明经常都是适用的。这里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在一个具有某种道德感觉的人看来，他的说明不必全都正确；他只要承认这种说明就足够了。因此，一个人可能错误地以为他所享的超过了他应得的那一份。他可能是没有罪的。尽管如此，他仍然会感到有罪，因为他的说明可以说是正确的，即使他的说明是错误的，但他所表达的信念是真诚的。

　　其次，还有一组问题是关于道德态度与行动的关系的：（5）一个具有某种特定感觉的人的特有的意图、努力和倾向是什么？什么事是他希望做的，或发觉是他不能做的？一个发怒的人的特点就是想要反击，或使他所恼怒的人的目的不能实现。一个人如果为犯罪感所困扰，就会希望在将来正确地行动，从而力求相应地改变自己的行为。他会愿意承认自己所做的事，并要求重做，也会愿意接受责备和处罚；同时，如果别人做错了事，他也会发现自己不大能够谴责他们。这种特殊情况将决定这些倾向中的哪种倾向会得到实观；而我们也可以假定，可能被诱发出来的这类倾向随个人道德的不同而不同。例如，随着团体道德的理想和作用变得更复杂和要求更高，犯罪感的典型表现和合适的说明显然就会完全不同；而这些感觉反过来也不同于和原则的道德有关的情绪。在正义即公平理论中，这些不同首先是由相应的道德观点的内容来说明的。准则、理想和原则的结构表明需要什么样的说明。

　　另外，我们还可以问：（6）一个具有某种特定感觉的人料想别人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和反应？他怎样来预知他们将会对他作出反应，就像在他解释别人对他的行为时所持有的种种曲解所表明的那样？例如，一个感到有罪的人在承认自己的行动侵犯了别人的合法要求时，预料他们会对他的行动感到不满，并千方百计地对他进行惩罚。他还认为，第三方也会对他感到义愤。因此，一个感到有罪的人害怕别人的不满和义愤，害怕不知因此会带来什么后果。与此相反，一个感到羞耻的人预料会被人讥笑和蔑视。他没有达到人类优点的标准，而是懦弱无能，显得不配同与他抱有同样理想的其他人交往。他担心别人会同他断绝关系和把他抛弃，使他成为笑炳。正如犯罪感和羞耻感要用不同的原则来说明一样，它们也使我们预料到别人的不同态度。一般来说，有罪、不满和义愤要用关于正当的概念来说明，而羞耻、蔑视和嘲笑则要用关于好的概念来说明。这些观点显然可以扩大应用于责任感和义务感（如果有这种责任感和义务感的话），也可以扩大应用于应有的自豪和自我价值意识。

　　最后，我们还可以问：（7）对引起道德感觉的特有的行动诱因是什么，以及这种感觉的特有的解决办法是什么？这里存在着明显的道德情绪的差异。犯罪感和羞耻感的背景不同，克服的办法也不同，而这些不同反映了与它们有关的规定原则和它们特有的心理基础。例如，摆脱犯罪感的办法是补偿和使和解成为可能的宽恕；而摆脱羞耻感的办法则是证明缺点已经纠正，是重建对一个人的优点的信心。显然，不满和义愤也有它们特有的解决办法，因为不满是由于我们认为别人对我们的不公正待遇引起的，而义愤则与对别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有关。

　　然而，犯罪感和羞耻感的不同十分明显，因此，指出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与道德的各个方面的差异相一致，这是有帮助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对任何美德的破坏都可能引起羞耻；一个人只要珍视包括在他的各种优点中的行动方式就可以了（第67节）。与此类似，一件坏事如果使别人在某个方面受到损害，或使他们的权利遭到破坏，常常会造成犯罪。因此，有罪和羞耻反映了与别人的关系，也反映了必定会在所有道德行为中表现出来的与个人人格的关系。尽管如此，某些美德以及强调这些美德的道德，对关于某种感觉的观点来说，比对关于另一种感觉的观点更有代表性，因而关系也更为密切。尤其是，份外道德为羞耻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因为这些道德代表了更高级的道德优点，即人类之爱和自制，一个人在选择这些道德时要冒不能掌握它们的本性的危险。然而，在全面的道德观中，强调关于某种感觉的观点，而不那么强调关于另一种感觉的观点，这可能是一种错误。因为关于正当和正义的理论是以相互关系概念为基础的，而这种相互关系使自己的观点和其他平等的道德的主体的观点一致起来。这种相互关系所产生的结果是，这两种观点通常在大致相等的程度上表现了道德思想和道德感觉的特点。无论是对别人的关心还是对自己的关心，都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平衡是由正义原则决定的。如果这种平衡倾向某一方（如份外道德所表现的那种情况），那是自己的选择造成的，因为自己自由地选择了较大的一方。因此，虽然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和别人的观点看作是历史上某些道德所特有的观点，或某种全面观念内的某些观点，但任何完备的道德理论都是包括这两种观点的。如果这些观点互不相干，那么任何关于羞耻的道德或关于犯罪的道德只不过是某种道德观点的一部分而已。

　　我的这些看法强调了两点。第一，不应把道德态度与特有的知觉和行为表现（即使存在这种知觉和表现的话）混为一谈。对道德感觉需要作某种说明。因此，第二，所谓道德态度就是承认某些特定的道德美德；而规定这些美德的原则则被用来说明相应的感觉。用来说明不同情绪的判断，由解释这些情绪时所引用的标准来把它们互相区别开来。有罪和羞耻，悔恨和后悔，义愤和不满，要用属于道德的不同部分的原则或来自不同观点的原则来说明。任何伦理学理论都必须说明这些差异，并给它们以某种地位，虽然每一种伦理学理论大概都会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这样做。

第74节道德态度与自然态度的关系

　　我在概述正义感的发展时曾经指出，道德态度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它们与某些自然态度的关系。因此，在研究道德感觉时，我们应该问一问：与道德感觉有关的自然态度是什么？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另一个问题的转换。第一个问题问的是，在一个人没有某些道德感觉时，哪些自然态度被证明是不存在的；而第二个问题问的是，当一个人有了某种道德情绪时，哪些自然态度被证明是存在的。在概述道德发展的三个阶段时，我只讨论了第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转换会引起其他一些更困难的问题。我曾经认为，在权威地位的具体情况下，儿童对有权威的人的爱和信赖这种自然态度，在他违反了向他提出的禁令时导致了（对权威的）犯罪感。没有这种道德感觉，可能就是表明没有这种自然关系。同样，在团体道德的范围内，由于未能履行这个团体所公认的责任与义务，友好和互相信任这些自然态度产生了犯罪感。没有这些感觉可能就是意味着没有这种对团体的忠诚。决不能把这些见解误认为就是转换命题，因为尽管通常可以把义愤感和犯罪感看作是这种感情的证明，但对它们可以作别的解释。一般说来，道德原则由于种种原因而得到了确认，但对道德感觉来说，通常只要承认这些原则就够了。当然，根据契约理论，正当原则和正义原则是具有一定内容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里有一种观念，即可以把按照这些原则来行事看作就是从关心人类出发来行事，或为了别人的善来行事。这个事实是否就是表明，一个人的行动部分地是从某些自然态度出发（尤其是在这些态度涉及对特定个人的忠诚时如此），而不仅仅是从一般的同情和仁爱出发，这个问题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当然，前面关于道德发展的说明假定，对某些人的感情对于道德的获得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但是，这些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对以后的道德动机是必要的，这个问题仍可讨论，虽然我认为，如果这种忠诚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必不可少的，那倒是令人惊奇的。

　　自然态度与道德感情的关系可以表达如下：这些感情和态度都是有序系列的特有倾向，这些系列互相重叠，如果不存在某些道德感觉，也就是表明不存在某些自然关系。或者，换句话说，一旦出现了必要的道德发展，某些自然忠诚的存在，就必然产生某些道德情绪。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弄清楚何以会如此。如果A关心B，那么，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就是A对B所受到的危险感到担心，并努力帮助B。同样，如果C打算不正义地去对待B，那么A就会对C感到义愤，并试图使C的打算落空。在这两种情况下，A都有意要保护B的利益。此外，除非情况特殊，A会由于和B在一起而感到高兴，而如果B受到伤害或死去，A就会感到不胜悲痛。如果对B的伤害是A造成的，A就会感到悔恨。爱是一种感情，是感受和表现这些由具体场合引起的基本情绪并按照适当方式行动的一系列倾向。要证明自然态度和道德感情的关系，只要指出这样一点就行了：A由于伤害了B而感到悔根或由于侵犯了B的合法要求而感到有罪的倾向，或A由于C极力否定B的权利而感到义愤的倾向，同在别人面前感到高兴或在别人受苦时感到悲伤的倾向一样，在心理上与爱的自然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某些方面来说，道德感情更加复杂。完全的道德感情的先决条件，是了解和承认某些原则，是具有根据这些原则进行判断的能力。但是，如果假定情况的确如此，那么产生道德感觉的倾向似乎就同高兴的倾向和悲伤的倾向一样，成为自然感情的一部分。爱有时是通过悲伤表现出来的，有时是通过义愤表现出来的。无论哪一种感情，如果没有另一种感情，可能都是同样异乎寻常的。合理的道德原则的内容就是要使这些关系变得可以理解。

　　这种理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道德感觉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标准的特征。排除了道德感觉，也就是同时排除了某些自然态度。有些人若不是由于自私自利和利害关系的驱使，从来也没有按照他们的正义责任办事，在这些人当中，是不可能存在任何友好和互相信任的关系的。只要存在这种忠诚，正当地去行动的其他理由也会得到承认。这一点似乎是相当明显的。但从上述看法中也可以推定：除非是自己欺骗自己，利己主义者是不会感到不满和义愤的。如果有两个利己主义者，其中一个欺骗了另一个，而且这种欺骗行为又被发现了，那么他们俩谁都没有理由要感到不满。他们不承认正义原则，或从原始状态的观点看是合理的任何其他观念；他们也不会感到由于没有履行自己的责任而产生的犯罪感而就有所克制。我们知道，不满和义愤都是道德感觉，因此，它们是以承认正当原则和正义原则的说明作为前提的。但是，光靠假设是不能得到恰当的说明的。说自私自利的人不会感到不满和义愤，当然不是说他们彼此不会对对方感到恼怒和不快。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可能会对一个办事不公的人感到极为愤怒。但是，恼怒和不快不同于义愤和不满；义愤和不满是道德情绪，而恼怒和不快不是道德情绪。利己主义者可能会希望别人承认友好关系，并友好地对待他们，这也是不应否认的。但是，不应把这些欲望误认为就是爱的关系，因为爱的关系可以使一个人为自己的朋友去作出牺牲。毫无疑问，要区别不满和恼怒，区别表面的友谊和真正的友谊，是相当困难的。当然，如果从一时的行为来看，公开的表现和行动看起来可能是一样的。然而，从长远来看，通常还是能够看出区别来的。

　　因此，人们可能会说，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一个除非在自私和利害关系的驱使下从来不按正义的要求办事的人，不但没有友谊、爱和互相信任的关系，而且也不会感到不满和义愤。他缺乏某些特别基本的自然态度和道德感觉。换言之，一个缺乏正义感的人也就缺乏人性这个概念所包含的某些基本态度和能力。从关于不愉快的某种扩大了的含义看，这些道德感觉无可否认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我们无法做到既避免产生这些道德感觉的倾向，又不破坏我们的形象。这种倾向是爱和信任的代价，是友谊和情意的代价，是忠诚于我们从中得到好处并为人类的普遍利益服务的体制和传统的代价。此外，假定人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和向往，他们准备在追求自己的目标和理想时彼此把自己的要求强加给对方，就是说，只要在他们当中存在引起正义问题的条件，那么，在一定的诱惑和狂热之下，这种倾向不可避免地会得到实现。既然为目标和关于人类优点的理想所驱使；意味着有导致屈辱和羞耻的倾向。而没有导致屈辱和羞耻的倾向，就意味着没有这种目标和理想，那么，人们关于屈辱和羞耻还能够说的就是，它们是人性这个概念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缺乏正义感从而也缺乏产生犯罪感的倾向，他也就是缺乏某些基本的态度和能力，这一点不应被看作是按照正义的要求办事的一个理由。但它却具有这样的意义：懂得了如果没有正义感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懂得了缺乏正义感可能就是缺乏我们的部分人性——，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承认我们是具有这种感情的。

　　由此可见，道德感情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正常的部分。丧失了这些道德感情，也就是同时丧失了自然态度。我们还知道（第30节，第72节），道德感情是与这些态度同时存在的，就是说，人类之爱和维护共同善的欲望包括了正当和正义原则，把这些原则看作是规定它们的目标所必不可少的。这样说丝毫不是否认我们现有的道德感觉在许多方面可能是非理性的，是对我们的善有害的。弗洛伊德有一个观点是正确的，这个观点认为，这些态度往往是以惩罚为目的，而且是盲目的，它们体现了它们在首次获得权威地位时的许多比较严厉的方面。不满和义愤，犯罪感和悔很感，责任感和对别人的指责，常常以反常的和破坏性的形式出现，毫无道理地削弱了人的自发性和减少了人的欢乐。我所说的道德态度是人性的一部分，是指需要用正确的正当和正义原则来予以说明的那些态度。根本的道德观的合理性是一种必要的条件；因此，道德感情对我们本性的合宜性就决定于可能在原始状态中得到赞同的那些原则。这些原则规定了道德教育和对道德上赞同和不赞同的表达方式，就像它们决定了体制的设计一样。然而，即使正义感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里是人的自然态度的正常产物，也仍然可以说，我们当前的道德感觉有可能变得不合理和反复无常。不过，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的优点之一是，由于独断专行的权威不见了，这个社会的成员因良心压抑的负担而所受之苦要少得多。

第75节道德心理原则

　　我们必须根据对道德发展的概述，立即研究一下正义即公平的相对稳定性问题。但在这样做之前，我想就三条心理学法则说几句话。这将有助于对我们面前的这三条法则作出说明。它们代表了某些倾向，而且在其他条件相等时，它们都是有效的，这是不成问题的，因此可以把它们表述如下。　　

　　第一条法则：假定家庭体制是正义的，父母爱儿童，并通过关心他的善明显表示了他们的爱，那么，儿童在认识到父母对他的明显的爱时，也开始爱他们。

　　第二条法则：假定一个人表示同情的能力由于根据第一条法则学会忠诚而得到了实现，同时假定某种社会安排是正义的，而且众所周知是正义的，那么，这个人就产生了对这个团体中其他人的友好和信任的感情，而这些人也以明显的意图遵守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并按照他们的地位所具有的理想办事。

　　第三条法则：假定一个人表示同情的能力由于他根据前两条法则形成的忠诚而得到实现，同时假定社会体制是正义的，而且众所周知是正义的，那么，当这个人认识到他同他所关心的人是这些安排的受益者时，他就获得相应的正义感。

　　也许，这些法则（或倾向）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表述这些法则时把某种体制背景称作是正义的，而在后两条法则中，则称作众所周知是正义的。对任何正义观来说，道德心理原则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如果所用的正义观不同，对这些原则的表述也就不同。例如，关于正义的某种观点成了对相应感情的发展的部分说明；即使对这种心理过程的假设被理解为仅仅是心理理论的一部分，但这些假设却包括了某些道德概念。这一点似乎是明白易懂的，而如果假定伦理概念能够得到清楚的说明，那就不难明白何以会有这种心理法则。前面关于道德发展的概述，表明怎样才能弄清楚这些问题。毕竟，正义感是一种采纳道德观点并希望按道德观点办事的稳定倾向，至少在正义原则对道德观点作出规定的情况下是这样。这些原则关系到这种支配性感情的形成，这几乎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事实上，我们对道德学习的理解，不会大大超过我们对应该学习的道德观的理解，这似乎是可能的。同样。我们对我们如何学习我们语言的理解，是受到我们对我们语言的语法和语义结构的理解的限制的。正如心理语言学决定于语言学一样，道德学习的理论也决定于对道德性质及其各种形式的说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常识性概念，对理论目标来说是不够的。

　　毫无疑问，有些人宁愿社会理论不要去运用道德概念。例如，他们可能会希望用一些法则来说明感情方面的关系，这些法则有的涉及从事某一共同任务的人们之间相互影响的频率，有的涉及某些人采取主动或实行权威性指导的规律。例如，某个法则可能表明，只要平等是由公认的规则规定的，那么在共同合作的平等人之间，彼此的相互影响越频繁，他们之间的友好感情就越可能得到发展。另一条法则则可能认为，一个处于权威地位的人使用自己权力和指挥自己下属的次数越多，他们就对他越尊敬。但是，由于这些法则（或倾向）没有提到所说的安排的正义性（或公平性），它们所涉及的范围必然十分有限。作为另一个行使权威者的下属的那些人，对他的看法当然会有所不同，这决定于这整个安排是否正义，对于促进他们认为是自己的合法利益来说是否设计得很好。这一点对于平等人之间的合作也是同样适用的。体制是由公共规则体系规定的人类行为模式，而体制所规定的对官职和职位的占有，通常表明了某些意图和目标。社会安排是否正义以及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对社会感情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如何来看待另一个人接受或拒绝某种体制以及他改革或捍卫这一体制的努力。

　　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说，很大一部分社会理论不用任何道德概念也同样做得很好。明显的例子就是经济学。然而，经济学理论所涉及的情况是特殊的，因为人们通常可以假定一种关于规则和限制的固定结构，这些规则和限制规定了可供个人和公司选择的各种行动，而某些简单化的动机假定也似乎是十分合理的。价格理论（无论如何这个理论的一些比较基本的部分）就是一个例证。人们不是考虑买卖双方为什么要按照管理经济活动的法规去行动，也不是考虑选择机会是怎样形成的，或法律准则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就大多数情况来说，这些问题被认为是既定的，在一定的范围内，这种情况也并无不可。另一方面，所谓民主的经济理论，即把关于价格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扩大应用于政治过程的观点，尽管有其种种优点，也必须予以谨慎对待。任何关于宪法制度的理论，都不能把这些规则看作是既定的，也不能简单地假定它们会得到遵守。显然，政治过程主要是制定和修改规则的过程，是努力控制政府的立法和行政部门的过程。即使一切都是按照宪法程序来行事的，我们仍然需要说明为什么要接受这些程序。任何类似竞争性市场的限制，对这种情况都是不适用的。对于议会和行政首脑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许多违宪行动来说，并不存在任何一般意义上的法律制裁。因此，主要的政治行动者的行动指南，一部分就是他们认为是道德上可以允许的东西；既然任何宪法制衡制度都无法确立一种可以用来指导获得正义结果的过程的无形之手的支配力量，某种普遍的正义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看来，在正义的宪法制度下的正确的政治理论，就似乎必须包含说明道德感情如何影响政治事务行为的正义理论。我曾经联系非暴力抵抗力作用谈到了这个问题；这里只要补充这样一点就够了。对契约论的一个检验标准，就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这个目的。

　　关于心理学法则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些法则决定了属于我们最终目的的感情关系的变化。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指出：说明一种有意识的行动，就是要表明在已知我们的信念和现有选择办法的情况下，它是怎样与我们的生活计划或这个计划与当时情况有关的次要部分相一致的。常常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说明来做到这一点，就是说，做第一件事是为了得到第二件事，做第二件事是为了得到第三件事，等等，这个系列是无限的，最后达到了做前面所有事情的目的。在说明我们的各种行动时，我们可以引用许多不同的理由之链，鉴于生活计划的复杂性及其目标的多元性，这些理由在不同的时刻通常也就不再成为理由。此外，一个系列的理由可以具有几个不同的部分，因为一个行动可以用来促进一个以上的目标。促进这许多目标的活动是怎样排定的，它们彼此之间又是怎样取得平衡的，这要由生活计划本身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原则来决定。

　　不过，在我们的最终目标中，有我们对别人的忠诚，有我们对实现别人利益的兴趣，还有正义感。这三条心理学法则说明，在我们获得感情方面的联系时，我们的一系列欲望是如何开始有了新的最终目标的。应该把这些变化同我们形成中的派生欲望区别开来，因为这些欲望是更多知识和更多机会所产生的结果，还应该把这些变化同我们更具体地确定我们的现有需要区别开来。例如，一个希望去某地旅行的人被告知某一条路线是最佳路线。他在接受这个建议时，产生了向某个特定方向前进的欲望。对这种派生的欲望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它们是去做从现有证据来看将会最有效地实现我们当前目标的那种事情的欲望，它们随着知识和信念以及现有机会而发生改变。这三条心理学法则并不提供对这种意义上的欲望的合理解释；相反，它们说明了我们最终目标模式的改变，而这些目标是由于我们承认体制和别人的行动影响我们的善的方式而产生的。当然，一个目标究竟是最终目标还是派生目标，这常常是不容易确定的。只有根据一个人的合理的生活计划才能作出这种区别，但这个计划的结构甚至在他自己看来也并不总是很明显的。然而，对我们这里的论题来说，这种区别已经相当清楚了。

　　第三个看法是：这三条心理学法则不仅仅是关于联想或强化的原则。虽然它们同这些学习原则有某种类似之处，但它们认为，爱和友谊以及甚至正义感这些积极的感情，是从别人为了我们的善而行动的明显意图中产生的。因为我们认识到他们希望我们好，我们也就用关心他们的福利来作为回报。这样，我们就根据我们对他们如何影响我们的善而获得了对人和体制的忠诚。这里的基本思想是互惠的思想，是一种投桃报李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一个深刻的心理事实。没有这种倾向，我们的本性就可能十分不同，而富有成果的社会合作即使不会变得不可能存在，也会变得脆弱起来。一个有理性的人对大大影响自己的善的事情，当然不会无动于中；假定他对这些事情形成了某种态度，他不是获得了对它们的新的忠诚，就是获得了对它们的新的厌恶。如果我们以怨报德，或者竟然不喜欢那些公平待我们的人，或者厌恶促进了我们的善的活动，那么，任何社会都会立刻解体。具有不同心理的人，要么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要么必定是在进化过程中很快消失了。由对同样的报答形成的正义感的感受能力，看来可能是人类实际行动的一个条件。最稳定的正义观大概就是相应的正义感以这些倾向作为最坚实基础的正义观（第76节）。

　　最后，关于对整个道德发展的说明，再谈几点看法。依靠关于道德心理学的这三条原则，当然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更全面的说明可能要把不同的学习区别开来，从而区别工具性条件反射（强化作用）同经典性条件反射，以便有可能形成我们的情绪和感情。对模拟和仿效的考虑，以及对概念和原则的学习，可能也是必要的。没有理由否认这些学习形式的意义，然而，就我们的论题来说，这个三阶段图式可能已经足够了。只要道德学习把忠诚的形成作为最后目标而予以强调，对道德学习的概貌就类似于经验主义传统而突出了获得新动机的重要性。

　　道德学习与我们所说的理性主义观点，也有某些关系。首先，正义感是在与知识增长和理解加深相联系的阶段获得的。一个人必须养成关于社会的观念，而要获得正义的感情，还必须养成关于什么是正义和什么是不正义的观念。对别人的明显意图是在由关于自我及其地位的观点所解释的普遍体制的背景上来认识的。然而，我并没有认为这些发展阶段是固有的，或是由心理机制来决定的。各种天然倾向是否会影响这些阶段，这是一个我不曾讨论的问题。相反，倒是一种关于正当和正义的理论，被用来说明预期的发展过程可能会是怎样的。对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的安排方式，以及支配这整个安排的全部原则、理想和准则，提供了区分道德发展三阶段的方法。在一个由契约论支配的社会里，道德学习可能要遵循所提出来的这个次序，这似乎是有道理的。这些阶段决定于学习对象的结构，随着必要能力的实现，经历了由比较简单到比较复杂的过程。

　　最后，既然对道德学习的说明显然是以某种伦理学理论为基础的，那么，在什么意义上这些阶段的顺序体现了一种渐进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一种规定的顺序，这就显而易见了。正如人们逐步地制定出符合自己更大利益的合理的生活计划一样，他们也是逐步知道道德准则和理想是由他们在平等的原始状态中可能接受的原则产生的。伦理准则不再被认为仅仅是一种限制，而是被结合成一种合乎逻辑的观念。这些标准与人类愿望之间的关系现在得到了了解，人们认为他们的正义感就是他们的自然忠诚的延伸，是关心集体善的一种手段。许多具有自己不同终点的理由之链，不再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而是被视为一种系统观点的组成部分。然而，这些观点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正义理论。采纳一种不同的正义理论的人，会赞成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说明。但无论如何，某种正义观对说明道德学习无疑是有其应有地位的，即使这种正义观完全属于心理学理论范围，在哲学上并没有被承认是正确的，情况也仍然如此。

第76节相对稳定性问题

　　现在，我要就稳定性问题把正义即公平观和其他观念作一比较。回顾以下一点也许是有益的：稳定性问题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某种合作安排可能是不平衡的，更谈不上是稳定的。当然，从原始状态的观点看，正义原则总起来说是合理的；如果所有的人都遵守这些原则，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改善自己地位的希望，至少同他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可能有的前景相比较时是这样。普遍的利己主义代表了这种无协议效力的特点。然而，从任何一个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唯我独尊主义还是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的利己主义，都可能是比较好的。当然，考虑到原始状态的条件，这两者都不是审慎的选择（第23节）。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人倾向于这种选择，他有时就能利用别人的合作努力来使自己得到更大的利益。有相当多的人可能在尽他们自己的职责，因此，如果出现了特殊情况，使他们不能贡献自己的力量（人们也许不会感到少了他），他们也就可以左右逢源：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的利己主义就似乎得到了承认。

　　因此，正义的安排可能是不平衡的，因为公平地行动一般来说不是每个人对他的同伴的正义行动的最好回答。为了确保稳定，人们必须具有某种正义感，或者具有对由于他们未尽到责任而可能受到损失的那些人的某种关心，最好是两者都有。如果这些感情强烈到足以克服违反这些规则的倾向，正义的安排就是稳定的。这时，每个人都认为，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是对别人行动的正确回答。他们受到自己的正义感支配的合理的生活计划导致了这个结论。

　　我在前面说过，霍布斯把稳定性问题同政治义务问题联系了起来。人们可以把霍布斯所说的统治者看作是补充合作制度的一种机制，没有这种机制，合作制度就是不稳定的。对统治者的效能的普遍信念，消除了两种不稳定性（第42节）。这样，友好和互相信任的关系，以及对某种共同的通常有效的正义感的普遍认识，是怎样产生这个结果的，就显而易见了。考虑到这些自然态度和从事正义行动的欲望，任何人都不希望不公正地促进自己的利益而使别人受到损失；这一点消除了第一种不稳定性。同时，既然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这些倾向和感情是普遍而有效的，那么，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认为他必须为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而去违反这些规则；这样，第二种不稳定性也就同样是不存在的。当然，可能会发生某些侵犯行动，但它们一旦发生了，由于友谊和互相信任而产生的犯罪感以及正义感常常会使这种安排得到恢复。

　　此外，一个由普遍正义感支配的社会是天生稳定的：在其他条件相等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利于稳定的力量增强了（直到某种限度）。这种固有的稳定性是三条心理学法则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结果。其中一条法则的更有效的作用，加强了另外两条法则的作用。例如，在第二条法则导致更强烈的忠诚时，通过第三条法则而获得的正义感由于对正义体制的受益者的更大关心而得到了加强。反过来，更有效的正义感导致了一个人克尽己责的更可靠的意图，而认识到这一点又唤起了更强烈的友谊和信任感。另外，有了对自我价值的更坚定的信心，有了对第一条法则的更有利条件所产生的同情的更活跃的感受能力．由其他两条法则所决定的作用似乎同样得到了加强。反过来，已经培养了一种支配性的正义感并对自尊深信不疑的人，更有可能以明显的意图来关心他们的儿童。于是，这三条心理学法则一起维持了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的体制。

　　因此，正义即公平观是一种相当稳定的道德观，这一点似乎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在原始状态中所作的决定取决于比较：在其他条件相等时，优先选择的正义观是最稳定的正义观。最好我们应该把契约观点同在这方面与之分庭抗礼的所有观点作一比较，不过同以往一样，功利原则仍将是我的唯一考虑。为了做到这一点，回顾一下使心理学法则发生作用的三个因素是有益的，这三个因素就是：无条件地关心我们的善；清楚地意识到提出道德准则和理想的理由（通过说明和讲解以及提出准确而令人信服的理由的可能性来帮助提出理由）；承认遵循这些准则和理想并在社会安排中克尽己责的人，不但接受了这些准则，而且还通过他们的生活和性格，体现了引起我们赞佩和尊敬的人类善的形式（第7O节）。由此而产生的正义感越强烈，这三个因素实现的程度就越大。第一个因素使我们的自我价值意识变得更为鲜明，从而加强了投桃报李的倾向；第二个因素提出了道德观，使它易于理解；第三个因素表明这种道德观因其有吸引力而得到了恪守。因此，最稳定的正义观大概就是我们的理智认为清楚明白的正义观，它符合我们的善，它的基础不是否定自我，而是肯定自我。

　　不过，有几个情况表明，与正义即公平观相应的正义感，比其他正义观谆谆教导的感情更为强烈。首先，从契约观点来看，对别人和对符合我们的善的体制的无条件的关心要强烈得多。这个正义原则所包含的限制，保证了每一个人的平等自由权，并使我们确信，我们的要求甚至不会由于全社会的更大利益总和而遭到忽略或藐视。我们只须记住各种优先规则，记住康德的解释赋予差别原则的含义（即根本不应把人当作工具来看待）以及这个原则与博爱思想的关系（第23节，第17节）。正义即公平观的这些方面的作用，是为了提高相互关系原则的作用。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更加无条件地关心我们的善，以及别人更明确地拒绝利用偶然事件，必然会加强我们的自尊；而这种更大的善反过来也必然会通过投桃报李的方法导致对别人和体制的更亲密的关系。这些作用比功利原则的作用更加强烈，所以由此而产生的忠诚也应该更加强烈。

　　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与功利原则相配合的井然有序的社会来证明这种意见。在这里，这三条心理学法则必须予以改变。例如，第二条法则现在认为，人们倾向于发展对显然打算在合作安排中尽责的人的友好关系，而这些安排的目的众所周知是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利益总量或平均福利（不管用的是哪种不同说法）。无论是哪种情况，由此而产生的心理学法则似乎都不像以前那样合理。假定采用某些体制的基础是一种普遍的理解，即某些人的较大利益抵消了另一些人的较小损失。为什么比较幸运的人接受功利原则（两种形式中的任何一种）会使地位较不利的人对他们产生友好的感情呢？这种反应事实上似乎是相当令人惊异的，如果地位较有利的人认为更大的总（或平均）福利可能是他们得到满足的结果，从而坚持他们的要求，这种反应就尤其令人惊异。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相互关系的原则是起作用的，而求助于功利也只会引起怀疑。同正义原则所表达的对所有人的关心比较起来，通过把每个人算作一个人（即对每一个人的功利予以同等考虑）而对所有人表示的关心是不强烈的。因此，在一个受功利标准支配的井然有序的社会内产生的忠诚，可能会由于社会部门的不同而大不相同。随着稳定性的相应减少，有些集团可能很少会获得正义地去行动的欲望（这种欲望现在由功利主义原则规定）。

　　当然，在任何井然有序的社会中，各个社会集团的正义感的力量是不同的。然而，为了保证使相互关系把整个社会，即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结合在一起，人们不得不接受诸如正义的两个原则之类的原则。功利主义者何以要强调同情的能力，理由显而易见。没有从别人的较有利地位中得到好处的人，必定认同于较大的满足总（或平均）量，否则他们就不会有按照功利标准办事的欲望。这种利他主义倾向无疑是存在的。然而，同作为相互关系原则而被提出来的这三条心理学法则所产生的倾向相比，这种利他主义倾向可能不那么强烈，而对同情的认同作用的明显能力也似乎比较少见。因此，这些感情对社会基本结构的支撑作用较小。此外，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按功利主义观办事往往会破坏失败者的自尊，而尤其在他们本来就已比较不幸的情况下会产生这种作用（第29节）。如果把权威的道德看作是适用于整个社会秩序的道德，那么这种道德的特点就是要求为了更大的善而作出自我牺牲，就是反对个人和次要团体的价值。自我的空虚应在为更大目标服务时克服。这种理论可能由于其破坏性的结果而促使人们去自怨自艾。当然，功利主义还没有走到这种极端，但类似的作用是必然要发生的，这种作用会进一步削弱同情的能力，并改变感情关系的发展方向。相反，把别人的善看作就是自己的善，意识到别人所做的事就是我们自己的善的一部分（第79节），这种倾向在一个受正义即公平观指导的社会制度中可能是十分强烈的。但这一点之所以可能，完全是由于正义原则已经包含了这种相互关系的缘故。有了这些原则所提供的持久保证，人们就可以培养起一种构成人类之爱的基础的巩固的自我价值意识。如果直接求助于同情的能力，把它当作在缺乏相互关系时的正义行动的基础，功利原则不但比正义即公平观要求更高，而且也决定于不那么强烈和不那么共同的倾向。其他两个因素也影响了正义感的力量，即道德观的明晰性及其理想的吸引力。我将在下一章考虑后者。我打算在下一章指出，契约观点同与它对立的一些观点相比，更符合我们的善；这里我先采用这个结论，用它来进一步证明前面的意见。正义原则的更大的明晰性已经在前面考虑过了（第49节）。我曾经指出，同目的论相比，正义原则规定了一种明确的观念。相反，最大限度地提高福利总量或臻于至善的概念，是模糊不清、难以名状的。确定平等自由权在什么时候受到侵犯和根据差别原则来证实矛盾，要比确定不平等待遇是否会增进社会福利来得容易。这两个原则（以及各种优先规则）的比较明确的结构，使它们对人们的理智表现了更大的明确性，从而牢牢地掌握了人们的思想。为它们提出的各种解释和理由，可以更容易得到理解和承认；要求我们采取的行动，也可以更明确地用公认的标准来规定。因此，从所有的这三方面的考虑来看，契约观点似乎具有更大的稳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穆勒似乎也同意这个结论。他指出，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除非所有人的利益都得到考虑，否则人类社会就显然不可能有任何存在的基础。政治体制的改善消除了利益的对抗，也消除了使个人和阶级漠视彼此的要求的障碍和不平等。这种发展的自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人类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要与别人团结一致的感情。穆勒认为，如果这种心理状态得到完善，它就会使人产生一种欲望，只想去做那些对别人同样有利的事。人的自然需要之一就是他的感情与他的同胞的感情应该和谐一致。他想知道，他的目标和他们的目标不是对抗的，他不是要反对他们的善，而是要帮助实现他们的真正需要。

　　不过，穆勒在这里所描述的是按照差别原则（或某种类似标准）办事的欲望，而不是一种按照功利原则办事的欲望。穆勒没有注意到这个差异；但他似乎从直觉上认识到，如果在一个完全正义的社会里，人们的目标遵照人人都可接受的方式而协调一致，那么这个社会就可能是一个按正义原则所表达的相互关系概念来办事的社会。他的看法是与这样的一种思想一致的，这种思想就是：诱发人们的团结和同情这些自然感情的稳定的正义观，比功利主义标准更有可能体现这些原则。这个结论从穆勒对正义感的来源所作的描述中得到了证明，因为他认为，这种感情不仅来自同情，而且也来自自卫的自然本能和获取安全的欲望。这种双重来源表明，在他看来，正义在利他主义和自我要求之间建立了平衡，从而提出了相互关系的概念。契约论也可以取得同样的结果，但不是通过特别权衡两种对立倾向而取得的，而是通过最后导致适当的相互关系原则的理论推定而取得的。

　　在论证正义原则的更大的稳定性时，我曾经假定，某些心理学法则是真实的，或者是接近于真实的。除此以外，我不打算对稳定性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然而，我们可以指出：人们可能会问，人们是怎样获得这些心理学法则所描述的本性的。进化论可能认为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获得正义感和道德感觉的能力，就是人类对它在自然界的地位的适应。人类学家认为，某个人种的行为模式和获得这些行为模式的心理机制有其自身的特点，正如他们的身体结构有其显著的特点一样；同时这些行为模式也完全同器官和骨骼一样，经历了某种进化过程。对于生活在稳定的社会集团中的成员来说，遵守公平的合作安排和培养为维护这些安排所需要的感情的能力，是非常有用的，尤其在人们寿命很长和互相依赖的情况下，这种能力是非常有用的。这些条件保证在无数情况下彼此之间一贯得到遵守的正义对所有各方都是有益的。

　　然而，这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正义原则与进化倾向的关系是否比功利原则更为密切。如果选择始终是个人的选择和他们的子孙后代的选择，如果对各种道德行为方式的感知能力也是以遗传为基础的，那么，严格意义上的利他主义就立即显得好像普遍地限于同一家族和人们朝夕相见的较小团体。在这种情况下，作出巨大的自我牺牲的意愿，可能有利于一个人的子孙后代，因而往往会得到选择。现在再来谈谈另一个极端。如果一个社会在其与其他社会的关系中对职责以外的行动具有强烈的癖好，它就可能会危及自己特有文化的存在，它的成员也可能会有被人支配的危险。因此，可想而知，按照合理的仁爱的更广泛形式来办事的能力，可能会泯灭殆尽，而在亲属关系之外的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中，按正义原则和自然责任办事的能力，可能会得到赞同。我们还可以看到，作为维护自然责任的倾向以及作为对正义安排的稳定手段，这一系列道德感觉可能会发生演变。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正义原则就又一次获得了比较牢固的基础。

　　这些看法不是为了替契约观点提供辩护理由。赞成正义原则的主要依据已经提出。这里，我们只是检查一下已经采用的正义观是否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正义观，它是否并不那么不稳定，以致某种其他选择是否可能更好。现在我们触及了这个论据的第二部分，在这个部分中我们要问，以前所承认的事情是否可以重新考虑（第25节）。我并不是认为正义即公平观就是最稳定的正义观。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有远远超出我所概述的这种粗糙理论所包涵的理解力。得到一致同意的正义观只要相当稳定就行了。

第77节平等的基础

　　现在，我来谈谈平等的基础，即人们赖以得到符合正义原则的待遇的人的特征问题。我们对待动物的行为不是由这些原则指导的，或者说，人们是普遍这样认为的。那么，我们根据什么来区别人和其他动物，并认为正义的限制只适用于我们与人的关系呢？我们必须研究是什么决定了正义观的应用范围。

　　为了说明我们的问题，我们可以区分适用平等概念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把平等应用于管理作为公共规则体系的体制。就这一点来说，平等基本上是规则性的正义。它意味着按照同样情况同样处理之类准则（由法规和惯例规定）等等，来公正地应用规则和始终如一地解释规则（第38节）。这个层次上的平等，是常识性的正义概念中最少争议的成分。第二个层次，也是复杂得多的层次，是把平等应用于体制的实际结构。在这里，平等的含义是由要求人人都能得到平等的基本权利的正义原则明确规定的。大概这里不包括动物；动物当然也得到某种保护，但它们的情况和人的情况不同。不过，这种结果仍然没有得到说明。我们还需考虑哪些人应该得到关于正义的保证。这使我们达到了第三个层次，而正义问题正是在这个层次上产生的。

　　理所当然的答案似乎是：有权得到平等的正义的正是道德的主体。道德的主体的特征有二：首先，他们可以具有（并被认为具有）关于他们的善的观念（由合理的生活计划表达出来）；其次，他们可以具有（并被认为获得了）某种正义感，即至少在某种最低程度上应用正义原则并按照正义原则办事的一种通常有效的欲望。我们利用对原始状态中的人的描述，来挑出获选原则所适用的人。各方毕竟被认为是采用了这些标准来管理他们的共同体制和指导他们对彼此的行动；对他们的本性的说明，参与了这些原则赖以得到选择的推理。因此，平等的正义正是由于有了达成原始状态的普遍协议并按这种协议办事的人。应该指出，道德人格在这里被规定为在适当时候通常可以得到实现的一种可能性。正是这种可能性使正义的要求发挥了作用。下面我还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因此，我们知道，获得道德人格的能力，是有权得到平等正义的一个充分条件。除了这个必不可少的起码条件外，再也无需其他条件。至于道德人格是否也是一种必要条件，我不打算讨论。我姑且认为，人类的压倒多数都具有获得正义感的能力，因此，这个问题并不产生任何重大的实际问题。道德人格足以使一个人成为权利要求的主体，这—点至关重要。我们决不可误以为这种充分条件是始终得到满足的。即使这种能力是必要的，但要以此为根据而拒绝给予正义，这实际上可能是不明智的。这可能会使正义的体制遭到太大的危险。

　　应该着重指出：获得道德人格的能力，即获得平等的正义的充分条件，并不是十分严格的。如果一个人或者由于天生或者由于偶然而缺乏这种必要的潜在能力，这种情况就被看作是一种缺陷或损失。没有哪个种族或哪个得到承认的人群是缺乏这种属性的。只有极个别的人没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的极少实现和完全不能实现，是不正义的和条件极差的社会环境或偶然的不测事件所造成的结果。此外，虽然获得正义感的能力可以因人而异，但这不能成为剥夺那些具有较差能力的人受到正义的全面保护的理由。一旦某种最起码的条件得到满足，一个人就同其他任何人一样有权得到平等的正义。获得正义感的更大能力，如在应用正义原则和在特殊情况下列举论据时通过更大的熟练和灵巧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其他任何能力一样，是一种自然资产。一个人由于运用这种能力而得到的特殊利益，应由差别原则来决定。例如，如果某些人非常明显地具有为某些职位所需要的公正的美德，那么，他们当然就会得到理应与这些职位联系在一起的利益。然而，应用平等自由权原则，是不受这些差别的影响的。人们有时认为，基本权利和自由权理应随能力的不同而异，但正义即公平观否认这种看法：如果获得道德人格的起码条件得到了实现，一个人就应得到关于正义的全部保证。

　　对平等的基础的这一说明需要作几点评论。首先，有人也许会提出异议说，平等不能建立在自然属性的基础上。表明人人平等的自然特征，即人人（或相当多的人）都在同等程度上具有的自然特征，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希望坚持某种平等理论，我们似乎必须用另一种办法，即把它当作一种纯粹程序性原则来解释它。例如，说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就是说任何人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都不能要求得到特别优待。举证责任赞成平等：它规定了一种程序性的假定，即人人都应一视同仁。背离平等待遇的行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用适用于所有人的同一套原则来予以辩护和公正评判；必要的平等被认为就是互相履行义务的平等。

　　这种程序性的解释有几个难点。首先，这种解释不外是适用于最高层次的同样情况同样对待的准则以及对举证责任的规定。可以用什么理由来证明某些不平等是正当的，对彼此互相履行义务的平等并没有规定任何限制。真正的平等待遇没有得到任何保证，因为奴隶制度和种姓制度（举两个极端的例子）也许能符合这个观念。对平等的真正保证，在于正义原则的内容，而不在于这些程序性的假定。规定举证责任还是不够的。但进一步说，即使这种程序性的解释给体制规定了某些真正的限制，我们为什么要在某些情况下而不是在另一些情况下遵循这种程序，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当然，这种程序只适用于某一类人，然而是哪一类人呢？我们仍然需要为平等找到一个自然的基础，以便可以把这一类人识别出来。

　　此外，把平等建立在自然能力的基础上，不见得就会同某种平等主义观点格格不入。我们所必须做的，就是选择一个全距参数（姑且这样说），把平等的正义给予符合它的条件的那些人。例如，处于单位圆内的参数就是平面上的点的全距参数。这个圆内的各个点都具有这个参数，虽然它们的坐标在某个全距内是不同的。它们同样都具有这个参数，因为圆内的任何一点和其他任何一点都同样处于圆内。是否有某种合适的全距参数可以用来挑出把人当作同等人看待的那个方面，这个问题要由正义观来解决。但是，对原始状态中各方的描述找到了这个参数，同时正义原则也向我们保证，要像看待任何其他自然资产那样来看待这个全距内的能力的任何变化。不妨认为，是某种自然能力构成了平等的基础。

　　那么，认为以自然属性为平等的基础破坏了平等的正义这种说法，又怎么会似乎有理的呢？全距参数这个概念太明显了，不能视而不见。必须对它作进一步的说明。我认为，答案是：某种目的论常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如果正当的做法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满足的净差额，那么就应为达到这个目的来分配权利和义务。人们的有生产能力的不同技巧和获得满足的能力，也是这个问题的有关方面。最大限度地提高总的福利，说不定需要按照这些特征的变化来调整基本权利。当然，如果存在标准的功利主义前提，那么也就存在平等的倾向。然而，有关的问题是，就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来说，正确的自然基础和权利的适当分配都决定于功利原则。为不平等的基本权利辩护的能力是不同的，而允许这些不同，乃是伦理学理论的内容和这个内容就是一种追求最高标准的观念这一事实，而不是以自然属性作为平等的基础这个概念。我相信，仔细研究一下至善主义，也可得到同样的结论。但正义即公平观不是一种追求最高标准的理论。我们的目标不是去寻找自然特征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了某种最高要求，从而可以作为把公民分成不同等级的可能依据。虽然在自然属性的相关性问题上，契约观点同许多目的理论有一致之处，但为了规定平等权利，它对于自然属性的分配只需要远远不那么充分的前提。只要某种最起码的条件能够普遍地得到实现，这就够了。

　　还有几个问题也应该简单地提一下。首先，道德人格这个概念和最起码的必要条件，可能常常证明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如果说许多概念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模糊不清的，那么道德人格这个概念可能尤其如此。但我认为，这些问题最好是结合具体的道德问题来讨论。具体的道德问题的性质和现有的一般事实的结构，可能会使人想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富有成效的办法来。总之，决不可把某种正义观的模糊不清与基本权利随自然能力的不同而不同这种论点混为一谈。

　　我已说过，规定道德人格的最起码的条件是指能力，而不是指能力的实现。不管这种能力是否有待发展，一个人只要有了这种能力，他就应该得到正义原则的全面保护。既然婴幼儿被认为也拥有基本权利（通常由父母和监护人代替他们行使），那么，关于必要条件的这种解释，就似乎为配合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所需要。此外，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充分的这种看法，是同原始状态的假设性质一致的，也是同选择原则尽可能不要受偶然事件影响这个概念一致的。因此，完全有理由说：如果原始协议不是为了应付偶然情况，那就要保证能够参加原始协议的人得到平等的正义。

　　当然，这丝毫说不上是什么论据。我还不曾提出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的前提，这和我在讨论如何在原始状态中选择正义观时的情况不同，那时，我曾努力提出前提，不过做得不十分有力罢了。我也不曾去努力证明必须把对各方的描述用作平等的基础。相反，这种解释似乎是正义即公平观的自然完成。全面的讨论可能要谈到关于缺乏能力的各种特殊情况，关于儿童的情况，我业已联系家长式统治（第39节）作过简单的评论，有些人由于不幸、偶然事故或精神紧张而暂时丧失了他们的现实能力，对这些人的问题也可以同样看待。但有些人则是或多或少永久地被剥夺了道德人格，这些人的问题可能比较难办。我不能在这里研究这个问题，但我认为，关于平等的说明将不会受到重大的影响。

　　我想用几点概括的意见来结束这一节的讨论。首先，在平等的基础这个问题上契约观点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简明性是值得强调的。获得正义感的最起码的能力，保证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所有人的要求都应该用正义原则来裁定。为平等提供实证的，是关于人的本性的一般事实，而不仅仅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程序规则。平等也不需要先对人们的固有价值作出估计，不需要先对他们的关于善的观念的价值进行比较。能够给人以正义的人应该得到正义。

　　如果研究其他一些关于平等的说明，上述直截了当的主张的优点就更加显而易见了。例如，人们可能认为，平等的正义是指社会应对每个人实现他能够享受的最美好生活作出同等的贡献。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意见。然而，这种意见具有严重的缺点。首先，它不但需要有一种方法来估计生活计划的相对优点，而且它也必须先要有某种手段，来判断怎样才能算是对具有关于他们的善的不同观念的人作出了同等的贡献。应用这个标准所引起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更重大的缺点是：某些人的较大能力使他们产生更强烈的要求，而不考虑对别人的利益作出补偿。人们必须假定，自然资产的不同将会影响向具有不同生活计划的人给予同等帮助的必要手段。但是，这种平等观不但违反了互利原则，而且还意味着人们的要求的力量直接受到自然能力分配的影响，因而也就是受到从道德观点看纯属偶然的一些事件的影响。正义即公平理论中的平等基础避免了这些缺点。这里唯一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偶然事件，就是是否具有获得正义感的能力。通过把正义给予那些也能给予别人以正义的人，相互关系原则就在最高层次上得到了实现。

　　还有一种意见是：我们现在可以更全面地把两种平等观一致起来。有些作家把平等分为两种，即在某些善的分配方面所实行的平等（其中有些善几乎肯定会使受惠较多的人得到更高的地位和威望），和不管人们的社会地位如何而一视同仁地予以实行的平等。第一种平等是由第二个正义原则规定的，因为这个原则规定了组织结构和分配份额，从而使社会合作变得有效而又公平。但第二种平等则是基本的。它是由第一个正义原则和互相尊重之类的自然责任规定的；它是作为道德的主体所应该得到的。这种自然的平等基础说明了它的更深刻的意义。第一个原则比第二个原则优先，这就使我们能够避免用特定的方式去决定这些平等观的优劣，同时，按照原始状态的观点而提出的论据，也表明了这种优先是如何产生的（第82节）。

　　如果要始终如一地去应用公平机会原则，我们就必须在看人时不受他们的社会地位的影响。但是，这种意向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行？即使公平机会（按照对它们所作的规定）得到了实现，家庭似乎也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机会（第46节）。那么，是不是应该取消家庭呢？从家庭本身来看，同时也考虑到某种优先原则，平等机会的思想有朝这个方面发展的倾向。但从整个正义即公平理论来看，采取这个方针的迫切性不大。承认差别原则，就要对自由的平等制度所设想的社会不平等现象重新规定理由；如果博爱原则和补偿原则都能得到适当的重视，那么资产的自然分配和社会环境的偶然事件就能比较容易地得到承认。既然可以使这些差异对我们产生有利的作用，我们就比较容易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好运，而不会由于想到如果消除了所有的社会障碍，使我们同别人一样享有平等的机会，我们的处境本来可能会好得多之类的问题而感到沮丧。如果这种正义观是真正有效的，并且是得到公认的，那么，它似乎比其他正义观更能改变我们对社会的看法，并使我们听从自然秩序的安排和安于人类生活的条件。

　　最后，我们还应该回顾一下正义理论的范围。不但关于道德的许多方面不曾涉及，而且关于动物和自然界的其余部分的正当行为也不曾予以说明。正义观仅仅是道德观的一部分而已。虽然我并没有认为，为了负起正义的责任，获得正义感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的确似乎没有必要把严格的正义给予没有这种能力的生物。但这并不是说，关于它们或在我们与自然秩序的关系中，就根本没有任何要求。对动物残忍肯定是错误的，而消灭整个物种可能是一种巨大的罪恶。感知快乐和痛苦的能力，了解动物可能会有的生活方式的能力，显然规定了对动物的怜悯和人道的责任。我不打算说明这些经过深思熟虑的看法。它们不属于正义理论的研究范围，而且也似乎不可能把契约论扩大以便能够自然而然地把它们也包括进来。关于我们与动物和自然界的关系的正确观念，看来可能决定于某种关于自然秩序及我们在其中的地位的理论。形而上学的任务之一就是提出一种适合于这一目的世界观；它应能发现对这些问题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真理，并使之系统化。在多大程度上将不得不对正义即公平理论进行修正，使之适应这种内容更广泛的理论，这是无法说明的。但似乎有理由希望，如果它能对人与人之间的正义予以正确的说明，而这些更广泛的关系又得到了考虑，那么，它就不可能是过分荒诞不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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