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看法：中国迁都宜首选湖北荆门附近

  

 

原标题：《为中国提出迁都假设的人——除了北京，还有哪？》

文/金雯  原载：《新周刊》第391期

网上标题：学者建议中国迁都首选湖北西部:资源充足成本低

http://hb.qq.com/a/20130520/022169.htm

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北京城市摊大饼式的无限膨胀，环境保护的滞后，目前人口承载能力已经超出极限。就像一个被不断吹大的气球，一旦胀破会是什么结果？如果北京再这么发展十年或者不久之后的若干年，陷入人口、水资源、城市交通、食品、居住等必要的城市生存资源供应崩溃的状况，谁能想象？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就有学者不断地提出迁都的设想。近期的《新周刊》关于学者建议中国迁都的分析，或许能给人一点理性思考的启迪。

 

汤爱民（曾任职于新华社和广州市社科院）说自己曾经重点考察过湖北、河南、山西、四川、甘肃、重庆，也去了宜昌、襄阳、南阳、信阳、随州、汉中这样的中小城市。在他看来，由襄阳、荆州、荆门、宜昌四座城市相围而成的一片三角地带可为首选，《管子》中讲“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用水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这一带处于鄂西高地上，有大山：大别山、巫山山脉；也有大河：长江、汉水，水源充足；人口并不密集，城市还没有被充分开发，可用的土地比较开阔，文化历史资源也比较丰富；处于东西、南北交汇之处，区位优势也比较好。  

荆门在什么地方？荆门位于襄阳、宜昌、荆州的中间。此外，如果你将一张中国地图对折之后再对折，那个中心点处就是荆门——荆门是中国真正的“中心”。

 

 

 

首都也许不必是庞大的城市，甚至也不必声名显赫。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迁都的设想，但这些听起来言之有理的说法，目前都只是美丽的假设。

在林语堂生活的时代，北京是座“宝石城”，有“金色和紫色及蓝色的王家屋顶”，有“蔚蓝色的天”、“美丽的月色”、“多雨的夏天”、“凉爽的秋天”、“干燥清朗的冬日”。现在这些丰富的色彩都已经统一为灰白和土黄，灰白是雾霾，土黄是沙尘暴，而干燥清朗则是空气净化设备制造的心理安慰。在人们讨论北京是否适合居住的时候，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迁都设想也不断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使命是否已经完结？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迁都的设想。但这些民间意见都没有下文。

北京，一座不能久留又一时难以离开的城市。

在北京雾霾最严重的时候，网上流传着迁都河南信阳的谣言。至少以娱乐的心态，大家愿意相信那是真的，北京人很高兴，开始畅想迁都后的舒适——大家再也不用挤了，一马平川的街道，人人有座位的地铁。但是信阳人开始担忧：“请不要来，我的伟大信阳市不能接受那一切的污染，我们现在被誉为适合居住的城市，这非常好，我不要改变。”大家都对首都所代表的生活吓怕了。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首都如今有了诸多城市病：水要通过南水北调工程运来，“首堵”比“首善之都”更加深入人心，城市越来越大，四环、五环一直到了河北燕郊欢迎你。2013年2月28日，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姚明走出驻地酒店时，抬头看了看首都的天空，皱起了眉头，这一瞬间被摄影记者抓拍下来。那一天，北京迎来了灰霾、沙尘、大风的三重袭击，天空从灰白变成了土黄。在此之前，PM2.5制造贡献了“北京咳”这一新型城市病。

作为政治中心，北京也在经受每年一次的“两会”考验。今年“两会”期间，北京的拥堵指数直线上升，北京市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在微博上称，3月1日晚，拥堵指数高达8.6，严重拥堵，轨道客运量达到941.1万人。最后，他又加了一句“从未有过”。从数据上分析，拥堵指数在8到10之间时，大部分道路拥堵，人们的出行时间得比畅通时多耗1.1倍以上。2012年12月20日的晚高峰，北京中心城区的拥堵指数曾经出现过9.9的高位，回家路上的北京市民其实都滞留在停车场。但是，非京籍人士还是记挂着北京户口，因为这里有最好的大学、最顶尖的人才、最知名的公司、最好的发展机会。这是一座不能久留的城市，同时也是一时难以离开的城市。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迁都的设想。1980年，首都经贸大学的教授汪平提出将首都迁出北京。四年后，中国社科院的黎鸣向中央递交了迁都计划书。这些民间意见都没有下文。2000年，《经济参考报》发表了方可的《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这是迁都问题在官方媒体上少有的亮相。在那之后，梅育新、胡星斗等学者在网络上发表了关于迁都的研究成果。迁都不仅要拯救陷入各种城市病的北京城，而且希望通过迁都来解决一些根本性问题。胡星斗在《关于迁都的建议书》中认为，新建一个小型政治首都有助于政治与经济分开，铲除政经结盟、钱权结合的腐败现象。

曾经在新华社和广州市社科院任职的汤爱民，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中国迁都问题。去年，他在香港出版了《中国迁都论》一书，对中国的迁都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汤爱民说，目前的迁都问题只是由一批民间学者在研究，尚未引起“上面”的重视，离未来付诸实施还很遥远。

1949年后，新政权未采纳梁思成的“梁陈方案”，将行政中心放在城内，拆除城墙，拉开了北京无序发展的大幕。

作为元、明、清这几个大一统朝代的都城，历史上的北京并不像现在这么糟糕。有永定河、海河供水，地下水水源丰富，足够居民使用。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朱士光曾师从历史地理学泰斗侯仁之，他说，明代开始修建的北京城最清晰地体现了《周礼·考工记》中理想的都城形制建设，该书是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的国家规范，其中《匠人·营国》就专门讲都城建制的。所以，北京城作为中国传统城建智慧的结晶一点也不为过。“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样的格局持续了五百多年，经历李自成对城墙的焚毁，八国联军攻城，北洋政府、民国政府的拆改，到1949年，北平和平易帜时，北京的城池风貌基本保存完好。

朱士光说，可惜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后未采纳梁思成的“梁陈方案”，将行政中心放在城内，拆除城墙，拉开了无序发展的大幕。北京本来是一个文化、教育中心，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政治中心，修建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都无可厚非；但是充满豪气的领袖却要将北京由一座消费型城市变成生产型城市，建设重工业基地，在石景山建钢铁厂，燕山建石化厂，门头沟开煤矿。后来，重工业虽然都逐渐迁出北京，但是“贪大求全”一直在主导着这个城市的发展。

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提出要将北京建成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到现在，不断叠加的功能压得北京喘不过气来。1973年，《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出台，定下了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的“摊大饼”发展模式。之后发展的CBD又都集中于二环、三环之间，为疏散中心城市压力而兴建的卫星城镇最后都成了睡城，然后便是恶性循环——城市轨道交通虽然越修越多，但是公共交通越来越挤，地面交通越来越堵。现在北京的城市问题都是在为过去的错误决策埋单。

虽然首都似乎越来越“糟糕”，在短期内似乎也无改善的可能性。但是，迁都毕竟不像搬家那么容易。

《大西洋月刊》在谈到中国的迁都问题时说道：“迁都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需要审慎考虑的问题。中国历史上，迁都意味着剧变和潜在的王朝更替。只有当自身政权处于危险境地的时候，皇帝才会决定迁都。”汤爱民并不完全同意：“在中国历史上，主动的迁都能让国家获得新的发展，那些伴随着巨变和王朝更替危险的迁都多数是被动的。比如，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往重庆。”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朱士光说，从历史上看，定都首先受宏观经济影响。以西安为例，虽然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的城市，但在唐代之后就没有成为大一统国家的都城，因为唐之后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日益式微，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渐繁盛起来。其次是微观的地理条件，防御重点在不断变化，唐朝之后，外族对中原政权的威胁从西北转到东北、内蒙古高原，匈奴一蹶不振，契丹、女真等部族开始崛起。明朝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天子戍边，有效巩固了政权。另外，就是当权者的人脉资源，比如，明成祖朱棣是燕王，在北京的政治势力强大，在北京定都能有效巩固从侄子手中夺取的政权。

汤爱民认为，现代国家的迁都大多是出于战略发展和利益平衡的需要，总结起来一般有六大因素：安全与军事因素，首都的防御的成本不能过高；政治与国家战略因素，1960年，巴西首都从里约热内卢迁都巴西利亚，是为了改变全国区域和经济严重失衡的局面；文化与民族心理因素，德国统一后定都柏林是因为柏林是东西德民众都认可的德国象征之一；地区与区域平衡因素，加拿大建都渥太华是为了在说法语的魁北克与其他英语省之间取得一种相对平衡；历史与旧都影响；自然地理也要考虑，比如不能在地震高发带上建都。伊朗提出迁都便是因为德黑兰地处于地震断裂带上。

在理想主义者的设想中，未来的中国首都应该是怎样的？也许不必是庞大的城市，甚至也不必声名显赫。

朱士光在西安生活，他的亲身的感受是：西安的雾霾也很严重。今年2月份，西安只有一天是适合市民健康出行的，雾霾天气占了22天。“如果北京因为空气污染要迁都，搬到西安那真是大可不必了。”其实中国八大古都——西安、北京、开封、郑州、洛阳、南京、杭州全都受困于PM2.5，连安阳都不能幸免。

汤爱民也认为古都并不适合作为新的都城。近代以来，这些城市人口积聚很大，即便作为一个省会城市，水源、土地都难以承载自身发展的需要。另外，像南京地处东部沿海地区，本来就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由它带动周边崛起的战略区位的意义不大。

汤爱民说自己曾经重点考察过湖北、河南、山西、四川、甘肃、重庆，也去了宜昌、襄阳、南阳、信阳、随州、汉中这样的中小城市。在他看来，由襄阳、荆州、荆门、宜昌四座城市相围而成的一片三角地带可为首选，《管子》中讲“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用水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这一带处于鄂西高地上，有大山：大别山、巫山山脉；也有大河：长江、汉水，水源充足；人口并不密集，城市还没有被充分开发，可用的土地比较开阔，文化历史资源也比较丰富；处于东西、南北交汇之处，区位优势也比较好。

“现代国家迁都的重要目的就是要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国发展的盲点在西部，根本解决是迁都到中西部，而且成本还不高。建都中西部，也可以很好地解决西藏、新疆问题，可以提高民族凝聚力。”对于前段时间，谣传甚广的“新首都”信阳，汤爱民说，信阳有点缺陷，南面是大别山，北面是淮河，从风水的角度，北面有山，南边有水比较好。

汤爱民也表示，新首都的选定不是一两个人拍脑袋决定的，首都的选定至少需要十年时间准备，由最高权力机关设立一个首都发展委员会，组织水文、气象、地质等方面的专家收集资料，充分论证，“就像当初修建三峡大坝一样”。迁都是一个利益的博弈的过程，难免会得罪既得利益者。比如，如果迁都，北京的房价很可能会有所下降，相关的利益集团必然会进行游说活动。如何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汤爱民认为需要一个有战略远见的政治家协调好各方利益。

在理想主义者的设想中，未来的中国首都应该是怎样的？也许不必是庞大的城市，甚至也不必声名显赫。就像堪培拉根本没有考拉有名，悉尼总是被误以为是澳大利亚的首都，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像是个小城镇，而巴西利亚的知名度也远远不及里约热内卢。连美国的首都也不怎么起眼——华盛顿特区在美剧《纸牌屋》中只用1分25秒便交代完毕了，白宫、国会山、宾州大道、中央车站、东国会山路、二战纪念碑、格兰特纪念铜像……在建都不久，波特马克河边沿岸开始大力发展工商业，这遭到南方种植园主坚决反对，认为伟大的首都不应该被工商业利益操纵，这个意见被华盛顿采纳，工商业机构都迁往费城和纽约，华盛顿特区始终都是单一的政治中心。1791年由皮埃尔·朗方定下的城市格局也始终没有变化，权力的相互制衡让任何盲目扩展的冲动都受到有效的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