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忠明：明清诉讼:官方的态度与民间的策略

 

作者：徐忠明 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0期

 

 

 

迄今为止，很多学者认为，传统中国乃是一个“厌讼”社会而非“好讼”社会。因为它的流行，似乎成了一种真理。然而这种真理的背后，却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依据。这一论断的根本问题，乃是抹煞“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一、理想：无讼与教化的社会

孔子曾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话。但是，这句话恰恰说明，他并不排斥“听讼”这种随着公共权力产生之后国家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只是，他更加强调“听讼”之目的，这是为了达到“无讼”的社会理想。据此，“听讼”并非目的而是手段。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乃是从社会秩序角度着眼来解决社会矛盾和裁断两造争讼的，这样一来，争讼本身也就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即便法家，虽然热衷法制，强调“以法治国”的思想，不过，为了确保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商鞅同样说过“以刑去刑，以杀止杀”与“刑去事成，至德覆立”之类的话，亦即用刑罚手段来达到“去刑”乃至道德社会的理想。对道家来讲，由于秉承“自然无为”与“道法自然”的崇高理想，更是反对争讼。但是，思想尽管源于社会，毕竟不是社会的实际状况，思想家的理想也非老百姓的愿望。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追求“无讼”或者“去刑”的理想社会之外，在官方法律话语中，那种把民间纠纷（婚姻、田土、钱债）视为“细故”和“琐事”的态度，也是传统中国百姓采取各种诉讼策略（谎状、缠讼、自杀、械斗）的原因。为什么官方小视民间纠纷？福柯的分析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他说：犯罪伤害的不仅是个人，而且也是君权与王法秩序，故而，用酷刑来惩罚犯罪乃是修复遭受伤害的君权与王法秩序的基本手段。帝制中国同样如此，帝皇最为关心的问题乃是维护皇权，据此，他们也将惩罚犯罪作为法律修订和司法实践的根本任务，从不放松懈怠，从不心慈手软。这样一来，既然婚姻、田土、钱债属于细故和琐事，而且还是民间的私事，与帝国政治秩序（公事）没有根本的关联。所以，官府往往认为它们无伤大雅而不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也不积极介入民间纠纷的处理。其实，皇帝赋予州县长官“自理”民事争讼的权力与官方鼓励百姓“自行”调处息讼，恐怕也与这一基本态度有关。

我们知道，儒家和法家都是非常制度化的思想。换句话说，随着汉代“霸王道杂之”（汉宣帝语）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帝制中国的法律结构也就有了牧师与刽子手的双重性格，有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治理手段。在泛道德主义理想下，教化和无讼成为手段和理想；在泛刑治主义目标下，特别是因为刑罚成了教化的手段与后盾，以及教化的无孔不入，最终导致刑罚（或者惩罚）的弥散化和细微化。比如，笞杖之刑，既是一种教化的手段，也是刑罚的一个种类。惩罚和滥刑成为基本特色。

秦汉帝国以降，一个“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帝国开始兴起；另一方面，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地区性差异鲜明的社会面貌渐次形成。这种差异既有自然环境的原因，也有政治人文的作用。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老话，就是对于这种局面的生动描绘。如果完全秉承法家的治理模式，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帝国的财政收入显然无法承受——值得注意的是，商鞅的那套“什伍连坐、奖励告奸”的治理技术，也是企图利用民间力量进行自我管理的办法；儒家的那套重视乡土社会（费孝通语）教化的治理模式，也就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据此，无论采取“以法断案”抑或“情理教化”的司法模式，都是这样一种“政治大共同体与社会小共同体”之间谋求平衡的艺术。

暂且撇开中华帝国“政治大共同体”不说，所谓“社会小共同体”乃是特指乡土社会（礼俗社会）的基本格局，这是一个人们生于此、长于此、老于此、葬于此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这种彼此熟悉、以情相系的社会，情理和习俗才会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教化和礼让作为一种治理手段才能发挥社会功效，脸面或面子才有特别重要的秩序意义。这种社会，也就成了美国学者埃里克森所谓“没有法律的秩序”的社会。明清时期出现的“乡约”制度与宣讲“圣谕”的实践，就是针对这种社会状况、满足这种社会需要的举措。在这种家族与村落组成的熟人社会或者人情社会，长老的权威、文人的威望、能人的面子之类，才能发挥教化和治理的功效，而“无讼”才会成为理想社会的目标。

但是，一旦我们进入明清时期的底层社会，仔细观察百姓的日常生活，耐心倾听乡民的心声愿望，也就可以发现，由于人口的增长，土地的匮乏，商品经济的活跃，在这种紧密型、具体化的社会结构里，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也正因为小民百姓生活其间的社会乃是一个关系非常紧密的社会，所以矛盾和冲突反而极易产生，所谓“唇齿相依”形容的是前一种情况，而“唇齿相残”描绘的是后一种情形。甚至，安土重迁的背后，也出现了社会流动的格局。移民聚居以及土客杂居的地方，每每也是纠纷容易产生的所在。据此，在看似远离帝国衙门而且静谧祥和的乡土社会里，矛盾、冲突、争讼也就成为乡民必须面对的事实。

二、现实：好讼与健讼的社会

宋代以前的民间诉讼状况如何？由于资料匮乏，我们尚无能力说个“子丑寅卯”出来。但是，两宋以降，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各种史料已有大量关于某某地方百姓“好讼”的记载。譬如，山西人好讼、四川人好讼、江西人好讼、徽州人好讼、湖南人好讼、广东人好讼、福建人好讼，等等。这种“好讼”局面的遍地开花，成燎原之势，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与此同时的儒家经济伦理的某种变迁——比如，儒家伦理的功利主义的转向。如果西谚“贵族讲求荣誉，骑士在乎忠诚，农民关注利益”尚有道理的话，那么传统中国俗话“士大夫讲礼，老百姓好利”也包含了部分的真理。所谓“老百姓好利”的说法，乃是明清时期“好讼”风气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也与帝国政治控制能力的下降、社会权力与文化权力的兴起密切相关。面对这种情景，原本的道德教化已经无法奏效，结果还是需要用法律技术来应对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与民间纠纷，清代“例”的变化就是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变迁的需要。从理想层面上来看，传统中国官方的法律态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是继续用道德话语来补救。这是传统中国法律实践面临的困境，一如黄仁宇“以道德之长补技术之短”的精辟论断所说。

到了明清时期，一方面社会经济出现长足的进步，商品经济非常活跃；另一方面，由于“人地矛盾”的尖锐突出，土地流转的日益频繁，地权关系的不断复杂化与模糊化，纠纷和冲突也就必不可免。由此，尽管社会经济在整体上发展迅猛，可是小民百姓的物质生活反而日趋匮乏。也许，这就是黄宗智所谓“高水平均衡”或者“内卷化”的没有发展的经济吧。一旦“些小利益”遭到他人侵害，物主起而抗争也就成了无法避免的事情。

虽然明清时期的中国，依然疆域辽阔，可是乡村聚落已经拥挤不堪，到处人头涌涌。这种紧密的人际关系乃是“情理”的用武之地，然而也是矛盾和冲突的渊薮。也正因为人际关系紧密，故而“相与之间”的磕磕碰碰乃至矛盾和冲突才会不断加剧，争讼才会成为一个令人难以逃避的境遇。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们依然沉湎于“些小词讼莫如休”的训诫以及深陷在“屈死不告状”的困境当中——这些话语背后隐藏的东西，还是经济利益，所谓“赢得猫儿赔了牛”即是这个意思。但是，小民百姓的诉讼态度已有很大的转变，社会精英也是如此。最具代表性的意见，就是清代学者崔述所著《讼论》的表述。他说，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讼也者，事势之所必趋，人情之所断不能免。这是对于诉讼之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公开论证。

如若切实考察一下清代的民间诉讼状况，我们就会发现：传统中国民间社会并非一个今人想象的和和美美、温情脉脉的“无讼”社会；相反，它倒是一个纠纷层出不穷的“诉讼”社会。据夫马进和黄宗智的统计：清代中国，每县平均人口约有二十万，每月约有六天时间受理诉讼，平均每天一个州县衙门约有二百多件案件；每年共有四十八天受理民事案件，一年当有上万案件之多。可见，清代民事诉讼之频繁，衙门司法事务之繁忙。如此众多的民事案件都由州县衙门长官一人审理，再加上刑事案件，州县衙门审理案件的繁忙景象会给现代读者留下怵目惊心的印象。这一事实说明，传统中国的小民百姓还是颇为“健讼”的吧！进而，帝国官僚也并非一味“厌讼”的吧！一旦纠纷搁在面前，帝国官僚还得认真对待为是。

这里，我们必须稍事解释。其一，目前学者整理出来的资料，其所反映的情况非常有限，只是极小部分地区，故而我们暂时不能断定，明清中国是否到处都是这样。也就是说，明清中国已是一个“诉讼”社会。其二，尽管官方在理想上努力追求“无讼”社会，在话语中竭力贬抑“健讼”行为，但是，面对蜂拥而至的百姓，面对层见叠出的案件，帝国官僚一般还是能够认真对待。无论如何，前面描述的情形，多多少少可以帮助我们消解那种认定传统中国百姓“厌讼”的既有论断，并且重新正视与考察明清中国的诉讼事实。

上述分析已经告诉我们，传统中国社会的小民百姓其实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厌讼”，以至成为道德农民的楷模。对“屈死不告状”的说法，我们还得另找原因。其实，所谓“屈死不告状”反映的是帝国司法腐败的情形而非常态。如若所有的审判都是冤假错案，那么政治权力已经根本没有正当的存在理由；如果冤假错案已经成为普遍现象，那么“屈死不告状”的隐忍态度，也已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皇朝政权离开覆亡也已为期不远。当然，我们并非认为传统中国没有司法腐败，没有冤假错案，没有小民百姓求告无门的事实。   

三、诉讼：心态与动机的分析

随着西方法律文化的东渐，权利这一法律概念已经成为目前最为流行的话语之一。在洋人看来，诉讼乃是捍卫权利的一种重要手段，以至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曾有《为权利而斗争》的名篇问世，这是号召德国人民“为权利而斗争”的呐喊，也是“为法律而斗争”的呼吁。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权利，确实需要捍卫与倡导；而捍卫与倡导权利，也确实需要努力与斗争。是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为了实现权利，全靠我们自己。

中外学者大多认为，传统中国没有权利意识，惟有义务观念。现代新儒家梁漱溟曾经指出，现代西方是一个“权利本位”的社会，而传统中国却是一个“义务本位”的社会。如果说西方人往往从权利角度来构筑人际关系，这种意见很有道理；相反，如果说中国人每每从义务角度来组织人际关系，这种看法也颇有见地。可问题是，是否存在“只有权利没有义务”的社会，或者“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社会？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买卖契约中，卖者有得到价金的权利，必然也有交付物品的义务；反之，买者有给付价金的义务，肯定也有取得物品的权利。这样一种简单的权利义务的意识和感觉，难道中国古人真的没有吗？或许，现代西方与传统中国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西方人由权利视角来看待这笔买卖，而中国人却从义务视角来对待这笔交易。如若这样的话，现代西方就是一种“扩展型的”法律文化，这样的话，个人之间与权利之间才会发生冲突；而传统中国却是“内省型的”法律文化，其实“忠恕”两字，最能体现中国古人的相与之道。如此一来，中西法律文化之间的根本差异，并非“权利”之“有与无”那么简单，而是如何看待这种法律关系，亦即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具体说来，传统中国的小民百姓提起诉讼的理由虽然不是清晰地主张权利，但是，我们不能断定他们没有“权利”的意识和感觉。只是，在诉讼过程中，他们往往不是以“权利”为缘由罢了。说到底，权利首先是一种社会事实和社会实践，然后才是一种思想观念和话语表达。事实上，即便“义务”这样的法律观念，传统中国同样没有。所谓“义务本位”的意见，也是一种现代的说法。须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传统中国只有自发的权利实践，而没有形成自觉的权利话语。

须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一旦小民百姓之间的“权利”（利益关系的分界）发生冲突，而帝国官僚又本着“利义之辨”的道德教条，不能做出积极的回应，结果又将怎样？或者说，小民百姓将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在明清中国社会，小民百姓的基本诉讼策略，就是“把事情闹大”。这既是一种诉讼心态，也是一种行动策略。它的基本意涵，一如俗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表达的那样。这是因为，其一，他们确信，假定默不做声，官府也就无法得知自己的冤抑；如果声音不够宏亮，同样难以引起官府的重视。其二，他们深知，州县衙门这个“一人政府”不仅庶务繁忙，而且办案经费有限，无法承受处理些小纠纷的负担；故而，只有“把事情闹大”才能引起官府的注意，作出迅速的处理。其三，一旦基层社会不能伸张他们的冤抑，就把希望寄托在衙门身上，因为衙门是一个“讲理”的去处，也是一个可以讨回“公道”的所在。其四，所谓架词设讼、谎状、诉冤，其实与“把事情闹大”也有关联，前者是指把原本琐碎细事说成大事，他们的动机和目的皆是为了耸动官府；这是乡野百姓告状诉讼的行动策略。其五，这种“把事情闹大”的诉讼心态和行动策略，尚有一个目的，就是给基层社会施加压力；上告越诉、叩阍直诉，则是给没有做出公平处理的地方官僚施加压力。其六，他们之所以采取上述行为，还受到了“大闹大好处，小闹小好处，不闹无好处”这种社会心理的深刻影响。人们相信，如果没有冤抑，如果冤抑已经得到抒发或者伸张，他们何苦经县越州，风餐露宿、不辞辛劳、经年累月，甚至不惜倾家荡产，不断上告上访？当然，结果未必能够如愿以偿，因为帝国官僚每每把它视为刁民缠讼或嚣讼，不仅不予理睬，而且还要给以惩罚。其七，由于地方衙门未能及时地、公平地解决词讼案件，以致酿成大案。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原被两造根本没有求助官府的意思，只是通过私斗来解决冲突；二是蓄意制造更大的争端，迫使官府介入，从而达到告状之目的。

总之，百姓采取“喊冤”的诉讼策略，乃是为了迎合帝国政府道德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运用“把事情闹大”的诉讼技巧，既与钱债细故与人命强盗的法律分类框架有关，也与官僚轻视钱债细故而重视命盗重案的态度有关。

 

四：策略：言词与身体的告状

在“把事情闹大”的诉讼心理支持下，小民百姓往往会采取以下诉讼策略。

第一，谎状。俗话“歪打官司邪告状”一言，是对谎状的生动刻画。所谓谎状，则是将小事说成大事，乃至凭空而讼，具有“告状不实”或者“诬告”的意思。对诬告，从商鞅变法起就已实施“反坐”的原则。从《唐律疏议》以来，告状必须“明注年月，指陈事实，不得称疑”已为通例。而“如虚坐诬”或者“如虚重惩”也是明清时代状词末尾的惯常用语。到了清代，设置代书，规范词状格式，限制词状字数之类的惯例，都是为了杜绝谎状。可问题是，谎状依然屡禁不止，乃至泛滥成灾，原因不外乎衙门漠视些小事情；而对小民百姓来说，为了耸动官府，引起重视，只得使用谎状的手段。可见，如若官府不能正视纠纷，不把纠纷当作正常乃至合理的社会现象看待，那么谎状也就难以避免。相反，由于官府深知告状难免架词设讼，往往予以驳回，拒绝受理。结果，就会出现案件在“官民”之间“推来挤去”而无法及时解决的局面，从而导致纠纷不断升级。所谓“民转刑”的案件，每每由此造成。

从现代观点看，纠纷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发展，人际关系的维护和调整并非只有消极作用，而没有积极价值。其实，纠纷可以成为制度变迁的一种动力，这是因为纠纷本身具有暴露现行制度的缺陷的功能。但是，中国古人往往认为，纠纷对社会秩序乃至天道秩序只有破坏的作用，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由此，衙门就会采取回避纠纷和压抑告状的态度。

第二，缠讼。在司法档案、判牍文书和公案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一些累月经年、换过数任官僚、经过各级不同衙门乃至进京告状的案件和故事。有时，这些纠纷的起因确实只是一些琐碎的事情，但是，原被两造却不惜身价性命不断缠讼，很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恐怕并非事出无因。萧公权曾说：虽然中国乡村的农民以性好“和平”而著称，可是一旦基本利益发生危机，或者人身受辱、家族声望受损，乡野小民的个人情绪将被激发起来，他们仍然会为任何一种想象得到的事情进行争执和斗争。为着争得财产、出口恶气、挽回面子、保住声望，缠讼即是一种基本手段。有时，缠讼还变成了一种图赖的方法，与正常的财产纠纷、出气争气、讨个说法、挽回面子不同，只是无理取闹而已。在人命案件中，缠讼显得非常凸出，原因与“人命关乎天”或者“人命大如天”的思想有关；也就是说，人命案件的冤抑最为深重，也最为强烈，故而此屈不伸、此冤不报，难以吐气，不能扬眉。必须指出的是，缠讼基本上是贫弱阶层的诉讼心态和行动策略；也可以说，缠讼是一种弱者的武器，因为他们手中没有任何社会资源与政治资源可以利用，惟有“缠”或“闹”一途。

考察缠讼，乃是理解传统中国小民百姓诉讼意识的重要进路。这是因为，尽管“讼由”确实微小，无足轻重；但是，缠讼的特殊意义恰恰在于“缠讼”事件本身，而非作为“讼由”的纠纷标的。缠讼具有放大“讼由”的功能———越级控诉，可以给地方衙门造成一种来自外部的压力；京控直诉，更能起到给整个帝国司法机构施加压力的功效；而案件一旦引起皇帝的垂问和追究，有关官僚的前程将会受到影响，不仅可能乌纱不保，而且还会引起性命堪忧的严重后果。须指出的是，对缠讼行为来讲，司法官僚每每仅给予缠讼者杖责的处罚。在传统中国法律中，这种处罚并不严重，也正因为如此，决意缠讼者大多甘愿冒险，大不了杖责而已。

第三，自杀。法国作家加缪曾说：“只有一个哲学问题是真正严肃的，那就是自杀问题。”莎士比亚所著《哈姆雷特》也有“生存还是死亡”的深刻追问。重生也许是传统中国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的根本特征，俗话“好死不如赖活着”似乎也反映了传统中国民众对于生命的基本态度。当然，这话多少有点忽略生命的精神价值，而仅仅关注肉体生存的缺陷。在许多社会里，自杀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文化、社会和法律问题。在传统中国法律中，没有禁止“自杀”的规定———西方的宗教法律曾有这样的规定；然而，它有“威逼致人自杀”的惩罚。由于“人命关天”是传统中国民众的普遍信仰，也因为“杀人者死”是传统中国法律的自然正义的基本原则，故而，自杀或者利用尸体夸大纠纷的争点，或者进行令人难堪的图赖，也就成为弱者的诉讼武器。

在清代西周生所著《醒世姻缘传》一书中，作者写了这么一个故事：浪荡子姚大舍先娶计氏为妻，又纳妓女珍哥为妾；姚宠爱珍哥，冷落计氏，致使妻妾不和，纷争骤起。有一天，珍哥诬赖计氏与和尚、道士通奸，导致两人发生激烈的冲突，以致姚某要休计氏。当然，计氏也不肯善罢甘休，满心“算计要把珍哥剁成肉酱，再与姚大舍对了性命”。但是，她又觉得自己身小力怯，万一失手，落入他人之手，必定苦不堪言；然而担个私养和尚、道士的污名，岂能消受？因此决定自杀。后来，计氏的父兄抱怨告状，案件结果如何，暂且不必追问。非常清楚的是，计氏自杀的动机显然是为了报复姚某和珍哥的欺凌。当然，也有“以死明志”之目的。在《龙图公案》卷八“箕帚带入”中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李秀如生性妒忌，诬陷弟媳张月英与丈夫黄士良通奸，致使张月英产生“此疑难洗，污了我名，不如死以明志”的想法，终于自缢身亡。

尽管这是文学故事，但是也能反映传统中国民众的诉讼心态。这类案件，在档案和判牍中也有记录。清代有一案例：婆婆因嫌面饼太硬，要吃饺子，儿子儿媳声言面饼已经做好，暂且将就，并且允诺日后再做饺子，不意婆婆一气之下自尽了事。帝国衙门判决以“不孝”来严惩儿子儿媳。婆婆的自杀可能并无诉讼的意图，但是致使婆婆自杀的后果，也必然会引起官府的追究。虽然这个案件不能说明婆婆之自杀乃是出于诉讼或者伸冤的考虑，但是实际效果并无不同。在某种情形下，乡愚小民的自杀既是一种要挟的手段，也是一种泄愤的方式。与自杀属于同类性质的“把事情闹大”的诉讼策略，还有“自残”行为。

传统中国的平民百姓之所以惯用“人命”作为诉讼的幌子，显然与“人命关天”这种观念有关；与此同时，也与帝国法律有关。因为法律规定，凡是人命案件，地方衙门必须即刻受理，马上着手尸体检验。因此，地方司法档案文书常有“卑职随即单骑减从，带领刑仵，前诣尸所”这样的记载。而且，地方司法官员的司法责任也要大于词讼案件。小民百姓“窥破”了帝国法律的意图及司法官僚的心思，从而采取这一诉讼策略。但是，问题诚如一枚硬币之两面，总是相反而又相成。有时，正因为破案难、时间紧、经费缺、责任重、处罚严，反而导致地方衙门讳盗不报，甚至压制报案之人，以致地方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

第四，械斗。关于械斗，目前的研究基本上集中于清代。就清代而言，械斗严重的地区包括：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浙江等省，直隶、山东、安徽、江苏等省也时有发生、时有所见。械斗，乃是宗族、乡村、土客（土著居民与外来移民），其间也有土匪参与的规模大小不等的武斗。械斗之风的炽盛，与民情、民风、吏治、司法诸多因素息息相关。从帝国权力控制的角度来看，表面上是民间私事的械斗，实际上反映的是国家权力、权威、法律的削弱和失控。尽管帝制中国的治理模式的基本理念是“爱民”，然而真正把小民百姓的福祉当作施政根本的官僚，可谓少而又少。皇帝真正关心的是税收和秩序，希望百姓成为良民、顺民；官僚热衷的是敛财和乌纱，因此拒讼、讳盗之事每每发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老百姓学会了不要去依赖他们的地方官，而且实际上还要尽一切可能地避免和官府直接打交道”（萧公权语）。事实上，远离衙门、足不出乡的乡野百姓，确实也被视为帝国的良民。有时，是否出入衙门几乎成为乡野百姓顺良与否的一个标准。这种避免与地方官打交道的惯常做法有二：其一，民间发生的婚姻、钱债、田土之类的些小纠纷，通过基层组织（乡里）自行解决，这与帝国治理的基本要求（精兵简政）吻合；其二，采取“自力救济”的办法，摆平争执和冲突，械斗就是办法之一种。

导致明清时期民间械斗之风炽盛的具体原因如下：其一，官吏玩视词讼。民俗凶悍固然是械斗的原因之一，不过探究肇衅之由，大都出于户婚土地细事。而问题是，地方司法官僚对于词讼案件，不是迁延时日，就是听断不公，致使两造私愤难泄，仇怨相报；甚至帝国官僚不准小民起诉，时间一久，百姓也就不愿报案。这类纠纷的解决办法，不是私和，就是私斗。其二，官吏勒索两造。史载官僚“每逢听讼，未看词纸，先查粮册”，目的是要摸清两造的家资财力。有钱，曲可为直；无钱，是反作非。所谓“无钱者困受其冤，有钱者苦遭其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论有钱无钱，总是没有好处，百姓投诉无门，只得规避衙门。结果，纠纷的解决同样只有二途：私和或者私斗。羸弱者和，凶悍者斗。其三，官僚讳盗、讳斗。尽管侦察、缉捕、审理命盗案件是州县长官的基本职责，但是，这些案件往往也是最难缉捕和审理的案件。而帝国政府的“官吏处分则例”却非常繁密，极其严峻，稍有处断不慎或不当，便有罪愆。因此，为着身价性命，为着保住乌纱，他们的应对措施，就是讳盗、讳斗，甚至压制诉讼。有了矛盾和冲突而又不得解决之道、救济之方，那就必然导致冤抑不得伸释，从而仇怨难泄，转而私斗或械斗。尽管械斗的起因多种多样，但是与衙门的态度、腐败、能力密切关联，也与官民之间（官僚无视民瘼、玩视民间纠纷，以致百姓不信官僚）的极度隔膜深有关系。尽管“八字衙门朝南开”表达的是一种“亲民”的姿态，但是“有钱无理莫进来”的衙门陋习和官场腐败又把千万百姓拒之门外。

这样一来，械斗也就成为“把事情闹大”的一种行动。不过，这种“把事情闹大”的方式与谎状、缠讼和自杀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是因为，在皇帝和官僚眼里，械斗挑战了国家权力，破坏了帝国法律，扰乱了社会秩序，简直形同叛逆。就此而言，械斗似乎难以视作“把事情闹大”的一种诉讼策略。但是，在某种情形下，私斗、械斗也会成为上控、京控的事由。据此，我们仍然可以把械斗看作“把事情闹大”的一种手段，从而成为一种诉讼策略。当然，有组织、大规模的械斗与普通的私斗、械斗有所不同，处理也会有所差异。

综上所述，就“把事情闹大”而言，谎状和缠讼是比较典型、比较普遍的诉讼心态和伸冤策略，而自杀（包括自残）则相对少见一些。自杀基本上是平民百姓在绝望与期待中采取的极端措施，尽管也有诉讼策略的某些特征，但是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诉讼策略，而是给死者家属采取诉讼或者伸冤行动提供了机会和借口。一句话，谎状和缠讼乃是“把事情闹大”的自觉行为；械斗，具有“把事情闹大”的客观效果，既是一种“私的解决”的极端办法，也有希望官府介入的意图；自杀似乎介于两者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