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乐鑫：清末科举改制中的西史问答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23年第5期

作者：王乐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摘 要：清末科举改制，常考有关西史的题目。改制期间，考生答题时抄袭西书，拆解新报，持中史框架与本土语汇进行西史知识的“再生产”，其中充满了对西史的误读和想象。虽然时评对考生抄袭西书、新报多持否定态度，但此类西史读写客观上也对中西史学的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晚清中西国力的不对等造成了文化的不均势，一方面，考官、考生在进行历史比较时，不免以西方为参照系，对中史进行取舍，传统历史书写也由此逐渐“失位”；另一方面，学子在运用西史答卷的过程中，接触到“平权”、“民主”、“自由”、“进化”等新名词、新思想。这些西史问答深刻改变了他们的历史世界，客观上加快了中国历史“加入”世界历史的步伐，更影响了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化的进程。

关键词：科举改制； 策论； 西史东渐； 中外史学交流

 

1901年，清廷颁布并实行了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的科举新章，改制上谕规定“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生童岁科两考、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随之改革(1)《七月十六日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7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2页。。二场策题所考“西政”、“西艺”大多涉及“西史”(2)西史在科举新章中颇为重要。罗志田认为，当时梁启超所说“八股既废，数月以来，天下移风。数千万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所争讲的“万国之故”提示着科举新章的西学中仍是以史学居首。参见罗志田:《通史致用:简析近代史学地位的一度上升》，《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章清指出清末“史学”有被置于“西政”的情形。此时对“史学”的认知主要立足于“经世致用”，所关切的“外史”主要是列国富强之由。彼时历史知识范围与今日也不完全相同。参见章清:《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为应答试题中的“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³⁾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23页。，考官和学子不得不广览西史书籍，甚至旧派学人与乡村士子，也被迫与学堂学子、留学生一同步入新学知识体系，这在客观上刺激了国人对西方史地知识的需求。在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中，科举新章从制度层面鼓励讨论中外历史，是促进中外史学交流、会通的一个关键环节。

科举政策稍加变化，天下随之熙熙而动。科举改制期间，考官和考生根据译书、报刊中的西史知识，在清廷导向和策论文体下进行西史问答，其间充满了附会与想象。科举考察西史，一方面，客观上促进了广大读书人对西史的读写与接受，推动了中外史学的交流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另一方面，士子以“有用”为标准，率先选取西学中我国所固有的史学进行接引，择选中国历史中可与西学类比的部分加以发挥。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难免会造成对中西史学的误解。学界早有关注清末科举改制前后西书、新报、策论选本等出版物对西学的接引作用，并论及改考策论与近代知识转型之间的关系⁽⁴⁾参见刘龙心:《从科举到学堂——策论与晚清的知识转型(1901—190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7年第58期；章清:《“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艾尔曼:《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高远致、夏丽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但鲜有利用考卷探讨科举新章影响下读书人产生的西史读写行为⁽⁵⁾王艳娟、李少军主要以《中西策问大观》和《清代朱卷集成》中的西史题目为例，揭示科举改试策论接引西学之用，但并未就答卷和史学自身的转向进行探讨。参见王艳娟、李少军:《迎拒之间的选择:清末科举改试策论与西史接引》，《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本文拟通过解析科举改制中的西史问答，展现清末士子阅读、运用西史知识的具体情况及其“天下观”到“世界史”的思想转向，尝试回应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之间的衔接与断裂议题。

一、新章西史试题

考求西学知识迫在眉睫，“非读其政学书则无以考其立国之本，非读其艺学书则无以察其致富之源”⁽⁶⁾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320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第84页。，而“西政之属，以通知四国为第一义，故‘史志’居首”⁽⁷⁾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一，第124页。。新章举人王葆心在其所写的《经义策论要法》一书中对“西方政艺”详细解析，他根据改科举原奏所云“政如各国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刑律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明确指出“东西政治，详于东西之史，宜阅见今编译之本”的备考方案⁽⁸⁾王葆心:《经义策论要法》，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154页。。中国史学具有重镜鉴、贵贯通的传统，又受经世致用思潮“今必本夫古”的论述方式影响⁽⁹⁾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叙》，《魏源全集》第13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72页。，问西方政、艺时，十分注重其历史沿革，要求考生由中逮西、援古证今。又曰“西艺非要，西政为要”⁽¹⁰⁾张之洞:《劝学篇·序》，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页。，西学技艺非中国所固有，如物理、化学等，不经留洋，没有系统仪器实验教学，短期内根本无法通达⁽¹¹⁾吴汝纶:《答牛蔼如》，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89页。。科举考“作文”而非“做题”，西史内容最终还是为论文服务，答卷最终不过是对西方制度、学术渊源的简单梳理，或停留于粗浅的中西比附。典型西史的题目诸如:

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¹²⁾《光绪甲辰恩科会试闱墨·策》，宣统二年(1910)上海书局本，第5页。

西国学术导源希腊，其流派若何?学校废兴若何?教育名家孰为最著?宗旨孰优?方今博采良法，厘定学制，试陈劝学之策。⁽¹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二十七年(1901)辛丑恩正并科浙江乡试录》，《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1辑第107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第86页。

格致家以掘地代读史法，考地球有酷热、奇冷两世界，递分为洪水时代、古石代、新石代、黄铜代、铁代诸说，因而推究乎埃及、巴比伦、中国文字之源流。试以史传确证之策。⁽¹⁴⁾《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恩科湖北乡试录》，《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1辑第11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第166页。

欧洲用武之君，前有亚历山大崛起马基顿，后有拿破仑雄视法兰西，长驾远驭，势力皆震动全欧。而美之华盛顿尚平和主义，其武略不及两人，西人独推戴之勿衰，试评其优劣。⁽¹⁵⁾《苏州院试三志》，《申报》1904年3月29日，第3版。

概括而言，西史问答特点如下:

其一，注重中西历史比较，探求当下新政富强之策。考察西学目的在于“以彼国之所以得，证我国之所以失”⁽¹⁶⁾《浙江学政张奏报通省科试完竣情形折》，《申报》1903年9月21日，第12版。，知其治乱盛衰之故，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如此一来，势必要求考生比较中外历史以立论。考生提出解决策略之前需援引史实，详考源流，“看一史，而万国之形胜掌故可知厓略”⁽¹⁷⁾唐才常:《史学第一》，《湘学新报》1897年第1期。，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意味。如湖北壬寅乡试问俄、英、美三国政体利弊。汤化龙对三国创法初期历史及霸主侃侃而谈:“夫俄自大彼得辟疆土、拓国权，英自若尔治第二兴新学、开教化，美自华盛顿脱羁勒、定政体，蒸蒸炳炳，诚有日进无疆之势。”随后结合我国古史，倡导立宪政体，称“大君专制国政，为中外不易之理。极其病与其失，不过君主挟雄，悻贱黎庶，如嬴政、汉武之为”⁽¹⁸⁾《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二十七年(1901)辛丑恩正并科湖北乡试录》，《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1辑第11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第84-90页。。广东癸卯乡试问“如何兼采泰西农学，各任土宜，广种植以尽地力策”，唐恩溥引用太史公《货殖列传》叙述中国农业古国的历史源流，再与西方农学相比较，得考官“穷原竟委，酌古准今”的批语⁽¹⁹⁾《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恩科广东乡试录》，《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1辑第128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第450-454页。。再如湖北壬寅乡试问“泰西弧角法”中土有其法否?二者优劣为何?曾纪亨答卷首先详细梳理我国郭守敬、梅文鼎、李治为代表的古代算学史情况，再例举道咸之间戴鄂士创对数简法，夏紫笙开微积之先等简便新法，比照中西算学方法指出“中国论开方法极为详备也，西书惟代数术开方法为多”⁽²⁰⁾《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二十七年(1901)辛丑恩正并科湖北乡试录》，《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1辑第114册，第102-108页。。考题密切联系时务，以“有裨实用”为准则，紧扣“富强”议题，要求考生通贯西方政教源流，比较中西史事，为现实提供镜鉴。清廷一则希望士子能通贯古今，参照中西，继而镜鉴今日，图强自救；再则暗示西方亦有落后之历史，与今日中国多有相似之处，具有明确的观点导向性；三则反复申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引导考生不可妄自菲薄，厌中学为无用。

其二，史学承担了介绍各学知识源流的功能。因一般读书人吸收西学知识前已有中学根柢，接受新知时，自会以固有知识体系中与西学最相近的部分类比对接。在传统四部之学无法与西方科目径直榫接的情况下，史学走在诸学之先。清末，经古考试与乡试策论都是包容各学的场所，“经、史、子、集、兵、刑、礼、乐，与夫方舆、金石、小学、杂学、无所不包，随意可问”⁽²¹⁾《恭译本月二十日》，《申报》1896年12月27日，第1版。。欲明新学，往往从学史入手。1902年江南、福建乡试不约而同就中西格致提问:

欧洲格致，多源出中国，宜精研绝学，以为富强之基策。⁽²²⁾《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江南闱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广州鸿都阁本，第13页。

格致之学，中西异同，以中学驭西学策。⁽²³⁾《光绪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福建闱墨》，光绪二十八年(1902)上海焕文书局本，第53页。

答卷多从中国古代先秦诸子思想中探求中西历史的合和之道，“倒逼”历史人物回应当代困境。江南乡试解元曹清泉追溯格致之源，“考欧洲历代史”，认为“今泰西格致”与“周秦间诸子”诸书相吻合，是我国“固有之物”，进而阐发研求西人格致诸学自然可“富强骎骎甲欧亚”的观点⁽²⁴⁾《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江南闱墨》，第14页。。福建考生姚大钧则回溯“西国风气之开，在今数百年前，其声、光、化、电及天文、地舆、测算诸学，世称东来法，谓其与中学相仿佛”。姚氏以为“西学之同于中学者固多，而异于中学者亦不少”，最终扣题兼精中西之学可“驾西国而上之乎”⁽²⁵⁾《光绪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福建闱墨》，第53页。。此外，他省类似试题还有学子称希腊诸学派“其源流大要不出于墨子，此中西学派之所以同也”⁽²⁶⁾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二十七年(1901)辛丑恩正并科湖北乡试录》，《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1辑第114册，第75页。，墨子为“重学光学之所本”，有火轮车之思想；管子为矿学、农学先声；亢仓是“化学之开源”；关尹子是电学之萌芽⁽²⁷⁾《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浙江乡试录》，光绪二十九年(1903)本，第46页。。其中，福建解元林传甲认识稍深，斥责“释迦、基督，皆墨氏支流”的说法附会浅俗，无裨实用。他以为，不必“远溯庄、墨、关尹、亢仓、淮南，然后可证西学所自出”。远举我国周髀、九章、盐井制煤油、秦人制吸金等古法；近指康乾时期著作，谓:“恭读御制《律吕正义》，知声学原于黄钟；恭读御制《授时通考》，知化学有裨农政；恭读钦定《西域同文志》，知翻译为驭夷要图。”更在答卷中直斥“中国同文馆、制造局所译”是西方“五十年前陈法”⁽²⁸⁾《光绪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福建闱墨》，第7-9页。。诸如此类，已显示了清末士人对西史认识程度的层层递进，反映了当时从边缘重新走向中心的诸子之学对广大中下层士子产生影响的情况。到了1910年，彭作桢所作策论对近十年间诸子学之热已经有了总结性认识:

今人竞研究诸子矣。吾谓研究之法有数端:自西学输入，而读子者之识见一变，摭拾类似西学之词，谓吾国儒先已精此理，而究不免于穿凿附会。然其中有实与西学符者，别而择之，学者所有事也，是谓会通。中外人材，盛于战国，学术勃兴，各致其极，挟此见以读子，无往而不见其优长。不知诸子皆暇瑜互见，未可预设成心，致为所欺也。⁽²⁹⁾彭作桢:《诸子论》，《弃书》，北平:撷华印书局，1933年，第75-76页。

彭作桢所言已经对此类“先验”的思维与表述进行了反思。清末士人先持有外国框架，翻检古书，曲解了中国史籍的本意。民国学人对此有所反思，认为当时治学弊端之一即“求中国隐僻之书，以比附西方最新之说”⁽³⁰⁾胡朴安:《论今人治学之弊》，《国学周刊》1923年第14期。。清季以来，学人将中国学问与西洋学问进行比较时，常使用外国系统调理中国学问，误读误解，挟洋自重，亦为此后民国学术的发展埋下了隐患⁽³¹⁾桑兵指出:梁启超、刘师培、胡适等学者，“都曾经努力依照西学的分科体系重新梳理解释中国的固有学问，以求融会贯通，形成具有头绪条理的学说体系”。通过大量科举试卷来看，这种“用夷变夏”的思想在一般知识人中接受程度颇高，是当时的时代思潮。参见桑兵:《比较与比附——法制史研究的取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1919年，陈汉章在京师大学堂授课，自编讲义仍侧重从先秦诸子著作中寻找欧洲“声光化电，都是我国古已有之”的证据，“飞机先秦就有了，证据是列子说有飞车”。陈汉章在私下对学生茅盾解释道:

我明知我编的讲义，讲外国现代科学，在二千年前我国都已有了，是牵强附会。但为什么要这样编写呢?扬大汉之天声，说对了一半。鸦片战争以后，清廷畏洋人如虎，士林中养成一种崇拜外国的风气，牢不可破。中国人见洋人奴颜婢膝，实在可耻。忘记我国是文明古国，比洋人强得多。即如校长胡仁源，也是崇拜洋人的。我要打破这个风气，所以编了那样的讲义，聊当针砭。⁽³²⁾沈雁冰:《也算纪念》，象山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经史学家陈汉章》，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16页。

可见，陈汉章等学人明知自己是牵强附会，却故意为之。赵丰田总结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来源时认为，持此类附会之说者约分两类:“第一、确信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如彼之盛，以为今欲振兴，当谋复古。第二、虽信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之盛，而不必期施行于今日，然不如是言之，则不足以动人之听，坚人之信，免人之攻击，故亦为此托古之说也。”虽第二类人由于时代所局限，附会时议，但从另一角度也说明“中国古代思想影响力之大”⁽³³⁾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9年，第312、314页。。在当时道统崩坏的情况下，从历史资源中发掘符合近代科学的养料，亦为传统士人的自发之举，目的是树立国人的文化自信。这也使得传统思想资源因应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此时分科尚不明晰，难以分类的新学都暂归为史学中之一门。正如刘师培在乡试题习作中所说:历史学除“世界史”、“本国史”之外还有“学术史”，“犹中国正史、通史之外复有学案也”⁽³⁴⁾刘师培:《富强基于兴学，应比较中西学派性情风尚之异同，参互损益，以定教育之宗旨论》，万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扬州:广陵书社，2008年，第9页。。陈黻宸在《独史》中“拟约与各国合开一万国公史会”，各国政教、习俗、民业、物产皆在其交流范围⁽³⁵⁾陈黻宸:《独史》，《陈黻宸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68页。。故而掌故、舆地、算学、军械、矿务、农政等考题频繁出现于西学场，并非因为其新，反而是因其在中国史学系统中都能找到学源，为考官、考生所熟悉，容易接引。而“声、光、化、电”等紧迫新学，因场内不能试验，能应对者也寥寥无几，仅仅沦为“口头之语”掺杂在论说之间。

其三，多数考生、考官西学水平有限，西史问答多是对西方制度、学术渊源的简明梳理。清代策问出题本有不得偏僻的惯例，又是改制之初，考官、考生均处于摸索阶段，获取西学知识主要依靠坊间译书，对西史认知尚不深入，故出题也相对浅显。戊戌年间礼部就筹划在“闱中用书”增添译书:“新译各书，闱中亦需检阅，拟请饬下总理衙门，覆明专门考试，简明赅洽者，应书若干种，备齐咨送臣部。并颁发直省各一分，俟乡会试时，移送入闱，俾考官凭以发策。”⁽³⁶⁾《礼部尚书怀塔布等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27页。不仅考生需要场中夹带西书，考官于闱中一边阅卷，一边也需查西书批卷。时人多质疑八股出身考官出西学题、阅西学卷的能力。林传甲阅经古场试卷时感受到考官“能专一二门者，已可名家。此出题之难，较作题者尤难也”⁽³⁷⁾林传甲:《林传甲日记(上)》，况正兵、解旬灵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20页。。林氏作为福建乡试解元，向吴树梅之孙传授场中经验时直言:“第二场西学决无难题目，盖考官、同考官所弗学也。”⁽³⁸⁾林传甲:《林传甲致吴凤慈》，《求是斋牍存》(原札藏于新疆大学图书馆)，转引自颜世明、刘兰芬:《李盛铎、萧大猷、林传甲书札四通——清末书法家吴树梅门生手札研究之二》，《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改制后，俞陛云出任四川乡试副考官，祖父俞樾在与洪尔振的信中表示:“今年又值新章，五花八门，殊眩人目。恐其学识不足了之。”⁽³⁹⁾俞樾:《致洪尔振》，洪晨娜整理:《俞樾函札辑补》，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19页。吴汝纶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谈到“今改策论，而考官无学，阅八股尚不知高下，策论则向所未学，何能定其佳恶，不过胡乱取中而已”，劝其子不必在意科名⁽⁴⁰⁾吴汝纶:《谕儿书》，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第410页。。报纸也多讽刺八股考官无法衡校新章士子，《大公报》谓:“观各省题目便知主考学问，而士子闱墨情形更可想见。”⁽⁴¹⁾《时事要闻》，《大公报》1902年9月20日，第3版。《申报》亦有评论:“以时文试帖出身之州县官，忽令其校阅政治史事、天算地舆、格致制造诸学，吾恐不学无术者将生侥幸之心，而奇杰者流不免有明珠暗投之虑，于国家变法求才之意不亦大相刺谬哉?”⁽⁴²⁾《变更乡试同考官章程议》，《申报》1902年6月20日，第1版。细查新章题目，一如前文所举:问西国学术流派若何?教育名家为何人?⁽⁴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二十七年(1901)辛丑恩正并科浙江乡试录》，《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1辑第107册，第86页。西国科学要旨若何?⁽⁴⁴⁾《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恩科江西乡试录》，《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1辑第112册，第84页。大多只求士子有通识知识，能简述其历史渊源。

其四，通西不“背道”。科举改制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方针，考生既要明西学，又不能“主张过甚”，尺度不易把握。考官多恐此时风气初开，规程未定，少年士子“误入歧途”，注重对考生的思想引导。1902年浙江乡试主考朱益藩称:“改章之初，鉴别尤宜加慎”，“凡夫蹈于空疏，流为纰缪，背道而驰者，概摈弗录”⁽⁴⁵⁾朱益藩:《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二十七年(1901)辛丑恩正并科浙江乡试录·序》，《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1辑第107册，第11页。。1903年湖南乡试主考支恒荣取士时“以西学辅中学，而多才多艺之徒有必录。其有蔑视君亲，离经叛道，肆然为诡俶之论者，概摈弗取”⁽⁴⁶⁾支恒荣:《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湖南乡试录·序》，光绪二十九年(1903)本，第2-3页。。1903年广东主考达寿对较早接触新风的广东学子暗含警告之意:“粤东为滨海要区……其早开风气，于西学之利弊，当已如烛照数计，辨晰分明，决不至为奇说异言之所惑。”⁽⁴⁷⁾达寿:《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恩科广东乡试录·序》，《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1辑第128册，第371页。

据考官日记记载，考生常犯禁忌包括:蹈袭康梁书例、漫引西书、誉外太过、显悖圣教等等⁽⁴⁸⁾吕珮芬:《湘轺日记》，北平:北江旧庐，1937年，第1页。，甚至有“鄙夷中国则无一而可，至有称中朝为支那者”，但因被黜落，今不得见⁽⁴⁹⁾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史晓风整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20页。。中举者王葆心揣摩新章发现，对策引用的译本、报纸、教会书失平正、多谰言，“若漫然征采，毫无实际，既伤文体，且人云亦云，阅者厌之”⁽⁵⁰⁾王葆心:《经义策论要法》，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第1150-1151页。。清政府制定章程之初，就发觉“在上者极力提倡西学，而人心渐与之俱化，一旦泰西有事，恐不免从风而靡耳”，如果忽视经义而重考西务，无疑是在“驱民离叛”，即使早对革命、平权、宗教等“异说”有所警惕，却依然无法阻挡经史易位与西学东渐之大势⁽⁵¹⁾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第133页。。

二、西史挪用与再生产

同治以来，夹带禁网渐宽，“虽仍派有搜检官，不过循行故事”，“后则此声亦寂无闻，任士子之随意挟书矣”⁽⁵²⁾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70页。。科举改制后士子带书入场更为常态，时媒认为“泰西照印之法”夹带便宜，就算考问时务也无济于事，“不过就翻译诸书挟带之、钞撮之，以应试官之问而已”⁽⁵³⁾《恭译本月二十日》，《申报》1896年12月27日，第1版。。此后舆论屡屡批评策论夹带弊病，更对考官不能识别抄袭多有怨怼⁽⁵⁴⁾有关晚清搜检渐宽及甲午后“兼问时务”的情形，参见曹南屏:《阅读变迁与知识转型:晚清科举考试用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45-171页。。西书洋报在科举场中如何引用是改章前后的热门话题。严修早在1895年劝谕应试士子时就称:“未有雷同四句以上而不被黜者也。”⁽⁵⁵⁾严修:《劝谕应试士子四条》，陈鑫、杨传庆整理:《严修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92页。礼部拟定科举改制章程中亦明确规定:

向例策题五道，每道或十余条，或八九条，题目字数过多，故功令仅书第几问。士子对策无论空疏寡学者，固属依题敷衍，即实对者，亦不过钞袭坊本，剿说雷同。今既求实学，拟此后策士命题，每道约举一二事，字句无多，即可书写全题，俾士子切实敷陈，不致仍前空衍。⁽⁵⁶⁾《谨将变通科举各项考试事宜详拟章程恭呈御览》，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32页。

实际阅西学卷过程中，考官发现“看似渊博可喜，其实皆由钞袭而来，一为所动，便受其欺”⁽⁵⁷⁾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第220页。，究竟是西学行家还是门外汉，一般考官也不能分辨。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的理由之一就是考生“或泛览翻译之新书，或涉猎远近之报纸，亦能侈口而谈经济，挟策以干功名”，群相剽窃，阻碍学堂建设⁽⁵⁸⁾张之洞、袁世凯:《奏请递减科举折》，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04页。。科举废除后，刘绍宽仍把学生不抄写历史课本便不能下笔对答归于“多染策论习气，每一题到手，即妄行钞写”⁽⁵⁹⁾刘绍宽:《刘绍宽日记》第1册，方浦仁、陈盛奖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437页。。

士子应答西学场的知识来源主要为新书、新报。其中，新书又以史书类最为畅销。与西书相比，西报于考试更为便利处不止是文字晓畅，议论痛快，紧跟各国交涉时事，更在于报纸论说“体裁仍与科举时代试题相仿佛”⁽⁶⁰⁾雷瑨:《申报馆过去之状况》，《最近之五十年·五十年来之新闻业》，上海:申报馆，1923年，第27页。。时人多认为学子搜罗坊肆书报成卷将导致无法选拔真人才。一部力求公允的“信史”脱离原作者后，其暗含的价值判断常常被考生有意曲解或无限放大，以达到“以论带史”的答题效果。以黄遵宪《日本国志》在新章策论题中的应用为例，1902年湖北乡试题问日本新政，刘邦骥试卷举证日本维新源流一段系引自《日本国志·国统志三》。刘卷言:

日本自将军主政六七百载，王室之微甚于赘旒。天下之食租衣税者，臣将军之臣也，民将军之民也，知有将军而不知有王室也，久矣。自亲藩源光国始编《大日本史》，立将军传、家臣传，斥武门、黜慕府，以隐寓《春秋》尊王之义。其后，山县昌贞、高山正之、蒲生君平，或雪新亭之涕，或效箕子之狂，著书立说皆以《春秋》尊王大义，激动人心，继而源松苗作《国史略》，赖襄作《日本政记》、《日本外史》，崇王黜霸，《春秋》之义益张。⁽⁶¹⁾《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光绪二十六年(1900)补行庚子二十七年(1901)辛丑恩正并科湖北乡试录》，《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1辑第114册，第92-93页。

《日本国志》原文为:

自将军主政六七百载，王室之危甚于赘旒……举国之食租衣税者，臣将军之臣，民将军之民久矣，夫不复知有王室矣……源光国始编《大日本史》，立将军传、家臣传，以隐寓斥武门、尊王室之意……其后，山县昌贞、高山正之、蒲生君平，或佯狂涕泣，或微言刺讥，皆以尊王之意鼓煽人心……既而源松苗作《国史略》，赖襄作《日本政记》、《日本外史》，崇王黜霸……而尊王之义浸淫渐渍于人心，固已久矣。⁽⁶²⁾黄遵宪:《日本国志》，陈铮主编:《黄遵宪集》(四)，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587-1588页。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志》在甲午后已较为畅销，考官未必不知大段摘引源自何书，却未伤其中举。获评“识能见远”、“论不苟同”，或许其议论与宗旨更是他被选中的原因。出题诱导一切事宜均仿效西法会导致过犹不及，刘邦骥就将日本维新之功归于中学，称“日本新政之行之最先而成效最著者，非西法也，乃中学也”，日本史书从《春秋》中吸收的“尊王大义”才是其攘夷维新的基础⁽⁶³⁾《清光绪二十八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壬寅补行庚子二十七年(1901)辛丑恩正并科湖北乡试录》，《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1辑第114册，第92-93页。。

黄遵宪作为开明先驱，对民主政体的认识正处于发展中，思想在游学前后产生了巨大改变。本场乡试同年，黄遵宪给梁启超的信中已明确表示，在读过卢梭、孟德斯鸠书后，思想已为之一变。就算早期黄遵宪对日本“悉从西法”和伦常纲纪等问题持较为保守态度，但他正文部分的“实录”撰写原则，以及对明治维新外交、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认可，都在刘邦骥迎合题干的书写下隐秘无踪。刘邦骥对原文虽未作大幅度改写，但通过捕捉黄氏“尊王攘夷”的赞赏，精准选段、重新编排，再造新文本已与原本的思想剥离。

考官同样需要查阅西书寻求出题灵感，湖南癸卯乡试中“国债”一题，便是考官吕珮芬依据《原富》所出:

国债一事中国列史不经见，而英法二国当庚寅辛卯间，英之债至六百八十兆镑，法之债至一千二百六十五兆镑，中国较英得三之一，较法得六之一，而英法未尝言疲，则中国所以处此者，必有道可历言其清逋之法与兴利之方策。⁽⁶⁴⁾《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湖南乡试录》，第8-9页。

考生面对“中史”所无的新词，自要从“西史”中寻找答案。乡试录所选徐崇立卷，场中秘笈也是《日本国志》。

两相对照，可见该卷是将《食货志四·国债》篇编排剪裁而成。例如徐崇立卷中一段答:

尝考泰西诸国，莫不有国债。债之巨者，以本额计，至八亿万镑之多；以利息计，乃至岁出二千七百万镑；以全岁所入计，乃至尽五六年、或七八年、或十余年犹不足以偿；以全国户口计，乃至每人负债一百一十余银圆，可谓多矣。⁽⁶⁵⁾《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湖南乡试录》，第33-34页。

黄遵宪《日本国志》原文为:

顾余考泰西诸国，莫不有国债。债之巨者，以本额计，至八亿万磅之多；以利息计，乃至岁出二千七百万磅；以全国岁入计，乃至尽五六年、或七八年、或十余年犹不足以偿；以全国户口计，乃至每人负债一百一十余元，可谓夥矣。⁽⁶⁶⁾黄遵宪:《日本国志》，陈铮主编:《黄遵宪集》(四)，第1995页。

更值得玩味的是，徐崇立不用《原富》答题，并非是他不知出题来源，相反他很可能熟读《原富》。黄遵宪与严复对于国债的看法其实多有不同:前者主张借内债便利，不到万不得已不可借外债；后者主张借民余财，以举内债，也可以借外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徐卷举证大多来自《日本国志》，但却取《原富》作为结论以呼应考官的出题倾向，徐卷结论为:

其贷之外国者，外国仍贷之，吾民而转以与中国之官也。岂尽民之无良哉?官既无以示信于民，而外国无所畏于中国故也。⁽⁶⁷⁾《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湖南乡试录》，第35页。

严复《原富》原文为:

且其债非贷之于民也，官贷之于外国，而外国转而贷诸吾民者，有之矣。岂尽民之无良哉?民无所恃于官，而外国无所畏于中国故也。⁽⁶⁸⁾亚当·斯密:《原富(下)》，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58页。

于是在考官的眼里，该试卷不仅结论与出题意图不谋而合，且有理有据，“议论崇宏”、“笔力透达”。诚然，徐崇立的分析立论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可以说，他是同期士子中涉猎颇广的开明读书人。在晚清“知识仓库”中，“国债”一词或许不算生僻，但守旧士子和边远考生却未必熟悉。大多考生只能“翻翻《新民丛报》，东拉西扯的不知做了些什么东西，又完了卷出来”⁽⁶⁹⁾骆憬甫:《浮生手记:1886—1954: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纪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4页。。相比而言，徐氏不仅能从浩繁杂乱的书报中择出严、黄二人对国债的述论，还进行了理解吸收，并在有限的考试时间内据此阐发议论，殊为不易。

上述情况表明，在策论写作的过程中，读书人的历史观念被重新塑造，他们对世界、对过去的认知都发生了微妙变化。科举改制的西史问答已使部分读书人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了“史学近代化”的进程，试卷中的议论发明展现了他们对历史的理解。科举考史不仅营造了浓厚的读史风气，也成为了接引西史的重要契机，更为近代史学的开新奠定了基础。吕思勉、胡适、郭沫若等史家读书都不同程度受到科举试史的影响⁽⁷⁰⁾有关科举改制对胡适、郭沫若等史家青少年时期的影响及其为新史学思想传播铺垫情形，详见王乐鑫:《清末科举改制前后的史书市场》，《史学月刊》2022年第9期。。吕思勉就回忆“八股既废”，读书有所转变，且因此读了不少西史。吕思勉“是年，始得邹沅帆的《五洲列国图》，读日本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蔡尔康所译《泰西新史揽要》，及王韬的《普法战纪》；黄公度的《日本国志》则读而未完，是为我略知世界史之始”⁽⁷¹⁾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全集》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47页。。普通学子就算只是对所读西史进行重组改写，见解粗浅，只要迈出活用西史的关键一步，便具有吸收新概念、传播新观念的意义。

科举新章与学堂、留学并行，吸引新旧士人在其指挥棒下快速、高效、广泛地接引西学。读书人受新知识新思想熏染，对科举制度和清政府统治深感失望，对革命、变法、立宪、科学等思想愈发推崇；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传统观念中追求功名的意识，陷入朝廷对士人的羁縻。朱峙三在准备新章考试时观察到“士子考试时，如遇皇上、皇太后，或写及我朝深仁厚泽者，出洋后即骂皇太后矣”⁽⁷²⁾朱峙三:《朱峙三日记(1893—1919)》，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7页。。他本人也一边购阅各省闱墨，揣摩策论文法，一边又因阅读《革命军》、《猛回头》等书，渐起排满之念。士子为功名故，积极、能动地介入对史书文本的想象、诠释、改造，其中所蕴含的史学新知经由科举改章而在士子心中潜滋暗长着。

三、史学新词与史学思维

为了迅速应对科举，考生通过对书报的寻章摘句，组成自己的答题“资料库”，按图索骥，糅进史论，敷衍成篇。对于初涉新学的士子来说，应举抄袭实则是吸取“文明空气”的导火线。陈寅恪说:“盖一时代之名词，有一时代之界说。其涵义之广狭随政治社会之变迁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纠纷讹谬，即因兹细故而起，此尤为治史学者所宜审慎也。”⁽⁷³⁾陈寅恪:《元代汉人译名考》，《国学论丛》1929年第2卷第1号。西史问答的过程中，考生运用新名词难免常有误读、误用，而这种生搬硬套新名词入史的做法恰恰体现了当时两种消化西史的思维模式。

第一，“以中解西”，即用中史思维理解西史。史学虽为西方通行诸学科里中国固有且甚为发达之学，但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国史学不仅源远流长、一脉相承，且已有发达且完善的自我系统，士子在阅读西史时，难免会用中史思维消解西史中的异己因素。

考题反映了中西会通之际产生的史学新议题。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对世界认知的深化，传统史书体裁已无法容纳世界历史。1901年广东乡试的考官夏孙桐既是科举正途出身的传统史官，又博览西史⁽⁷⁴⁾1901年科举将变已成定局，庚子事变致使乡、会试展期，最终只有云、贵、甘、两广于辛丑年按期乡试，乡试未有新章之名，策论题已有新章之意，故一并列入本文科举新章试题范围进行分析。。夏氏回溯了古代史书中的“霸史”、“载记”、“外纪”等体例，皆无法应对今日强国环伺现状，且西史中的“世界史”、“国别史”、“单行本人物传记”等体裁又为中国史例所无⁽⁷⁵⁾根据夏孙桐自编文集《观所尚斋文存·卷六》收录，可知该年策题中第二问(问史家叙述列国)、第三问(问三代而上治学合一)、第五问(问刑法与世为轻重)为夏氏所出。。国家众多，又无正统为纲，他不禁思考，究竟要运用何种体例才能书写现今的世界历史。提问中，他还将中国的“编年体”与西方“编年”等同⁽⁷⁶⁾关于中西史学传统中“编年”内涵与特点的差异，参见刘家和:《“编年史”在中西史学传统中含义的异同》，《史学月刊》2022年第3期。，以杜佑、马端临的史体，通考各国古今情状，思维方式明显具有以中国古代编史经验和历史观念处理西方历史的特点。

答卷中还出现了创造史学新词兼容西史的现象。《广东乡试录》中，第二十八名林勋尧回答书写外国历史体裁时创造性提出“外鉴”等词汇:“纪诸国莫如本编年之例，而名之曰‘外鉴’；专纪一国，莫如本别史之例，而名之曰‘外史’。编年惟记大事，别史可备纪传志表。”此种做法是“依以中史之例编西史”⁽⁷⁷⁾《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举行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恩正两科广东乡试录》，《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1辑第128册，第332-333、337页。，恰反映对西史的隔膜，不合西方史学的常识，类似新词汇也就没有生长、流传的空间。新史学词汇的创造，源于对“他国历史”解释的匮乏。虽然不少试卷一厢情愿地陷入对“他者”的想象，但也有士子坚持中西学说各有系统，不可任意比附的认识。分析泰西表格统计方法时，陈绶缁认为中史中早有此法，“司马迁作《史记》立十表以定代系，其法最简而明，后世讲谱学者皆祖之”⁽⁷⁸⁾《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湖南乡试录》，第28页。。同科中式举人袁思亮则能进一步分析，虽然统计方法中国史书早有，但不过是“鸿儒硕学研考掌故”的“私例”，与国家政治便利并无关系⁽⁷⁹⁾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331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第119页。。

新章鼓励以《周礼》、《春秋》等经典重建世界秩序、通贯世界历史。据书贾王维泰描述，河南新章考前，曾有考生抢购《周礼政要》的“奇事”。“此书各坊不备，故以居奇相揣度”，他颇为好奇，“问以究竟何用?皆莫能言其故，风潮所惑，正复不可思议哉”⁽⁸⁰⁾王维泰:《汴梁卖书记》，王之江编:《金陵卖书记及其他》，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年，第37页。。究竟是何原因导致考生们在重考史学和西学的新章乡试前争相购阅该书?原来，改制前后，不少学政的观风卷、学堂书院的考卷都出现了有关《周礼》的试题。浙江学政出有“《周礼》、《管》、《商》与西国政治家法律家多合说”⁽⁸¹⁾《张大宗师观风题》，《浙江新政交儆报》1902年第13期。、“《周礼》王宫内外制度考”⁽⁸²⁾《甬试四志》，《申报》1902年12月4日，第2版。。京师大学堂考试中有“读《周礼》者，每疑其设官之繁，赋敛之重，施于后世断不可行。及考泰西各国设官赋敛之法，乃一一与《周官》相符合。行之中国，则滋扰乱；行之外国，乃极治平。其故何欤”⁽⁸³⁾《大学试题》，《申报》1902年11月7日，第2版。。而在新章乡试中，1902年闽省有“以《周礼》、《春秋》证公法策”⁽⁸⁴⁾《闽省乡试二三场题》，《申报》1902年9月25日，第1版。。1903年汴省问“农务、化学多合《周礼》，试参酌中西研求理化晰言之，以资实验策”⁽⁸⁵⁾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229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第363页。。1903年浙江乡试问“泰西立国，其制度法律于《周礼》、《春秋》为近……得宰世纲领策”⁽⁸⁶⁾《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浙江乡试录》，第15页。。上述试题表明，《周礼》之热，在于书中所言多可与西法对照，为当世资鉴。林勋尧答卷所言最明:“治法莫备于《周礼》……方今列国争衡，修政图治，而其善者大要参酌于《管》、《墨》，导源于《周礼》。于是《周礼》之学，儒者争道，则采其精意而惬以时宜，亦资治之急务也。”⁽⁸⁷⁾《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举行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恩正两科广东乡试录》，《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1辑第128册，第332页。

《周礼政要》一书是孙诒让应变法而作，主张《周礼》与“今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华盛顿、拿破仑、卢梭、斯密亚丹之伦所经营而讲贯，今人所指为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前之旧政已发其端”⁽⁸⁸⁾孙诒让:《周礼政要·叙》，光绪二十八年(1902)瑞安普通学堂本，第1页。。该书以《周礼》为纲，西政为目，涵盖“选举、广报、通译、治兵、图表、矿政、冶金、水利、教农、保商”，每篇结尾有案语阐发议论，意在“挈领提纲，明白晓畅，坐而言者立可起”⁽⁸⁹⁾谢作拳:《费念慈信札五通》，《文献》2011年第1期。。《申报》所登广告将《周礼政要》与科举策论直接联系，直言:“作者取其便于采用。盖作策论贵有引证，有发挥方能醒目。”⁽⁹⁰⁾《十三经分类政要》，《申报》1904年5月20日，第4版。士子场中若备有此书，回答相关《周礼》试题，自然得心应手；若是回答各类政治艺学策问，亦可顺藤摸瓜，援引得当。更重要的是，该书与黄遵宪、廖平等学人“《周礼》治全球”，解决中外古今之惑的理论框架相呼应，更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所拟“中体西用”的科举改制内核相吻合。

以《周礼》、《春秋》等传统思想资源体系融贯世界，在历史观层面上影响了大批士人。用中学思维看待世界历史，在古史中寻找中学为西学源流证据的例子，在新章试卷中比比皆是。场中文字本是敲门砖，答题与学术毕竟不同，在普通学子的理解运用下，试卷大多只呈现了简单的比附。贺涛批评学生策论课业:“论外国必引我先王，为中国壮门面，乃不免书生之习气。西学与教，盖两事，论学不必言教，泰西与中国自古不通，中国之说何得传于彼?”⁽⁹¹⁾贺葆真:《贺葆真日记》，徐雁平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37页。然而，纵观刊刻试卷，“慎引西书”、“引我先王”确为大多“中人”学子的中举秘笈。清末自觉“百事不如人”的背景下，人们在《周礼》中的法律、赋税、农学，《史记》中的图表、货殖等古书中，发现了与泰西现行政策的共通之处。这既能令士人保有文化上的自信，又便于接纳和理解新事物，缓和了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冲突。

第二，“以西释中”，即将中国史汇入世界历史。自鸦片战争以来，“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⁹²⁾薛福成:《变法》，《筹洋刍议》，北京:朝华出版社，2017年，第100页。。及至科举改制前后，试卷已能清晰反映读书人全新的历史观正在被塑造。试卷中，中国古代“经典”和“圣贤”的地位需于世界历史中重新安置。圣贤们不仅要为自己的“普世性”辩护，更有若不能在世界史中找到可比附的对象便要失去价值的挣扎求存之感。唐燮垚回答“孔子之道，合哲学、政治、教育为一家……发政教之一贯策”时，就把孔子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西方贤者比较，极力证明孔子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的生命力⁽⁹³⁾《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浙江乡试录》，第43页。。因大段援引的西报文章本身便带有浓厚的世界主义色彩⁽⁹⁴⁾该卷结论“以中西人物较量，以武力称，彼有亚氏、沙勒曼、施孟塞，我有秦皇、汉武、忽必烈、铁木儿；以文教称彼有基督、苏克勒垤、士坤度、歇给，而我有孔子”等语，系引自日本学者石川半山《论种界之竞争》一文。石川半山原文为:“以德行学问言之，彼有基督、苏克拉垤、士坤度、歇给尔，我则有孔子、孟轲、老子、庄周(引注:原误作‘老庄子周’)；以功业言之，彼有亚历山、沙勒曼、施塞，我则有秦皇、汉武、忽必烈、帖木儿，其相去岂远哉?”参见石川半山:《论种界之竞争》，《清议报》第48册，1900年6月17日，第7页。，即使改换原文语序，意在维护统治，孔子也悄然间从“生民未有”的“至圣先师”沦为了世界多元文化舞台中的诸多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之一。他们将诸子朴素的唯物思想附会为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再将先贤纳入到同时代的世界历史潮流中，重新赋予历史意义。虽出发点是维护伦常名教和清廷统治，却不得不将中国纳入到世界局势下去审视，以致策论文呈现“古今中西”的拉扯与撕裂。

在中国古史中，纪年问题与王朝正统性密切相关，因此科举文体中纪年使用的变化具有极高的政治象征意义。考生对答西史时，偶见使用西历纪年。其原因一是纪年符号多与具体史事相连，摘抄书报时难以换算、切割；二则使用西历表述西史更加顺畅，文气贯通。而考官、学政对使用西历纪年多持否定态度。1902年端方在监临湖北乡试时，就将“二十世纪”作为仅次于“革命”、“流血”一类禁忌词汇，作为示例，晓谕诸生:“如改良、基础、目的、问题、二十世纪、四万万人之类，不可枚举，徒令阅者生厌。”⁽⁹⁵⁾《书鄂闱文告后》，《申报》1902年9月7日，第1版。四川学政吴郁生也对考生“纪年之词则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甚为反感，通饬示谕:试卷字句文法仍需取于“周秦、两汉、魏晋、唐宋之文”，“真通西学者决不以‘声光化电’为口头之语”。他认为考生将译本、报章中的词句摘抄化用到经义史论中，以致不伦不类之语连篇累牍，破坏了科举文章的“文气”⁽⁹⁶⁾《蜀学文告》，《大公报》1903年2月18日，第3-4版。。这是出于科举“清真雅正”衡文标准提出的要求，更是对“文不能载道”的恐惧和忧虑。但并非所有考官都对西历的使用具有政治敏感性。如浙江考官朱益藩虽也坚持“文以载道，故修辞以立诚为准”，但浙江该年中举考生胡仁源的答卷频频出现“近世以来”、“十八世纪之初”、“第二世纪之初”等词汇⁽⁹⁷⁾《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二十七年(1901)辛丑恩正并科浙江乡试录》，《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1辑第107册，第11、106、99、105页。。江西省试卷中，亦常见“孕育十九世纪之泰西史”、“其一千八百二十三年大统领孟禄之宣言”、“当一千八百十四年”等语⁽⁹⁸⁾《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恩科江西乡试录》，《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1辑第112册，第144、149、150页。。

纪年的使用在无形之中影响了学子文风。文风一变，世运随变，考官们厌恶西历纪年的背后，是对历史叙述正统性失范的担忧。如报纸社论观察:“自近年岁科试改用策论，所命题目均须兼及泰东西史事、艺学，于是士子广购书籍，争先考求。本科浙江提督学政张大宗师，按临科试，并令翻译东、西洋各国文字……目下郡中英、日文学堂已增七八处，日夜分班教习，从者如云。亦可见风气之开端，赖在上者善为提倡。惜崇尚西学者未窥门径，已沾染平权、自由恶习，殊足令人齿冷也。”⁽⁹⁹⁾《西学风行》，《申报》1903年10月7日，第2版。学子读西史、答西学，则需运用西方纪年、言西方史事，叙述无意中掺杂了以西方价值为中心的历史观。不仅将原本属于“皇帝家谱”的历史置于人类演化阶段的历史谱系之中，变为众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之一，还强化了具有未来指向的线性进化史观。考生运用新名词行文多显生硬。一部分学子只图博取功名，根据答题需要曲解原书语义，强古人以就我；亦有读书人潜移默化间对新思想、新概念进行了梳理与吸收。以今日眼光看来，策论文略显粗陋，但也需具备阅读积累，更要再发挥、再创造，这种再造文本的行为亦不失为一种积极、主动的因应创新。

其时，答卷运用新名词已成大势，反对者则闹出了“禁用‘新名词’，‘新名词’三字亦是‘新名词’”的笑话。士子多在答卷中斥责“平等”、“民权”等新说。答题时，卜世藩提议报纸若“有以自由、平等、民权、排满之说进者，执以问罪”⁽¹⁰⁰⁾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331册，第95页。。陈绶缁主张“一切平等自由之谬说不宜载入报章，如有犯者，则是煽惑愚民，故罹法纲，即当治以应得之罪”⁽¹⁰¹⁾《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湖南乡试录》，第39页。。可阐明反对观点又不得不援引西史，运用新词。若想斥责倡言民主者“醉平等之邪说”，“横一平权之谬见”，便要先梳理西方各国政体⁽¹⁰²⁾《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补行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二十七年(1901)辛丑恩正并科湖北乡试录》，《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1辑第114册，第85、90页。。欲证明“尊王之义，其亦古今万国之公理”，就需描述各国革命流血之惨烈历史⁽¹⁰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恩科顺天乡试录》，《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1辑第66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第167-169页。。“民主”、“平权”等思想与“革命”、“变法”等词汇水乳交融，难以回避。不论是假意逢迎以求科名，抑或逐渐被新思想所动，不引用新词则无法厘清各国历史脉络，继而也就不能回答试题，以自证忠君守节、可备遴选。因此，史学新词成为了此时科举场域中，读书人交流和表述的公共资源。

余论:“西史”概念的植入与传统史学的转变

清末科举改制依托于科举制度强大的影响力，自上而下发起了对中西历史的会通之问。改革不仅与张之洞、陈宝箴、袁世凯等官员推行的清末新政息息相关，过程亦牵涉到梁启超、刘师培、吕思勉、胡适等重要史家的读书经历，影响更波及广大读书人的史学思维，是中西史学交流一条重要渠道。《劝学篇》指出:“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¹⁰⁴⁾张之洞:《劝学篇》，第41页。，基本上涵盖了乡、会试二场西方政治、艺学的考察内容。张之洞明确将“西史”与“西政”、“西艺”三分并列为西学的主要内容，表明了主流知识界对西史的重视，却独独未言及“西史”内涵，“西史”二字也并不见于新章上谕，名目上稍显失势，但却又在试卷中有触目即是之感。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史学为中国固有且发达的传统学问，对“西史”的接受仿佛天然不设藩篱，其概念似乎不言自明；二是“西史”与“西政”、“西艺”交融会通。“读史以政为重”，为通晓西国大体情状的简明路径⁽¹⁰⁵⁾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一，第128页。。历史学在当时被公认为是各种学问的基址，是“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¹⁰⁶⁾陈黻宸:《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读史总论》，《陈黻宸集(下)》，第675页。，“普通学中之最要者也。无论欲治何学，苟不通历史，则触处窒碍，伥伥然不解其云何”⁽¹⁰⁷⁾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90页。。科举改章是为了纠偏以往取材狭隘、不能致用的弊端，考史亦为通今务。西史作为通达政、艺的手段，与晚清以来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潮相吻合。但清朝科举向有“定例不许评论本朝人物……近不足重也”⁽¹⁰⁸⁾侯凤苞:《策学例言》，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第415页。的要求。因此试题考中史厚古薄今，考察西史却更偏重近世。虽然彼时的西史伴随着西力东侵强势而来，但考题所遴选的西史却并非对西方史学全盘接纳，而是进行了有选择的吸收。以“西史”容纳“西政”、“西艺”，其实是以传统四部之学的知识框架吸收西学知识的一次尝试。

西史问答较为集中地展现了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形成之初，读书人对中、西历史择受与重构的整体情状，是近代史学转型期纷繁复杂局面的写照。梁启超言:“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¹⁰⁹⁾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一，第108页。考生、考官都难免会以强势西方为参照，在我国古史中寻找能与之比肩的历史时刻与思想资源，以作富强镜鉴。“史”本是“旧”日事迹，“西”又是“新”来事务，吴汝纶有言“西学以新为贵、中学以古为贵，此两者判若水火之不相入”⁽¹¹⁰⁾吴汝纶:《答严几道》，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第119页。，“西史”便成为了沟通中西新旧的桥梁。彼时科举新章中人们所谈论的“西史”，是以“中史”思维内化过的西方史事。新章试卷所答内容常伴有对西史的误解，更有甚者以“考史”之名，行“反史”之实，操纵史书、生搬硬套，答卷充满了附会与冲突。

随着西史东渐程度的加深，其与本土史学迥异的思想、概念、方法也随之传入，这也造成了“西史”概念在史学近代转型中的割裂感:中西史学看似对接最无隔膜，其实彼时所谓的“西史”是在与“中史”的对照中逐渐清晰的，且与后来的“西史”内涵并不完全相同。近代史学提倡的“是要有科学的眼光”，“是把不关于历史之学的析出，以待专门家的研究(譬如天文、律、历)”⁽¹¹¹⁾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思勉全集》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页。，这显然已与清末“科学的历史学”概念有很大区别。新章试卷显示，此时各门学科史仍在史学框架之内，又已经显现出分离的趋势。中国古代，史外无学。在传统知识架构中，史学承担着究际天人、包罗万象的职责，古史著录莫不以“通”为贵，不仅与政教难以分割，舆地、掌故、天文、历算等皆为史学附庸。在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史学曾一时间因其包容性成为诸学之长，这是新章重视考察史学的原因。然而无法以考史取才各门新学的困境，亦昭示着以四部之学容纳西学的失败。吕思勉说:“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当然不会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¹¹²⁾吕思勉:《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上)》，《吕思勉全集》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82页。考官、塾师、考生、学者、书商都自有一套应对和理解西史试题的方法，排除异质，吸收内化，其过程如“风化”蚕食，却在不觉间形成大势，陡然迎来了传统史学向近代转变的革命“山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