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顾远：天理·国法·人情
来源：范忠信等编校：《中国文化与中国法系——陈顾远法律史论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5-282页。原载《陈顾远法律论文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上册。
陈顾远（1896－1981年）：字晴皋，生于陕西三原。中华民国法学家、律师、政治人物。
一
一般人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准，恒以情、理、法为说，情是人情，理是天理，法是国法。这在刻薄寡恩的唯法主义者看来，或由只知有此不知有彼的耳食者流（注：“耳食”比喻不加思考、轻信传闻）看来，总都认为情、理、法一类话是常人的通俗见解，不可强调，不宜重视，以免影响建立法治的精神。老实说，真能适应人类生活需要的法律，不特不是孤立的，而且是从平易中见其真谛。一部《易经》的宇宙大道理，既以平易的事例，证实阴阳变化的法则；一部《中庸》的人生大道理，亦以平易的理解，启示中和诚明的工夫。那么，为人类日常生活不可须臾离开的法律，岂可超越情、理以外，自成一个独立体系而使万事万物皆为其服役吗？诚然！在过去纯尚人治的国家社会里，每以“人情”的运用，不免影响了“国法”的尊严地位，然而王道不外乎人情，法律不出乎人生，我们如能把“人情”由第一位移到第三位，使“国法”不为“人情”所屈，便不能认为情、理、法的话是毫无价值可言。
天理是什么？好像是空泛而难捉摸的，其实不然。法学家所说的正义法、自然法、社会法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天理。根据正义法说，法律必须合于正义的目的，而为道德律所支配，乃为正则，乃非恶法。像铁幕内的“法律”，伤天害理，恃暴残民，便为天理所不容。根据自然法说，从天命于人的良知上所体会出的规律，如人不应随个人意愿杀伤他人之类即是，从而刑法就有杀人罪伤害罪的规定。反之，像幼稚民族的内部法，强盗团体的信条，以杀伤无辜为功为赏，也就为天理所不容。根据社会法说，法律是适应社会公众的要求而制定，不应与社会律背道而驰，倘以法律为万灵膏，不务刑教而务刑杀，这就是秦皇隋炀的法律，这就是凯撒亨利的法律，依样为天理所不容。这个天理，至少由各家学说看来，是普遍地永恒地蕴藏在亘古迄今全人类的人性之中，从个人良知或公众意志上宣示出来，不受个人或少数人下意识的私情或偏见的影响，而为无人可以改变可以歪曲的准则。民国十五年，邵飘萍被北洋军阀张宗昌绑至天桥行刑时，仰首高呼“天！天！”而饮弹。在毕命一刹那间求直于天理而使北洋军阀自食其果。看史上志士仁人的浩气正气都是所钟毓的灵秀，这就是当代法律不以天理为准则的反映。
人情是什么？好像是很偏私而与法治精神抵触的，其实不然。法学家所说的习惯法以及经验法则上的事理，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人情。习惯，只须不违反公安良俗，只须未由法律以明文另为规定其他准则，都有法律的效力。习惯不是某个人的成品，而是多人的惯行，纵有创举在先，要必合乎人情，乃能蔚为风尚，倘得人情之正，更自风行而无阻。事理为事物当然之理，离开了人，便没有事物，离开了人也就没有经验。事物之理和经验法则还都不是从人情中酝酿而成，孕育而出吗？何况这个人情，如若属于私情偏见，向为社会所不齿，而世之所重视者乃为情理一事，尤其为与天理无违的情理一事。因为谁都是人，人当然有人之性，人当然有人之情。所以圣人依人性而制礼，缘人情而作仪，在道德律上如此，在法律上更应如此。儒家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并非“拂人之性”而为说。“泛爱众而亲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是根据人情而立言。所以儒家的法律观，便不否认人情的因素。“打倒孔家店”，“三千本线装书丢入茅坑去”，摧毁儒说无所不至，这就为今日ⅹⅹ赤化神州做了开路先锋，其所颁行的“法律”，自然以所谓阶级法说为依归，而与人情完全脱节，观其以“温情主义”为罪恶便可知了。
国法是什么？就是法学家所说的制定法或成文法；依正常的道理而言，有其制定的来龙，有其成文的去脉，上须顺应天理，下须雇及人情，绝不是高悬在情理以外，强使理为法屈，情为法夺的。法律并非立法者凭着个人见解，成为其意识上的创造物；假使想要制定什么法律就能制定什么法律，这只是秦皇隋炀的梦想，这只是凯撒亨利的奢望！虽在“王言即法”时代，而有道
二
人生于宇宙之内，不能外宇宙而独存，法用于社会之中，不能外社会而孤立。宇宙万物有其自然律，社会集体有其社会律，人类公私生活有其道德律。律是什么，就是秩序，就是准则，也就是法，也就是理。理，原指纹理而言，准之为则，成为秩序，俨然法的理象。天地不毁，日月不坠，都得力于一个理字。万物贤能的配合有“物理”，大地事态的因果有“地理”，数字图形的窥测有“数理”，器官系统的探索有“生理”，推而如“心理”，如“医理”如“病理”，如“哲理”，如“文理”如“政理”，如“伦理”，莫有不从“因缘果报”的关系中求其变化，求其运用。“即物穷理”，说穿了，不过是得求一个秩序，求得一个准则而已！然而这秩序，这准则，虽随各类事物而表现，但均在宇宙之内，为人类所研讨，均在社会之中，为人类所悟察，当非各自为政，毫无联系，独自成其为理，独自成为其法。
天理是理，国法人情也是理；国法是法，天理人情也是法。天理人情的认定，如就法的立场而言，虽各派法学家各有其偏重之点，总都是法的一部分，已见前述，不必再赘。如就理的立场而言，因为天地之间人为灵，宇宙之内人为贵，应从人的方面而求天理是在，不应从天的方面而求其理是在。虽然宇宙万物各有其理，但在人生方面、人事方面仍然以人类所体会所维护的天理为主。天理是从人类的良知发出，认为在人类社会而要做人不可欠缺的规律，这就是人类公私生活的道德律了。所谓社会律者，也就是每一个社会里公众生活的道德而已！这个理，在人生和人事方面是一切范畴的范畴，任何特殊性质的范畴都不应反于其道，独自其理。好比在广大无量的大宇宙系统中，虽有太阳系银河系各自成其系统，但仍互相配合联系，为大宇宙系统中的分支系统而不相紊。所以天理这个理就成了国法的摇篮，就成了人情的治器。
国法、人情是天理分散在特殊部门的各别表现，一如表现在政理伦理方面然。国法的理特称之为法理，人情的理特称之为情理，并包括事理在内。“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这是与天理不相符合的法理，是功利主义者，是讲霸道的法理，而非每个人良知上所愿接受的法理。因为既知其为恶，何不变其为善，乃仍抱着“恶法亦法”的见解，显然欲以法律为达特殊目的工具，作为罗纲，使其仅有惩治犯罪的消极作用，而将律条原有助长人类社会生活向上的积极旨趣抛出九天以外，当然看不见天理了。次之，法理纵未直接与天理挑战，反其使命，然若保境自守，在牛角尖的小天地内，钻来钻去，纵然把法理研究得精微奥妙，神乎其事，不过为法学家的学术游艺罢了。可是这种形式观的法理，却要支配人类社会的实际生活，其结果被认为“并无理由”的败诉或论罪，便非真在实质的法理上通不过，往往系为形式的法理所扼，不能求直了。一般人在“法”字以外，要喊出一个“理”字，就是认为法理与天理应有呼应，法理总得在天理范畴以内求其精微，不宜在天理范畴以外求其奥妙！
说到人情，同样须受天理的陶冶，情乃得其和，事乃得其当。这就是世所公认的情理与事理，仍然在天理范畴的限度内而自有其范畴。因为违反道德律的私情偏见，已为天理否认，也就根本不能以情理事理为称了。这且不言，要说的是：情理、事理与法理的配合关系。人是天地间万物之灵，固然异于禽兽，却也并非超人；法是社会内生活之宝，固然同有其理，却也离不开人。人受自然律的支配，于理性之外不能没有情感，无情感的人类等于一群魔鬼，像ⅹⅹⅹⅹ便是这样。正心诚意不过使情感得其中，得其和，倘无中和的“大本”是在，正心诚意也只成了一句空话。所以温情热泪忠忱义愤都是情理上的正常现象，而事理的基点也是寄托在这里。并因人就是人，虽因时代的延绵不断地进化，但在当时当代的阶段中其作为，其惯行，大体上都有一个相当的标准与界限，这就是所谓常情，也就是事理的一类，不容抹煞，不容忽视。法虽孕育于社会律，而经公权力的制定或承认，成为法典或律条，然而社会是人类的社会，公权力是社会公众交付于国家的权力，任凭如何安排，法理总是与情理、事理互相配合不应脱节的。惟如不以社会律为准，或在运用上忘了人的所以为人的自然律，好像法律专是人对人类以外的火星人而设，也就失去了法律的正常作用了。一般人在“法”字以外，要喊出一个“情”字，就是认为法理与情理、事理应为配合，法理总得在不逆情理之下求其精微，并须在不背事理之中求其奥妙！
三
尽管由刻薄寡恩的唯法主义者看来，或由只知有此不知有彼的耳食者流看来，认为情、理、法一类话是常人的通俗见解。但在实际上，不仅法学家以正义法——与制定法习惯法并称，即在现代各民主国家的法律内，也是情理法三者同重，我国古代为有道
文以载道，刑以弼教，这虽是两句旧话，且为五四时代青年人攻击的目标。但文字并非为了游戏存在，刑罚并非为了威吓而宣施。纵然道也教也因时代环境的关系，重点难强其同。若说文不载道，刑不弼教，不知文有何用，刑有何贵，我真想不通的。尤其从人类良知上所体会的天理，从人类理性上所获得的天理，既为一切社会生活的根源，而法律又是社会生活的规律，自然要以它为依归的。这就是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而法律也就是教的一端。现代民主国家的法律，尊重个人的人格，为人权的保障，珍贵全民的意志，为民权的维护。在社会本位之下仍不废个人本位，在个人本位之中仍偏向社会本位。权利行使应有界限，契约自由应有限制，建立诚实信用方法，承认无过失赔偿制度，以及很久远地就认为杀人伤害遗弃堕胎强盗放火有罪。这不是天理的指示，还是什么？尤其在刑事法方面，早已不采报复主义，除元凶大恶处以死刑，使其与社会离开外，而对受刑人的处遇，直把监狱视同感化处所，使其知悔向上，适于社会生活，以全天地好生之德，以尽民吾同胞之义。这不是天理的指示，还是什么？也许有人会说我头脑冬烘，竟在原子时代而谈天理。殊不知科学尽管进步，而在地球上人与人的关系仍然是人的生活，而非神的生活，一切要遵守人类共同认定的秩序与准则。天理乃一切范畴的范畴，安排已当，莫能推翻，岂可不谈，岂可不讲！
王道不外乎人情，法律不出乎人生，这是我常写出的惯语。因为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法是社会生活的规律。质言之，法是由人所立，并非由法所立，法是为人而立，并非为法而立。这须首先认识清楚，方不致假法图私，舞文弄法。凡不近人情大拂人情的法律，都失去了法律的所以为法律的道理。父母有教养子女的权利义务，一定亲属相互间有受扶养与扶养的权利义务，直系血亲卑亲属先于父母而居于继承人第一顺序，不背公安良俗的习惯在法律认许下有其效力。这些都是本于人情而见于法律规定的。尤其在刑事法上，童騃之人、疯狂之人犯罪不罚；老耄之人、精神耗弱之人。犯罪减轻其刑；正当防卫紧急避难的行为，虽过当而仍得减轻其刑或免除其刑。犯罪情状可以悯恕，犯罪知悔而为自首，都不必强置重典，罚如其罪。这不是本于人情而立法条，还是什么？亲属容隐，自古已然，便利脱逃或藏匿人犯，在一定的亲属范围内，既有明文规定减轻或免除其刑，而一定亲属间犯的窃盗罪侵占罪更须告诉乃论，且得免除其刑。至于一般人犯刑法第六十一条所列各款的罪，检察官并得参酌刑法第五十七条所列事项，认为以不起诉为适当的话，也就得为不起诉的处分。这不是本于人情而立法条，又是什么？也许有人会说我思想落伍，竟在法治时代而谈人情。殊不知法治尽管修明，而法律关系毕竟是人与人的关系，既不能将人论为万物，又不能将人升为超人，也就不能逆人之情，拂人之性，撇开情理与事理，专以与人生脱节的法理是尚。我辈都是人类的一员，法律又是由人而设，为人而设，只要是经过天理陶冶的人情，得情理之正，处事理之常，岂可不谈，岂可不讲！
现代民主国家的法律，明明以情、理、法同重，而一般人却仍在“法”字以外，喊出“情理”两字，这不必即系法律本身有何缺陷，乃是一部分行用法律者每不注意法律的全盘精神，善为运用，只知握紧单一的条文，硬板板地实用起来，虽对法理说得通，却不见得合于天理，适乎人情。因而我认为一般人说出情、理、法一类话，是有相当的价值，不可视作通俗见解而忽之。至少也能从平易处看清法的全貌，使法律勿为注释法学派的法理所笼罩，而迈步走进自己固有的园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