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会林，原载《楚天法学》2015年第2期

内容提要：中华民国是举世公认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武汉是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地方；设于武汉的湖北军政府在中华民国在成立之前代行中央职权，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前生或雏形，是亚洲第一个共和政权；湖北军政府制颁或主导制颁的宪法性法律，为中华民国的成立奠定了制度基础，提供了组织方案和法律依据，是亚洲最早得到施行的共和宪法性文件。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为亚洲各国（日本除外）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指引了道路、提供了经验。武汉是亚洲共和摇篮。

关键词：武汉；亚洲；辛亥革命；共和；摇篮

关于中国辛亥革命与亚洲的关系，过去公认的说法主要是“中华民国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①]。但如果追问中华民国是如何建立的，那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些事实：武昌首义是辛亥革命的始点和标志性事件，辛亥革命一开始就是“有中央的革命”，这个“中央”在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之前就是湖北军政府——湖北军政府代理“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②]，是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前身或雏形；湖北军政府制颁或主持制颁的宪法性法律，是亚洲最早得以实施的共和宪法性文件。总之，“湖北军政府建立和《鄂州约法》颁布，昭示了（亚洲）近代意义的民主共和政治模样”[③]，辛亥湖北革命——在武昌首义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湖北武汉为政治中心的革命——的中心武汉是孕生中华民国的母体与怀抱，亚洲其他各国（日本除外）的民主革命大都在武昌起义或辛亥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发生。在这些意义上，我们说武汉是亚洲共和摇篮。这里的“摇篮”是指发源地，这里及下文所谓“第一”或“最早”不是发生意义上的，而是成功意义上的[④]，即共和革命成功最早，最早建立比较完备的、有效行使职能的共和政权或独立统一“国家”，最早完成毛泽东所讲的“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的”共和革命。[⑤]

学界迄今似乎无人提出“武汉是亚洲的共和之摇篮”这类观点或命题，甚至未曾见到立足于武汉而专门研究武汉与亚洲共和革命之关系的专门成果，其原因与“（武汉）势近于偏安，且尚多阻滞”（黎元洪语）[⑥]有关，与世人对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考量不足有关，与学界对辛亥革命的关注主要聚焦于孙中山其人和南京临时政府有关。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和分析武昌起义的世界影响、湖北军政府与中华民国的关系、辛亥革命与亚洲各国共和革命的关系等问题，来证成武汉是亚洲共和摇篮。这种研究对于深化辛亥革命的研究，对于拓展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对于弄清亚洲共和历史中被忽视的武汉因素，可能都有重要意义。

    一、辛亥革命的“大亚洲主义”语境与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一）辛亥革命的“大亚洲主义”语境

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的感召或领导下发生和完成的，孙中山没有把共和革命的眼光局限在中国的范围之内，而是放在“大亚洲主义”语境之下。这既与他的民主革命主张相一致，也与他的革命活动经历有关。孙中山早在1897年谈到其革命动机时就表示中国要与亚洲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一起共进退，“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而兴起革命军”[⑦]。他特别强调中国和印度两国应该联合起来，因为中国和印度不仅是亚洲两个最大的国家，而且是“受屈者之中坚”[⑧]，是受封建专制和西方侵害最为深重的难兄难弟。孙中山专门发表“大亚洲主义”讲话，强调“亚洲全部的民族联络起来，然后亚洲全部民族的独立运动才可以成功。”[⑨]孙中山在1895-1911年流亡海外的16年里，与日本、菲律宾、越南、朝鲜、印度、马来亚、缅甸、泰国的革命志士建立了广泛联系，对其民族解放、民主革命事业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湖北革命党人当时即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革命具有世界意义。1911年10月18日黎元洪在归劝自己昔日的老师、此时抵达武汉江面的清海军提督萨镇冰归附革命的信中写到：“吾师若出，将见不需八月，而亚洲地图之上，必有中华民国国旗飘扬也。”[⑩]1912年秋湖北党人发起成立“开国实录馆”的呈文说：武昌首义“易专制为民主，进独断为共和”，“较其勋绩，发皇与法美齐驱”[11]，明确肯认辛亥首义的崇高地位堪与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并驾齐驱。

亚洲语境是后人评说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视角。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的第五天，列宁就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中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12]后来列宁多次高度评价辛亥革命对于促进“亚洲觉醒”和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伟大意义，他说：“中国革命民主派在唤醒人民、争取自由和建立彻底的民主制度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它逐渐成为亚洲进步和人类进步的伟大因素”[13]；“在亚洲，强大的民主运动到处都在发展、扩大和加强……数亿人民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追求自由”[14]；“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15]。宋庆龄说：“（辛亥）革命对亚洲的觉醒，以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也有着深远的意义。”[16]学者吴于廑教授认为，“辛亥革命是20世纪亚洲民族觉醒的发展顶点”[17]。冯天瑜先生指出：“20世纪初叶发生在东方大国的辛亥革命，与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的法国革命和美国国独立战争、19世纪的日本明治维新，在推动社会近代转型方面的劳绩，足可并辉千秋。”[18]

（二）中华民国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

20世纪初亚洲的27个“国家”中，仅日本、泰国、奥斯曼（土耳其）、阿拉伯四国的主权相对独立，中国和伊朗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其余全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在辛亥革命之前，亚洲有日本（1868年）、伊朗（1906年）[19]、土耳其（1909年）[20]三国曾发生过君主立宪革命（其中伊朗革命失败了），仅菲律宾一国进行过共和革命并曾在1899年建立“菲律宾共和国”，但这次革命失败了。[21]中国辛亥革命是亚洲最早成功建立有效施政政权的共和革命，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成功建立的共和国。

台湾领导人在“双十”国庆讲话中经常郑重宣示“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陆对此也高度认同，常用的表述有：“辛亥革命宣告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诞生”[22]，“以武昌起义为标志性事件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是中国乃至亚洲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23]，等等。

（三）武昌：中国和亚洲的莱克星顿（Lexington）

辛亥革命，无论是背景还是经过，都与美国独立战争相似。美国独立战争既是民族解放战争，也是北美和整个西方的第一次资产阶级共和革命（1640年英国革命建立的是君主立宪政权），打响这次革命第一枪的地方是位于当时北美英国殖民地马萨诸塞首府波士顿郊区一个名叫“莱克星顿”（Lexington）的小镇。[24]这场战争从1775年至1783年持续8年之久，最终以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而告终，美利坚人民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总统制民主共和国，这就是今天的美国。

中国的辛亥革命是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的宗旨下发生的。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在武昌打响[25]。这一枪宣告了大清帝国的覆灭，宣告了中国数千年专制皇权的崩溃，宣告了亚洲第一个共和政权和第一个共和国的诞生！武昌因此成为中国或亚洲的莱克星顿。

美国“莱克星顿的枪声”和中国“武昌起义第一枪”，分别拉开了西方和东方首次成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革命的大幕。美国人民把莱克星顿当作美国自由独立的象征，赞誉它是“美国自由的摇篮”，在莱克星顿镇中心区树立了一座美国独立战争纪念碑，碑座上是一尊手握步枪、头戴草帽的民兵铜像，碑下铭刻着一段文字：“坚守阵地。在敌人没有开枪射击以前，不要先开枪；但是，如果敌人硬要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那么，就让战争从这儿开始吧！”在中国的武昌，建有辛亥首义纪念馆，武昌起义的情景成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八幅浮雕的内容之一，武昌起义发生的“双十”日被定为中华民国的国庆节。

    二、湖北军政府：亚洲第一个共和政权，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前生或雏形

从整个过程来看，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党人主要是按照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的要求来创制政权和施政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下面简称《革命方略》）是孙中山1906年为中华民国建国拟定的建国程序、施政纲领、法律蓝本[26]，首篇《军政府宣言》提出：中华民国的建立过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军政时期武力统一全国，建立军政府，军政府制颁“军法”，实行“军法之治”；训政时期在“光复区”实行地方自治，军政府与地方议会或全国临时议会共同制定“约法”，实行“约法之治”；宪政时期（全国统一）各省派代表召开制宪会议共同制定“宪法”，建立民国，实行“宪法之治”。辛亥革命中的第一个革命政权——湖北军政府——就是根据上述理论建立的，湖北军政府是亚洲第一个比较完备的、有效行使职能的共和政权，是中华民国政府的前生或雏形。

（一）亚洲第一个共和政权

1.湖北军政府的成立。武昌起义次日（1911年10月11日），武昌城的枪声刚刚停息，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便陆续来到阅马场湖北省谘议局大楼，通过政治集会的形式创建新的革命政权“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政府”，俗称“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简称“湖北军政府”。湖北军政府是亚洲第一个共和政权。

湖北军政府由都督府（立法和行政机关）和裁判所（司法机关）两大部分组成。鄂军都督府成立后几经改组和调整，建制定为：都督[27]代表军政府并负责军事和行政，“除关于战事外，所有发布命令关系人民自由者，须由都督召集军事参议会议议决施行”[28]；都督之下设军务、军令、参谋、外交、内务、财政、司法、交通、编制、实业、教育11部；另设总监察部，以及由秘书、顾问、稽查等处组成的都督僚属。这里都督的权力在体制上受到制约，“军事参议会议”带有临时议会的性质。

湖北军政府还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司法审判机关。1911年10月30日湖北军政府发布《中华民国鄂军政府司法部布告》，决定先行设立临时审判所和临时上诉审判所。11月初军政府公布《江夏临时审判所暂行条例》，规定实行司法独立、合议制、公开审判三大原则，随后成立江夏临时审判所作为武汉地区的初审机关。[29]11月上旬颁布《临时上诉审判所暂行条例》，随后成立临时上诉审判所作为专理湖北境内各府厅州县上诉案件的上诉机关。这样湖北军政府就建立起三级司法体制：临时江夏审判所、临时上诉审判所、司法部（最高司法行政机关）。

湖北军政府是一个都督（既是元首又是行政首脑）由民选产生，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共和政权，既不同于以前历代农民起义建立的皇权专制政府，也不同于此前亚洲的日本、奥斯曼在民主革命后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政权。湖北军政府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政权。

2.代行“中华民国”中央职权。“血钟一鸣，义旗四起，拥甲带戈之士遍于十余省”[30]，武昌首义之后，全国响应如火燎原、似水泄海，很快全国23省、关内18省中的13省宣布独立[31]，纷纷仿效湖北建立自己的军政府，中国南方进入各省军政府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政治状态，但这种状态不并是日本学者所说的“无中央的革命”。一方面，独立各省都是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而独立的，军政府名称均冠以“中华民国”，其“独立”的实质是“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即先从封建国家中独立，然后再加入即将建成的共和国。另一方面，湖北军政府既是“中华民国”第一个省级军政府，同时又代行中央军政府的职权，在近二个多月中扮演了“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的角色。

在武昌起义次日至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期间，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职权的情形分为两个阶段：（1）1911年10月30日（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正式开会）之前，独立各省默认或公认湖北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湖北军政府自成立伊始即自觉担当起“中华民国军政府”的职责，不仅在建立次日即对外发布“照会”，宣称湖北军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以一个主权国家的姿态呈现在世界各国面前，而且一直以全国军政府的名义发布文告、法律和命令，例如发布《中华民国军政府布告全国文》、《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以及十几道《中华民国民军总司令官命令》等等。独立各省也公认武昌为革命首都，公认湖北军政府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和事实上的中央军政府。上海各省都督府代表曾专门致电黎元洪：“（武昌）起义首功，同盟牛耳，众意属之”[32]；“各省认鄂军为民国中央军政府，即以武昌都督府执行中央政务，统筹全局，划一军令”。[33]。（2）1911年10月30日之后，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正式议决湖北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独立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是中华民国在临时参议院成立之前的全国立法机关，11月30日至12月7日在武汉召开正式会议，会前“各省军政府来电，公举湖北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34]，会中议决“未举临时总统前，仍承认鄂军都督府为中央军政府，有代表各省军政府之权”[35]，并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增加一条：“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鄂军都督府）大元帅暂任之”。[36]

（二）有效施政的共和政权或政府

湖北军政府在代行中央军政府职权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施政。

1.湖北军政府代表中央军政府施政。在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于武汉召开之前，湖北军政府执政的内容主要在三个方面：（1）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发布施政纲领，制颁法律法规，宣示建立共和国的革命宗旨。湖北军政府成立当天即发布《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称：“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劝自私……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无所差池。”[37]次日又发布《中华民国军政府布告全国文》、《布告海内人士电》、《致满清政府电》等一系列重要电文、告示、檄文，其中《布告全国文》宣示“永久建立共和政体”[38]。此后制定和颁布了包括“军政府条例”在内的大量法律法规，改变了“凌乱无纪，无法可守”局面。（2）以主权国家政府的地位执政。首先是对内有效实施社会治理。例如要求各地速筹自保、维持治安，废除清朝苛捐杂税，稳定金融、整顿财政，禁蓄辫、禁缠足、禁鸦片，革除社会陋习。其次是对外谋求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支持。湖北军政府成立次日发布《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都督致汉口各国领事照会》[39]，宣称湖北军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40]，促使英、俄、法、德、日五国承认民军为交战团体而严守中立。这对于孤立清朝统治、稳定新生的革命政权具有重要意义。（3）领导革命军武装保卫新生政权。武汉是中国的腹心地区，武昌起义后，清政府“以急复武昌为第一义”[41]，调集北洋新军等各路水陆大军扑向湖北。湖北军政府斗志昂扬，临危不乱，组织和领导革命军奋起抵抗。保卫战分为三大阶段：一是武昌起义后的防务和募军，二是反击清军全面进攻的阳夏保卫战，三是在与清军隔江对峙期间保卫武昌和部署北伐，其中阳夏保卫战是重点[42]。武汉保卫战是辛亥革命时期规模最大的战役，是革命党同清政府之间（在某种意义是清朝北洋新军与湖北新军两大主力之间）展开的一场决战。武汉保卫战不仅保卫了中国和亚洲的第一个民主革命政权，而且拖住清军主力一个半月之久，消灭了清军部分有生力量，为全国其它各省独立创造了有利时机，为“南北和谈”中保障革命利益增加了筹码。

2.湖北军政府正式作为中央军政府施政。在被独立各省正式推认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的前后，湖北军政府施的内容也主要在三个方面：（1）促成“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成立。为了尽快组建全国统一新政权，已代行中央军政府职权近一个月之久的湖北军政府自11月7日开始，多次致电独立各省，请速派代表到武汉商议组织临时政府问题。在湖北军政府“起义首功”的感召和不懈努力之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终于在11月30日至12月7日于汉口英租界召开[43]，会议议决了一系列重大事项：以“独立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暂代参议院作为“中华民国”立法机关；以湖北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44]；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首都设于武汉，会议期间南京“光复”之后改设南京，有十省以上代表到南京即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45]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是具有临时国会性质的过渡性议政统一机构，其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仍代行参议院职权，1912年1月28日在临时参议院正式开幕后自动解散。（2）代表中央军政府与清政府签订《停战协定》并完成“南北议和”的准备工作。1911年11月27日退守武昌的革命军与占领汉口、汉阳的清军隔江对峙，代表清政府的袁世凯别有野心地向湖北军政府提出“议和”。湖北军政府以中央军政府名义于12月1日与清政府签订《武汉地区停战协定》，并派出代表准备与清政府在武汉开始“南北和谈”。后来因军政府代表伍廷芳的要求，议和地点改到上海，经过近十天的讨价还价，南北双方达成协议：袁世凯支持共和、逼清帝退位，南方各省支持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3）为中华民国的正式成立进行法律、舆论和组织准备。1911年11月30日开始在汉口召开的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议决制定并于12月3日审议通过《中国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建立和临时大总统的选举提供具体方案和法律依据。此时孙中山虽说是全国公认的革命领袖，但由于此前长期流亡海外，独立各省代表在酝酿新政府元首人选时实际上并未真正考虑过他（主要考虑黎元洪或黄兴）。但湖北军政府认为临时大总统“非孙莫属”并为此做出多方努力。早在1911年10月12日湖北军政府成立次日即电请孙中山从速回国主持大计。12月16日各省代表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准备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并组织政府，黎元洪以议和未决为由，以中央军政府名义要求推迟选举以待孙中山归国，选举得以“暂延时日”。25日孙中山自海外回到上海，29日各省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17票中的16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46]。1912年1月3日各省代表又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1912年1月28日参议院正式成立。湖北军政府在中华民国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

综上所述，湖北军政府已为中华民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国家者，以人民、疆土、主权三者为要素。湖北军政府首先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奠定了人民和疆土基础。在湖北军政府的感召和示范之下，独立各省纷纷建立自己的军政府，清王朝大部江山趋归共和。其次，湖北军政府中华民国的建立奠定了主权基础。在政体方面，湖北军政府本身是一个具有比较完整意义的共和政权，其代行职权的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也是带有共和国性质的政权，在这个政权中，“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是立法机关，代行中央政府职权的湖北军政府是中央行政机关，大都督或大元帅黎元洪是元首和行政首脑，临时审判所和临时上诉审判所为司法机关，至此，一个共和国的雏形已经存在。在执政方面，湖北军政府革故鼎新、不卑不亢的内政外交政策和措施，得到了独立各省的认可和拥护；在发起成立、组织协调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使辛亥革命从无序变为有序、从分散趋向统一的过程中，湖北军政府发挥了特别关键的作用。总之，湖北军政府是亚洲第一个共和政权，是中华民国政府的前生或雏形，一个全国性的共和国已经水到渠成、呼之欲出。

    三、《鄂州约法》等宪法性法律：民国法律之基石，亚洲最早“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共和宪法文件

维时时局动荡，戎马倥偬，但湖北军政府于立法一端亦未轻忽，不失时机地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最重要的是三大宪法性文件：《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前两部具有“军法”性质。此外，湖北军政府还促成或主导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会在汉口制颁了具有全国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根据前述孙中山《革命方略》规定的“军法-约法-宪法”之中华民国建国立法进程要求，独立各省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即已初步完成全部阶段的立法任务。[47]这四部法律是亚洲最早具有比较完整意义的共和宪法文件，为中华民国的成立奠定了制度基础，提供了组织方案和法律依据。

（一）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宣示主权在民，是亚洲最早的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地方性共和宪法文件

湖北军政府制定和颁布的“军法”主要是军政府条例，主要有两部：《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和《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两者都可适用于“中华民国”全国各地军政府。《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于1911年10月13－17日制定和公布，规定军政府实行军民分治，都督府下设军令（司令）、军务、参谋、政事四部，都督统辖军政大权。严格来说，此条例是中国和亚洲第一个得以实施的共和宪法性法律，但这个条例的不成熟或者说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赋予都督近似独裁的大权，而且革命宗旨、政权性质、人民权利等内容均未宣示。10月25日，湖北军政府重新制定军政府条例：《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该条例的标题是地方性的，但内容是全国性的，不仅宣示了主权在民原则和民主共和的革命宗旨与政权性质，而且规定了制约都督权力、扩大参议会和“起义人”权力的内容。

湖北军政府条例在亚洲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提出共和政权的组织方案，不仅是官制官规，而且还带有“宪纲”的性质与特点，是中华民国宪法的滥觞，是中国和亚洲最早的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地方性共和宪法文件[48]，在当时具有指导和示范效应。[49]

（二）《鄂州约法》：强调实行三权分立，是亚洲第一部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地方性共和临时宪法

政府组织法虽有宪法属性，但人民权利无由确立，于是湖北军政府又于1911年12月初制定和颁行《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下面简称“鄂州约法”）。“鄂州约法”宣示本次革命的直接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性质的中华民国；规定都督和议会均由人民选举产生，人民具有广泛的自由、民主、平等、财产权利；规定鄂州政府实行三权分立的共和政体，既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摒弃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其中议会行使立法权，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务委员会(相当于内阁)行使行政权，法司行使司法权，三者各有权限，互相制约。

“鄂州约法”是带有根本法性质的法律文件，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部得以施行的地方性共和临时宪法，是后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当时其他独立各省纷纷仿效，制定结构与内容均与《鄂州约法》基本相同的约法。[50]

（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立国之基，是亚洲第一部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全国性共和宪法文件

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1911年11月30日开始在武汉召开会议，议决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下面简称《组织大纲》），以为中央临时政府的成立提供方案和依据。12月3日《组织大纲》被审议通过，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广西10省代表共22人在大纲上签名确认。12月14日奉天、山西、江西、广东四省代表签名追认。《组织大纲》共4章：临时大总统、参议院、行政各部、附则。主要规定：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脑，由参议院选举产生；参议院为国家立法机关，未成立以前暂由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代行其职权，表决权每省以一票为限；行政各部为行政机关，各部设部长一人为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办理各部事务；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为中央审判机关。由此可见将来成立的临时政府实行三权分立体制下的美国式共和总统制[51]。

湖北军政府主导制颁的《组织大纲》是一部中央政府组织法，但确定了中华民国的基本政治体制，因而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它是亚洲第一部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全国性共和宪法性文件，是亚洲第一个主共和国成立的法律依据，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第一部临时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

上述四部宪法文件全部诞生在武汉，而且具有一脉相承的思想、理论和内容，这就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思想，“三权分立”理论，民主共和的政体模式。它们上承《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下启中华民国法制建设。如果说军政府条例为此后中华民国的各类宪法文件奠定了总基础的话，那么《鄂州约法》和《组织大纲》则成为后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组织大纲》还直接为亚洲第一个也是中国唯一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孕生提出了组建方案。它们虽然还不完善[52]，有的在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很好地实施，但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中国的诞生，总体上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共和国最初的政治追求，具有现代国家民主法治的总体特征与基本精神，对亚洲其它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共和革命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这些方面的意义，是我们认为武汉是亚洲共和摇篮的又一重要理由。

    四、辛亥革命对亚洲民主革命的影响与亚洲第二个共和国的建立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不仅增强了亚洲各国（日本除外）人民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斗志和信心，而且为其指引了道路，提供了经验，亚洲各国的民主革命从此进入新高潮新阶段。对此孙中山曾概括说：“突厥（土耳其），其先导也；波斯（伊朗）、柯富汗（阿富汗），其继步也；其再继者，将有印度、巫来由（马来西亚）也。”[53]下面仅主要相关国家的革命情况、亚洲第二个共和国的建立情况，及其与武汉或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一简要考察和论述。

（一）辛亥革命对亚洲民主革命的影响

1.对越南的影响。20世纪初越南为法国殖民地，辛亥革命发生之后，越南将中国革命作为榜样。越南许多人家悬挂孙中山像，对孙中山如同对自己的革命领袖和民族英雄一样崇拜，把革命前途寄托在中国革命的前途上。[54]越南革命党领导人潘佩珠说：“今闻中华革命军兴，大有不胜铜鸣钟应之感”；“中华民国之建立，风声影响，颇及于吾国。吾国民气大振。冒险为亡命者，接踵于粤城”[55]。越南志士阮仲常说：“中华革命党成功之风潮，影响于我国甚大，人情激奋，比前大增。在外若有先声，在内不患无再活之气势。” [56]1912年6月越南革命党人成立“越南光复会”，其章程以中国同盟会纲领为蓝本，规定为“驱除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共和民国”。[57]8月在中国广州组织“振华兴亚会”，决定仿效中国“武昌首义、全国各省纷起响应”的辛亥革命战略模式，在越南国内组织光复军发动起义，在中国组织援越军“从边境突入，以策应内陆起义的光复军”[58]。1945年越南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2.对印度的影响。20世纪初印度为英国殖民地。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政府不仅对英国追缉下藏身无所、遁迹无地之印度亡命志士密加护持[59]，而且安排成都军工厂为印度革命组织供应军火装备。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印度国大党在悼词中称孙中山为“全亚洲的精神领袖”，尼赫鲁提出印度“国大党把中国人民看作反帝斗争的同志”[60]。印度在1947年建立独立的印度共和国。

3.对印度尼西亚的影响。20世纪初印尼为荷兰殖民地。在中国辛亥革命影响下，印尼先后成立“伊斯兰联盟”和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东印度党）等民族资产阶级政治组织，揭开印尼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新篇章。印尼革命领导人之一穆罕默德·哈达说：“中国大陆发生的（辛亥革命）这个伟大事件，唤醒了印尼华侨的民族精神，也激起了印尼人民的革命意识，从而出现了由伊斯兰联盟组织起来的最早的民族运动。”[61]印尼学者维沙尔·辛格充分肯定辛亥革命对印尼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首先促进了印尼华侨的民族觉醒，而印尼民族主义思想的起源，部分是华侨中间新生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反应”。[62]印尼共和国缔造者苏加诺总统将中国的“三民主义”发展为“五民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繁荣）和真主主义（信奉真主），并且表示“我苏加诺作为一个印度尼西亚人，也衷心地感谢孙逸仙博士，直到我进坟墓的那一天”[63]。印尼在1949年建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4.对缅甸的影响。辛亥革命时缅甸是英属印度的一个省。缅甸爱国僧侣吴欧德马1907年在日本即会见孙中山，1911年回国后成为缅甸民族民主革命领袖。缅甸革命党德钦党仿照中国同盟会创办《民报》，创办《书苑》杂志，连续刊载《孙中山——中国革命的领袖》、《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等文章用以指导革命。缅甸第一任总理吴努说：“在我们的国家里，孙中山的名字是人们所熟悉的，而且受着深切的敬重。”[64]缅甸于1948年建立缅甸联邦共和国。

（二）亚洲的第二个共和国是土耳其共和国

土耳其[65]在中国辛亥革命十多年后爆发了凯末尔革命，成功建立了亚洲第二个有效执政的共和国——土耳其共和国。

1.1919-1923年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在凯末尔革命之前，土耳其所在的奥斯曼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君主立宪制帝国，“苏丹”既是国王又是国教伊斯兰教教主“哈里发”。奥斯曼在“一战”中战败后，土耳其民族处在被战胜国占领或瓜分的生死存亡关头，资产阶级各界代表人物纷纷成立“护权协会”开展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运动。1919年7月东部各省“护权协会”在埃尔祖鲁姆（埃尔祖鲁姆省的省会）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以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为首的护权协会代表委员会，发布《告全国人民书》，提出民族自决与独立原则，反对外国占领和干涉。[66]9月各省护权协会在锡瓦斯省省会安卡拉（后来成为土耳其首都）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以凯末尔为主席、“代表祖国整体”的代表委员会。1920年1月苏丹政府召开议会会议，护权协会议员占居多数，议会通过了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国民公约》。3月首都伊斯坦布尔被协约国军队占领，国会被解散，苏丹政府成为“沦陷区”的城市政府。4月护权协会在安卡拉组织召开新的议会“大国民会议”，通过《大国民会议议案》，成立新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国民政府）”，凯末尔任临时总统兼国民军总司令。1920年8月协约国与苏丹政府签订瓜分土耳其领土的《色佛尔条约》并开始进犯土耳其，凯末尔率领国民军向侵略者开战，经过两年的浴血奋战，至1922年9月赶走全部外国侵略军，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1922年11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宣布废黜苏丹，奥斯曼帝国正式灭亡。1923年7月英、法、德、日等国与土耳其签订《洛桑条约》，废除色佛尔条约中的不平等条款，承认土耳其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67]

2.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1919年全国“护权协会代表委员会”发布的《告全国人民书》即提出：“如果奥斯曼政府不能保持国家独立，于必要时另建立一个政府。这个政府的组成，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委员，大会闭幕期间由代表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政府的一切工作，应在国会控制之下进行”。[68]显然，这个新政府是不同于苏丹政府的共和政府。1920年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成立并通过《大国民会议议案》[69]，上述新政府变成现实，土耳其共和国的雏形诞生。1921年1月大国民议会宪法委员会起草的宪法草案获得通过[70]，1923年4月第二届大国民议会对此宪法进行了修改[71]。上述议案和宪法规定了未来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权组织方案：（1）“土耳其国家的政体是共和国”，“国家主权无限制和无条件的属于人民”；（2）大国民会议是土耳其最高权力机关，“成员从各省人民中选出而组成”；（3）“议会另行组织管理行政事务的机构内阁，内阁通过各部贯彻执行议会的决定”；（4）土耳其总统为国家元首，由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72]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宣布正式成立，凯末尔成为土耳其第一任总统，1924年4月20日颁布《土耳其共和国宪法》。土耳其共和国亚洲继中华民国之后的第二个共和国。

3.土耳其革命深受中国革命的影响。凯末尔领导土耳其革命的纲领是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发展而来的所谓“六箭头”，即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革命主义。土耳其革命的方式和共和国成立的过程，有很多中国辛亥革命的因素。例如，“护权协会”相当于中国同盟会，东部各省护权协会代表委员会相当于湖北军政府，全国各省护权协会代表委员会相当于中国的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相当于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埃尔祖鲁姆和安卡拉相当于武汉，苏丹被废黜以前“一国两府”（中部安卡拉国民政府和东部伊斯坦布尔苏丹政府）的情形类同中国当时革命政府和清政府南北对峙，凯末尔兼中国的黎元洪和孙中山于一身。《告全国人民书》、“护权协会代表委员会纲领”、《大国民会议议案》、1921年土耳其宪法，相当于“湖北军政府条例”、《鄂州约法》、《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等。

    结 语

日本在亚洲最早成功进行（君主立宪）民主革命，但日本没能引领或促进其它亚洲国家走向独立与民主，亚洲人民非常失望，对此孙中山说：“日本在东亚独立之后，亚洲全部的各国家和各民族，便另外生出一个大希望”[73]，“支那之四万万人与亚洲各民族，无不视日本为亚洲之救主矣。不图（不料）日本无远大之志、高尚之谋，只知步武欧洲之侵略手段，竟有并吞高丽之举，致失亚洲全境之人心，殊为可惜！”[74]中国的辛亥革命不一样，不仅“以三月未竟之时间，建（中国和亚洲）亘古无前之盛业”[75]，而且促进亚洲人民全面觉醒，引领亚洲其他国家的共和革命。在人类的民主政治进程中，中华民国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武汉是亚洲共和摇篮，武昌与美国的莱克顿处在同一个逻辑起点上。

近代以来，中国湖北武汉的特色与地位一直被误读。最能彰显武汉特色与地位的其实不是“大江大湖”，不是悠悠黄鹤楼、历历汉阳树，不是“九省通衢”、“东方芝加哥”[76]，而是“亚洲共和摇篮”这一历史资源和政治品牌！美国驻武汉总领事苏黛娜（Diane Sovereign）2011年在接受大楚网专访时说：“武汉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以及自古以来都是中部交通枢纽，而且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辛亥革命在这里发生，（武汉）是现代中国的发源地。”[77]武汉不仅是现代中国的发源地[78]，而且是近代亚洲共和的发源地。亚洲共和摇篮，反映了武汉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特殊贡献，是武汉国际地位与世界意义的主要表征，是武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精神的主要体现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