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的演变与发展
从黑格尔到“后现代”：现代西方哲学的演变与发展
——谢地坤谈现代西方哲学的演变与发展
何民捷 苏 超
原载：《 人民日报 》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如何准确把握现代西方哲学演变的趋势，正确看待和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汲取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有益成果？这些都是学者们认真思考的问题。近日，记者就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有关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谢地坤。
记者：我们知道，理性主义哲学自17世纪以后在欧洲一直居于统治地位。黑格尔把理性主义哲学推向了极端。那么，黑格尔以后的西方哲学到底是如何过渡和发展到现代哲学的呢？
谢地坤：在黑格尔以后的几十年间，欧洲哲学杂乱无章、没有头绪。这个时期是欧洲传统哲学遇到挑战、进入萧条凋零的岁月。只是到了19世纪末胡塞尔建立现代现象学，现代西方哲学才得以真正确立。
摧毁和颠覆黑格尔哲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自然科学继续进步，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黑格尔用思辨的幻想去代替现实世界的联系必然会走向没落。其次，黑格尔哲学学派自身发生了分化。再次，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虽然推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但它们取代不了人们对超验问题的关心，更阻挡不了人们对绝对真理的追求。
在这种情形下，叔本华和尼采对传统思想、文化、宗教的批判就显得十分重要，他们在欧洲哲学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甚至可以说，近现代西方哲学是以这两人来划定界限的。
生活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的叔本华，用“意志”来代替黑格尔的“理性”。叔本华“意志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探讨欲求和解脱之道，而艺术、禁欲和哲学则是他对世界本质的三种考察方式。尼采很矛盾，他一方面创造一个“超人”来拯救人类，另一方面却又要求人们勇敢地面对千变万化的世界，不断地开创自己的事业。尼采把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发展为“权力意志”，不仅将意志哲学贯彻到底，而且彻底颠覆了欧洲自古就有的形而上学真理观。
记者：经过转型时期，欧洲大陆哲学迎来了以现象学和存在哲学为主流的时期。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两个学派的影响？
谢地坤：应当说，现象学和存在哲学作为现代欧洲哲学的主流贯穿于整个20世纪，就是在今天也有一定的影响。
胡塞尔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现象学的主要代表。胡塞尔以严格的科学精神来探讨哲学问题，他的一个伟大抱负就是让哲学建立在严格科学的、绝对可靠的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个观念主义者。
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直接提醒人们不要遗忘对人类自身和整个世界的存在状态的关心。正是海德格尔赋予了本体论这个古老命题新的活力，并为此后建立在本体论基础上的哲学解释学、哲学人类学开辟了道路。
萨特和梅洛—庞蒂在存在主义哲学方面的贡献是绝对不可忽视的。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和“他人就是地狱”这两个命题尤其引人注意。萨特从这两个命题中引申出：人生的意义就是进行自主的选择，但人还必须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进而达到自为的存在，成为“社会的人”。他的存在哲学的实践意义也由此得到彰显。
梅洛—庞蒂对以往的西方哲学进行了激烈批判，企图通过回到主观与客观尚未分立的原初的整体现象的途径来弥合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纠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等对立双方的片面性。
比存在哲学稍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最重要的理论思潮之一。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最大。这个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尖锐批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批判理论”。
记者：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直至今天，“后现代”成为西方各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的热门话题。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后现代主义”这一思潮？
谢地坤：“后现代主义”思潮内容广泛而又确定，它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看待当今的时代。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的理论设计各不相同，我们大致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
一是被称为“后结构主义”或“解构性”的当代法国哲学。在这一类“后结构主义”的法国哲学家中，利奥塔、福柯和德里达等都是重要代表。
利奥塔从知识论角度论述后现代的文化特征。他强调知识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肯定文化的多样性。但他过于重视解构性，抹煞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否定理性与客观规律，导向了相对主义。
福柯用一种所谓的“谱系学”对人类思想文化展开研究。他的批判虽然是非理性的，但他为一切弱小的、被压迫的人和物正名张目。他的理论对西方理论界发生了重要影响，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一种主调。
德里达本人并不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但他建立的以“反逻各斯中心论”为核心的解构理论在欧美哲学界很有影响，他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的主要奠基者和代表人物。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是要抹去一切人为的传统规范，不受传统文化的束缚。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西方哲学的思想根基，使人们寻找精神家园的希望破灭。
二是新实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观。其最主要的代表是美国哲学家罗蒂。一方面，罗蒂始终致力于清算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力图摧毁以认识论为中心的“镜式哲学”；另一方面，罗蒂试图复兴实用主义哲学，主张用解释学方法沟通英美的科学主义哲学和欧陆的人文主义哲学。罗蒂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用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方式来捍卫西方自由与民主的价值观。
三是所谓“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这一类哲学家并不赞同用颠覆、解构的方式去对待传统思想文化，而是力图复兴、更新某种传统哲学或神学，以克服后现代的文化危机，因此被称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其代表人物有美国哲学家格里芬、杰姆逊，瑞士基督教哲学家汉斯·昆等。
由此可见，围绕现代、现代性与后现代、后现代性的争论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它们表现了西方知识分子对当代社会与文化的不同认识。
记者：100多年来，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流派纷呈迭现，许多哲学流派或学说来去匆匆，原有的流派或学说也在不断更新内容或形式。我们应怎样理解现代西方哲学这种复杂多变的局面？
谢地坤：现代西方哲学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分化多元、演变迅速。概括地说，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有下面几种基本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探寻世界观和人生观。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不仅具有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倾向的一些哲学流派要对世界重新加以考察，而且存在哲学也要对世界本质予以特殊说明。
第二种倾向是追求纯粹理论认识。这种哲学希冀超越各种科学知识并不受任何其它因素影响，专心致志地追求一种绝对纯粹的甚至是超越时空的真理。
第三种倾向是批判。这种哲学以批判的眼光去考察和认识人类社会，并希望通过哲学来改造世界。
第四种倾向是研究纯粹哲学基础问题。这种哲学追求理论认识的明晰性，并想为一切科学陈述寻求不容置疑的基础，使哲学变成单纯的基础性研究。
现代西方哲学出现这种多元分化的局面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究其根本，主要有两点。其一，随着各门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哲学也要分析各门科学的理论基础，并把它们的研究结果与自身结合在一起。于是，在哲学内部就产生了不同侧重、不同职能甚至是不同性质的分支学科。其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社会不仅没有消除原有矛盾，相反，还形成了许多新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情况极大地动摇了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和信仰，出现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危机和文化危机。现代哲学从其对立面得到了推进。
记者：在分析和研究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及其演变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谢地坤：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分析和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必须融会贯通、抓住本质，既要知道其当下的总体状况，也要把握其来龙去脉。不能囫囵吞枣、以偏概全，更不能有意炒作其中某派某家。
其次，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是对人类自身存在、存在方式和生存环境的理论自觉，并进而上升为理论把握。因此，我们应当正确处理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的关系，注意吸收各门科学的研究成果。
再次，哲学一方面是对最终价值的追寻或怀疑，另一方面又必须面对现实。对很多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两难问题。关键是要从普遍性和永恒性的立场去观察和分析具体问题，使哲学研究真正做到特殊性与普遍性统一、时代性与永恒性统一。
最后，从本质上说，现代西方哲学表现了西方思想和文化的本质特征，尤其是当下的西方哲学更趋向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所以，我们学习和研究现代西方哲学，是要借鉴西方的思想成果，但不能“食洋不化”。我们的立足点应当是中国的国情和文化，我们应当解答的是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谢地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际哲学联合会执委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欧洲大陆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