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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凤荣:苏联崩溃的历史根源

来源:法律天使tianshifalv   2017-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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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凤荣

 

摘要:干部处于优越地位,在斯大林时期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官僚特权制度,如建立内部特供商店、餐厅、医院、免费别墅,干部根据级别享受不同的工资补贴、住房、医疗照顾以及其他的福利补贴。这一制度一直沿续下来,并在不断加强。官贵民贱的社会不可能在现代社会生存下去。

 

199112251932分,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红旗缓缓降落。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寄托人类文明的希望之地从此不复存在。20年后的今天,回顾曾经的超级大国崩溃的过程,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我们曾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联的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出乎意料的是,苏共只执政了74年,就在20年前轰然解体了。苏联剧变20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究其中的原因,为什么一个强大的苏联会发生一夜剧变,出乎人们预料地迅速解体。苏联的种种问题:破坏法制的大清洗、重军抑民的发展战略、农业落后、民众生活水平低、民族主义等等,根源都在于苏联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

苏共没有让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

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推崇巴黎公社式的国家。巴黎公社有两条重要的原则:一个是公职人员由普选产生;另一个是消灭作为暴力工具的国家,建立为民众利益服务的廉价政府。

苏联搞了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始终都没有实现人民主权原则。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可以用人民文化水平低来解释,几十年后这一理由难以成立。苏共自认为他们所做的就是民众的需要,代表人民思考和决定一切,不相信民众自己有判断是非和选择的能力,管理人员由苏共组织部门挑选任命,还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这一片面的口号,造成民众与国家政权的分离,民众只是社会主义大机器上的螺丝钉。

正因为民众没有权利,对国家的决策没有影响,才使政府明显侵犯民众利益的政策,如:过分发展军事力量,不给农民以耕种土地的自由,不允许知识分子自由创作等,长期坚持不改。也因为政府的权力不是来源于人民,民众也没有权利监督政府,机关越来越只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干部享有各种特权,体会不到民众的疾苦,民众感觉党政机关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因为没有成为国家的主人,在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破坏国家,国家分崩离析之时,没有人站出来维护它。斯大林大清洗在苏联肌体上留下的创伤,同样在苏联解体中起了重要作用。

苏联的民主没有被民众认可

形式与内容是相统一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为自己争得了许多权利:普选权、建立自己政党的权利、集会游行向资本家抗争的权利、出版刊物宣传和阐述自己主张的权利等等。在沙俄这个落后的国家,民众享受不到这些权利,争取自己的权益也是布尔什维克和民众奋斗的目标。列宁说:苏维埃政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是根据哪个政党的决议建立的,因为它高于各政党,它是根据革命的经验,根据千百万人的经验建立的。”“劳动者在不满意自己的政党的时候,可以改选自己的代表,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就可以改组政府。

列宁所设计的新政权形式是集立法与行政合一的苏维埃,这一体制是建立在全民普选基础上的,议行合一普遍选举两条原则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人民主权。十月革命后,苏俄进行了立法会议代表的选举,191711月选举产生了715立宪会议代表,其中社会革命党370名,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孟什维克15名,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17名,以及其他党派和民族组织的代表,191815日立宪会议召开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主张在会议上难以落实。于是,列宁宣布解散了这个代表机构,用苏维埃取而代之。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也渐渐失去了活动的空间。

苏联的政治体制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同样需要形式上的民主。苏维埃政权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些形式,如三权分立、竞选、言论和出版自由等等,虽然苏联自己宣称,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但是,苏联的民主没有被民众认可,长期存在实际上总书记的个人集权。无产阶级的民主应该使政权处处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人民应该有更多的权利和自由,但在苏联这不是事实。苏联的实践表明,没有这种外壳的民主是不能实现民主内容的。

苏共逐渐蜕化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党

苏联剧变和联盟国家的解体与苏共直接相关,苏共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没有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苏共没有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而变成了只代表自己利益的权力机关,造成苏联体制僵化、问题成堆、人民不满,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

俄共()在列宁时期比较民主,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都经过党内充分的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但列宁病重和逝世后,党的作风也开始发生变化,斯大林利用在党内掌握的权力,逐渐成了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领袖。斯大林创造性地提出:共产党是苏维埃国家内部的一种圣剑骑士团,它指导苏维埃国家的机关并鼓舞它们的活动。

苏共的腐败

圣剑骑士团是中世纪专为掠夺和屠杀异教徒而建立的德意志天主教僧侣骑士团,它不惜用血与火征服异地,铲除不顺从者,是为封建主、为个人独裁效力的工具。在实践中,斯大林按照圣剑骑士团的标准建设苏共,苏共成了听命于领袖个人的党。斯大林建立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上都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检查机构越来越庞大,权力越来越集中,创新思想在幼芽状态下就被摧残殆尽了。

在斯大林之后,苏共虽有所改变,但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苏共的总书记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党内没有合法的争论与辩论,仍是层层听命于总书记或第一书记,不合总书记意者难以在政治舞台上立足。各级党委和党委书记具有绝对的权力,经常包办代替苏维埃、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工作。这样一个缺少民主的党也不可能在苏联实现真正的民主,而没有民主自然就没有社会主义。

政党本来是群众性组织,是联系社会与国家的桥梁,苏共则蜕化成了国家机关,成了官僚化的代表。随着干部任命制的发展,官僚主义和贪污现象也随之发展起来了,普通老百姓找不到主人的感觉,责任感自然也减退了。同样,领导者本人对人民、对党的责任感也下降了,因为官员的提升不是靠下层,不是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和要求,而是取决于上层,取决于上级领导的态度和意见,取决于档案和私人关系。

没有各阶层的平等,农民和知识分子受歧视

苏共没有建立起一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农民长期被看成是落后的阶级,是被消灭的对象。斯大林强行推行全盘农业集体化,消灭了个体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普遍失去了对劳动的兴趣,破坏劳动纪律,不出工的现象很普遍,农民普遍不满,没有生产积极性,他们不可能生产出国家需要的东西,结果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落到了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地步,到20世纪7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不得不从资本主义美国大量进口粮食。

在任何社会,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知识分子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进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更是如此。但苏共没有看到人民的文化水平在提高,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增强,仍然坚持所谓阶级原则。在吸收党员时,他们只注意使工人阶级、农民、妇女在苏共中占有相应的比重,而忽视了国内工人力量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忽视了把科学技术和创作知识分子积极推向前台,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就其修养水平和在经济、科学、文化中所占的关键地位来说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司机、清洁工比记者入党更快,因为他们被列入工人之列。知识分子长期没有表达意见的自由,苏共对知识产品严格监督,与知识分子要求独立思想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愿望发生了严重矛盾,他们被迫戴上紧箍咒,而施法的人却是那些对他们的专业知之甚少的党委领导。知识分子收入不高,又没有像在实际物质利益部门工作的工人那样的实惠,使最具创造性的这部分社会力量同苏共疏远,后来成了反现行体制最积极的成分。

干部处于优越地位,在斯大林时期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官僚特权制度,如建立内部特供商店、餐厅、医院、免费别墅,干部根据级别享受不同的工资补贴、住房、医疗照顾以及其他的福利补贴。这一制度一直沿续下来,并在不断加强。官贵民贱的社会不可能在现代社会生存下去。

社会主义本是人民大众生机勃勃的事业,是为民众谋福利的事业,但由于苏联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没有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没有把人民主权从理念变成现实。结果,人民对国家的政策没有影响力,对苏共没有监督权,苏共变成了向民众发号施令的机关、追求自身利益的代表。作为议会合一机关的苏共,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只着眼于国家的强大而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侵犯和违背民众利益的事时有发生。

 

如果苏共能够指导人民运用民主权利,在做决策、办事情时,能听取和尊重民众的利益诉求,苏联则不会长期固守没有生命力的集体农庄制度,不会把钱财毫无节制地浪费在发展军备和支持世界革命上。集权僵硬的政治体制使民众丧失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了经济危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沦为最大的粮食进口国,靠出卖原料过日子,到1990年落到了满世界乞讨购粮款的地步,苏联自然难以为继了。当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之时,没有民众起来抗争,这一教训足够深刻。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社会主义者应该研究苏共的前车之鉴,防止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