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对中国的十大忠告

 

 

罗纳德·科斯（1910-2013）

 

2011年7月5日科斯的助手王宁博士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做学术交流

王宁：芝加哥大学博士、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全球性研究助理教授

 

陈会林按：

2013年9月2日，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去世，享年102岁。科斯不仅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奠基人（交易成本理论提出者），而且也被认为是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奠基人。“科斯定理”的经济版被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法学版是“在一个零交易成本的世界里，不管法律对权利如何配置，只要个人合作行动，有效率的结果总会发生。而在现实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不同法律的权利界定和分配，就会产生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能使交易成本降低到最小化的法律就是最好的法律。”

科斯1910年12月29日生于英国，1932年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获商业学学士学位。195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移居美国，先后在布法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1964年起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经济学教授；1982年后，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慕瑟经济学荣誉教授及法律与经济学资深研究员，同时担任任该校《法律经济学杂志》主编，逝世前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荣休讲座教授。

科斯1991年因“发现和澄清了交易费用和财产权对经济的制度结构和运行的意义”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把他的惊天鸿论载现于两篇文章(都提出和论证交易成本问题)：一是《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1937)，该文把企业组织与交易成本联系起来，以交易成本概念解释企业规模，首次提出“交易成本”概念，认为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企业的出现能够降低市场运行成本。二是《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1960)，此文把法律制度与交易成本联系起来，主张完善产权界定可解决外部性问题，创立著名的“科斯定理”。这两篇文章不但为他赢得了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使他成为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奠基人。科斯原本是想给“经济学理论结构带来一个完全的变化”，但结果是“种豆得瓜”，这种预期的巨变并没有发生在经济学界，相反倒出现在法学之中。而科斯对由他促成的法律经济学运动却从来缺乏兴趣。

科斯并不是多产的学者，“老先生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35年，最近一篇则在2012年。科斯的CV（学术简历）只有11页，远短于现在一个助理教授的CV（一般是15页以上）。”（科斯助手王宁语）如果在中国大陆的大学工作，科斯可能连助教都评不上。（见翟晓林《如果科斯在中国评职称》，载《长江日报》20130219）

科斯在中国的经济学人群体中具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其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影响深远。2010年12月29日，在科斯百岁寿辰之际，中国十余家学术机构的学者，在北京、上海和芝加哥三地同时进行一场学术研讨会，以此作为特殊的礼物，庆贺大洋彼岸的罗纳德·科斯教授百岁寿辰。而远在芝加哥的科斯，通过视频向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发出祝福：“我希望新近成立的中国科斯学会将会由学者组成，不仅是用一种方法，而且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并能够找到适合他们的学术路径。”

科斯从未踏足中国，但对中国三十多年来所发生的一切充满浓厚的兴趣，其对中国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来自于2013年初出版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科斯与他的助手芝加哥大学博士、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全球性研究助理教授王宁博士合著）。

2008年7月14-18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科斯教授以98岁高龄，亲自倡议并主持召开“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此间他以一个英国经济学家的身份在美国关注中国经济改革，以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观点对中国提出过十大忠告。现在来看，这十大忠告确确实实是当前中国必须应该解决的核心问题，还字字珠玑，其言无价。

 

一、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

只要有自由竞争的环境，私企是非常懂得如何应对这些交易费用的。如今，私企最大的挑战是，他们仍然遭受着种类繁多的政策和政治歧视。他们很难进入资本市场，因为资本市场主要是由国有银行所控制。

要抛开为私企设置的种种限制。只要私企(或任何企业)是依法运营，就该享有自由。如果一些经济行为体不遵守市场原则，市场经济就不会成功。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

二、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

只要交易双方可以自由讨价还价并达成交易，那么市场行为就可以发生。中国的情况是，政府宣称了对土地的拥有权。国家必须允许土地的事实所有者——多数情况都是农民——进入市场。这样，国家可以通过收税在土地交易中获得很大利益；同时，为了自身利益，就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

中国在土地交易方面的所作所为，应该叫做单方面获取。这显然并不是市场行为。

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带来大量失去土地者的抵抗，这在中国已经被广泛报道。

三、中国应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

问：深圳发布了一个土地双轨制文件，允许深圳农村变卖集体所有的工业用地。你认为，这是否为中国土地政策提供了一个改革的方向？

科斯：深圳的政策显然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是一个辽阔而多元化的国家。一种方法或许在一个地方能取得成功，但在其他地方可能就行不通。中央政府应该鼓励地方政府大胆尝试不同方法，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

四、在中国，教育和税收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

不平等在任何自由市场经济中都不可避免。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以及地区多样性，基尼系数高也在预料之中。争议的核心在于，导致不平等问题出现的中国市场经济，其深层问题是什么。

比如教育和税收制度，在最发达国家都发挥着强有力的抑制不平等的作用。在中国，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只要社会流动的大门是打开的，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人对自己的未来、自己孩子的未来有希望，那么不平等本身就并不是问题。

五、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然开错了药方，需要反思

在发达国家，更替水平生育率被设置为，每位女性平均生育2.1个孩子。长远来看，独生子女政策并不可持续。另外，保证政策的实施过程，一向是高成本且充满暴力的。随着一个国家的富裕，女性也趋向于自愿降低生育率。今天没有必要来强制执行如此严苛的政策了。

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削弱了中国劳动力数量，还降低了其质量。研究已经表明，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之后出生的中国儿童，其社会技能被迫变低。当然，其影响也在经济之外有所体现。它在基本社会结构上，也严重削弱了家庭。

六、“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然而，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我们称之为的“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

七、中国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

我相信经济增长的秘诀是分工，研究分工就必须考察真实世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呼吁我的同行们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不过没有什么效果，我的同行们似乎不大愿意听我的劝告。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那么多优秀的经济学者，哪怕只有一少部分人去关心真实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就一定会改变经济学。我始终对中国寄予厚望！

八、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

人类社会到处都存在着腐败。过去50年间，我在芝加哥的家中，常常听到市政官员的腐败新闻。伊利诺伊州的两任州长现在都身陷牢狱。我的同胞、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公爵解释得很清楚：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如果政治体制是透明的，如果权力由法律来约束，如果任何权力的滥用都可以追溯责任(自由媒体和独立司法体制，因而是需要的)，那么腐败就不会威胁到秩序和稳定。

不管是政治改革、法制改革，还是体制重建，叫法无所谓，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

九、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

中国没有理由比韩国、日本或美国缺少创意。只要中国开放思想市场，允许大学独立、自治，给私企以与国企同等的待遇，中国就会迅速在科技方面更上一层楼。

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中国已故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许提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在与温家宝总理会面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

钱学森之问帮我回答了中国读者向我提出的问题。而就钱先生的问题，我却有个答案，那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十、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

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

“我今年98岁，垂垂老矣，不知道还能够活多久，随时都可能离你们而去。希望在你们，希望在中国。我相信你们是不会让我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