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琨：康德、孔子和休谟的对话
王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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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伦理学有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的分际，康德是理性主义伦理学的重要代表，休谟常被人们看作功利主义和现代情感主义伦理学的重要前驱者。道德行为的根据是义务还是幸福，对它的回答，显示了康德和休谟的对立。康德认为，义务，即绝对命令，是道德的内在源泉；休谟却把道德行为的功用和愉悦，即道德给人们带来的幸福，作为道德行为的动机。两位哲人的这种对立，也是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伦理学的重要差别。在这里，我们有意超越时空界限，尽量避开学术行话和格式的限制，复活古人，让孔子、康德和休谟三人就道德的最终根据进行轻松交谈，以便澄清这两派体系争论的焦点问题。
孔子：
康德：好的。我的伦理学的基础是善良意志，任何道德行为都是以善良意志为根据，而不是以道德行为的结果所派生出来的功用和愉悦为根源。善良意志的绝对命令可以这样标准地表达：要这样的行为，是你意志的规范始终能够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你必须按照道德律来行事，这是绝对命令，也是意志理性的选择，它不顾结果如何。所以，它具有独立和内在价值的，是自由的。
孔子：我算明白了。您的论述与我的仁学有某些相近。我欲仁，则斯仁至矣！仁的行为也是以仁为根据的。仁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善良意志，它也是独立的、有内在的价值，也就是自由的。克己复礼为仁，人必须按照礼来行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你必须遵守道德律。您的绝对命令的标准表达，实际上是：对别人采取你希望他对你采取的那种态度吧！做那些大家都应当做的事吧！这就我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最好解释。
康德：如果我没听错的话，可以这样说。
孔子：休谟先生，您能谈谈吗！
休谟：可以。相对康德的说法，我的观点没有那多抽象的字眼，易懂多了！我的伦理学的基础是道德感。道德感是人们区别道德善恶的直接依据，即我们对他人或自己有用和愉悦的行为的赞赏或反对。德性是由于它的效用和令人愉悦的本性，人们赞颂德性是由于同情和仁爱，而不是绝对意志。
孔子：是很容易听懂！你的道德感最贴切，最接近世道人心。我在与我的学生子路争论“三年之丧”时，批评子路说：“汝心安则为之。”你的道德感相当于我的心安。常言说：心安则理得。我的行为既要自己不受良心的批评，也不受别人谴责，才感到心安。我的后学孟子把道德归源于人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好恶之心和羞耻之心，更能接近你的思想。
休谟：可以这样说吧！
孔子：很明显，你们的观点是对立的。请你们俩说说吧。
康德：我的观点是道德的自律。自律，就是人的自我主宰、自我抉择、自我承当。以往的道德理论都是他律的，即道德行为是从道德以外的原则中引申出来的。它们要么是以一些强制的命令，如上帝的意志、社会的法律，要么是从道德的结果的愉悦性和有用性为道德的根据，也就是道德给人的幸福来说明道德的起源。我既反对神学的宿命论，它把人当作木偶，完全排除了意志自由，也就排除了道德义务；也反对把道德原则置于先天的道德情感，如情感主义伦理学那样；同时还反对功利主义将道德功用作为原则。我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说：“在世界之中和世界之外，除了善良意志，不可能设想一个无条件善的东西。知性、机智和判断力以及精神的才能、或作为某些气质特性的勇敢、果断和意志力，无疑是善的和令人称赞的；但是如果理应利用它的那个意志很不善良的话，它们也可能成为最坏的和最有害的。”所以，道德原则不能建立在功利和令人愉悦这些经验的基础上，也就是不能建立在使人幸福的基础上。
孔子：我同意你的看法。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真正道德的行为是不计较功利的，只是看它合不合道德规律。
休谟：
孔子：我承认发自内心的仁爱是道德的源泉。但你一会儿说功利带来的幸福是道德的源泉，一会儿似乎又说人人都有的爱心是道德源泉，你这样说反映你观点的混乱，还是说明道德原则本身具有复杂性。
康德：问得好！休谟先生把道德感既归结为“共同利益感”，又归结为“同情”甚至“普遍的仁爱”。当它指向前者时表现出功利主义的特征，当指向后者时表现出情感主义的特征。所以，休谟先生是介于功利和情感之间，以至后来的功利主义（如边沁和西季威克）和情感主义（斯蒂文森）都把他作为先驱，但又都对他的摸棱两可提出批评，不把他作为自家的代表。
孔子：
休谟：是这样的。我恭请
康德：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也很重要。它不仅关涉我和休谟大的分歧，而且还反映了我的道德学说在晚年的修正，所以得花较多的时间。
休谟和孔子（同声说）：我们有足够的耐心！
康德： 是善良意志，即超越了具体目的的纯粹义务，而不是任何别的动机是道德真正源泉。必须服从义务。我在给加尔复先生的信中说：也许从不曾有过一个人能够完全无私地（不掺杂任何其他动机）履行过自己所认识的而又为自己所尊崇的义务；也许从不会有一个人以最大的努力而能成就这一步。但我们能意识到自己在为这个纯粹性的准则而奋斗。义务是我们生活的指南针，依靠它，才不会在风浪中失去航向。
孔子：我理解你。“立于礼”，人们只有严格按照礼来立身行事，才能在生活中不再摇摆不定，以至于颠覆。
休谟：（急不可耐地）你这样说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你没看到同情和幸福在道德中的意义吗？
康德：我承认 ，人们不需要科学和哲学，只须自己良心就可知道哪些是诚实的和善良的。但是，“天真无邪当然是非常好的品质，可是在另一方面，它又是很不好的品质，因为它难于保持并易受诱惑。”所以，表现为同情和爱的纯朴的道德感是易变的，不能作为道德的最高原则。“我们还得警惕想在经验的原则中把握行为的浅薄方式。因为人的理性，在懒惰的时候喜欢睡在鸭绒枕上沉溺于梦幻，把一朵彩云当作女神来拥抱，把一个由各种不同因素凑成的、谁看来就像谁的混血儿充作道德。”
孔子：是的。“性相近，习相远”。人们生来有纯朴的天性，但由于后天的习染而变得善恶各异。
康德：至
休谟：“心灵的内在安宁、对正直的意识……这些是幸福所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位可敬的人遵守了诚实为上的道德规则，保持了内心的幸福。如果它占有了这笔财产，就违背了诚实原则，心中对自己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和厌恶，使内心不宁静。所以，不是义务，而是内心的愉悦，才是道德最深的动机。
孔子：你们的分歧看似很深，实际相差无几 。
康德：我承认孔子所说的道德的主观普遍性和羞耻心的重要价值。记得我给俄国文学家卡拉姆金说：“人们称之为良心、善和恶的那些东西，他们是存在的 。我撒了慌，即使谁也不知道我的虚伪，我也会感到羞耻。”
休谟：不管怎么样，
孔子：我也有同感！
康德：我承认有这样的缺憾。以前我严格分开义务和爱，甚至把它们对立起来并说过：“有许多富有同情心的心灵，它们没有任何好虚荣的或自私自利的动机，它们以在自己周围传播快乐而感到内心愉快，他们对他人的称心如意感到由衷的喜悦，因为使别人称心如意乃使他们份内的事情。然而我确信，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这类行为与义务多么一致，也不管它如何令人愉悦，都仍然不具有任何道德价值。”为此，我的信奉者席勒写了几句短诗来讽刺我。
我乐意为亲友们效劳，可是——哎！这样我就有对他们偏爱之嫌了。
于是有一个问题折磨着我：我是否有道德？
这里没有别的办法：那就尽量蔑视，并心怀厌恶去做义务要求我做的事吧！
孔子：是有点苛刻了。
康德：我到老年时常思考：“冷酷地从事善行是否很值得？”随着岁月的增长，我越来越懂得：对人的爱比绝对义务更能激起人的道德行为。我懂得了仁爱才是道德原则的顶峰。因为只有爱，只有爱的光辉，才能消融人们自私的坚冰，使人们克服情欲的诱惑，并按道德规则来立身行事。福音书的真谛即“神就是爱”。上帝是博爱的化身，只有在爱的涵育中，义务和幸福之间的对立才能和解。也只有爱人，才能克己复礼！所以，我同意孔子爱人的道理，也赞赏休谟先生您所说的话：“德行的唯一目的是使人幸福和快乐，在于让广博的仁爱融化自私，而使人类社会达到和平、秩序和幸福”。后来我逐渐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并将义务表达为：“自身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把他人的幸福当作人的目的和义务。之后，爱和义务，幸福和义务在我的身上结合起来了。
（三人不约而同地）说：仁爱才是道德的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