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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论历史九大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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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 

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 “后人复哀后人,不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特点吗?

这是一种规律,有人称之为历史定律。近来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这其中有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柏杨写的瓶颈定律;秦晖写的黄宗羲定律;吴思写的血酬定律;杨光写的传统权力合法性定律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定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兔死狗烹定律;成王败寇定律;家族盛衰循环定律等等。

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否都能称之为定律,也有疑问。但它们确实是在不断地被重复,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学者们何以对历史定律产生兴趣?我以为他们的用心,是要打破我们历史上那些千古不变的东西。后人复哀后人,这样的重复,给我们太多的痛苦。

我从各种各样的说法中选出九条,姑且称之为定律,也谈一点看法。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为什麽事态会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普希金的伟大,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他的那个《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那个丑陋的老太婆,最初只不过想要一个新木盆。第一个愿望被满足之后,第二个愿望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胃口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仍旧只有一只旧木盆。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句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杀文种的时候,句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有七种方法灭吴,应当很有智慧,却遭了句践的毒手。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於一死。

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后人把范蠡的这个定律表述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奸臣和小人,虽为人所不齿,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灭亡,国家的劫难,往往与他们有关。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

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转录如下: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

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毛泽东一生,空前绝后,以他的眼光,审视历史,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

千年大树,其里皆空。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历经几千年,早已完全腐朽了。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党(派)争持续不断。 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根源。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亲戚关系、乡党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徒)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帮会关系、同志(道)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构成了一 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常常结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许多人对此十分忌讳,刻意回避,讳莫如深。其实大可不必。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像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诗文写得极好,富有智慧,怎麽也会犯一些不断被重复的简单的错误?

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在农村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会念经;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经念歪。

我以为后一种情形居多。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执行难。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层官员手里,常常会走了样。批评者常常把矛头指向中下层官员。我以为虽然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根源却在上面。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

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在这个路线图中,必须把和尚要吃饭问题和尚会打伞问题列入日程。不考虑并重视和尚问题,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楼阁。或者我们说,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和尚安顿好,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

 

第七定律,五世而斩定律

1856—1860年,太平军两次打破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取得大捷。有人说,虽然打了胜仗,但客观上却帮了清廷的忙。何以这样说?驻守江南、江北大营的是清廷精锐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绿营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八旗兵则更为腐败无能。两营溃败,湘军成为清廷主力,形势急转直下。当年八旗兵入关,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只凶猛的老虎后来为什麽会变成如此熊样?

富贵人家,总是难以持久,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

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

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

为什麽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我以为原因有四:

一曰。八旗兵入关,满人成为统治阶级,拥有特权。八旗子弟一不务农,二不做工,对汉人有强烈的优越感。由,一些贵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权,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男霸女。红楼梦中的薛蟠,打死人命,抢了丫头,扬长而去。古代法律,不仅刑不上大夫,亦且刑不上大夫之子

二曰。八旗兵入关,大肆掳掠。许多人在战争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西方人拥有了财富,会把他变为资本,不断增值。我们中国的富人比较缺少这种进取心,尤其是一些新贵,有一种暴发户心态,喜欢彼此攀比,讲排场,一掷千金。像石崇与王恺争豪这样的事,是一种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生于锦绣丛中的富家子弟,耳濡目染,他们的攀比和挥霍,更是青出于蓝。惟其如此,才有了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

三曰。古人告诫我们,富贵不能淫。此处字之义,乃是迷惑与放纵。之所以有这样的告诫,是因为富贵能迷惑人,使人放纵。通常我们说,饱暖思淫欲。或者像现在人们所说的,男人有钱就学坏。有钱会使人们产生更多的欲望。外部世界又充满了各种诱惑。内部的欲望碰到外部的诱惑,两者一拍就合。已经成熟的男人尚且无法抵御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小孩子的自制力如何比得上男人?

 四曰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句话流传很广。好爸爸是很有用的,他可以帮我们进入好大学,帮我们安排好工作,帮我们步入上流社会,过安逸生活。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他使我们失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一旦失去了好爸爸,美丽的象牙塔便会轰然倒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有了更多的富人,富人子弟如何承继父业,已成为一个问题。解决富家子弟问题,我们的学者开出药方来是四个字,加强教育。像美国人,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和自尊精神。据说他们那边百万富翁的孩子也会利用假期去打工挣钱。一些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麽教育问题,他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正是那样的社会,那样的传统,生出那样的孽障。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是一个社会问题。有晋人撰文说,某晋商家业兴盛达两百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定律。家业延续两百年,确实了不起。但两百年后又如何?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这个题目是我从一本题为《蒋党真相》的书中看来的。书中说,清末权臣袁世凯,为大清帝国送了终,人称权大欺主。蒋介石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其御下之术是,暗中支持和挑唆各个派别和山头(黄埔系、cc系、政学系)相争,各派彼此争斗、钳制,需从蒋那里寻求支持,于是蒋超越各派之上成为无法撼动的最高领袖,云云。(早年读过的书,印象十分模糊了)。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历史上权大欺主的事屡见不鲜。楚成王儿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王僚;西汉末有王莽篡汉;晋有八王之乱;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隋有杨广弑父杀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宋有赵匡胤黄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难之变等等。

 封建皇朝,存在着两种大搏弈。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皇储(太子)之间,另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权臣之间。皇帝和皇储,亲生骨肉,也会为了权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内,却会上演父(母)杀子,子弑父,或兄弟相残的惨剧。皇帝和权臣间更有说不尽的恩怨。君臣一日百战,君权和相权较力,外戚或宦官擅权,朝堂和皇宫从来都是权术和阴谋的演练场。皇储和权臣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人物。说他们危险是因为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君王权力的威胁,他们自身也因此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状况有时会演变成危机,甚至发生大的动乱。

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生物学中有一个名词叫顶端优势。当一棵大树中心干上的分枝高过中心干时,其生长势会强於中心干,最终取而代之。取而代之,是因为生长势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终于成为强枝弱干。在帝国的朝堂上,当帝王与臣下权势的对比发生变化时,也会有取而代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样,对优势地位的竞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的仪仗时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我想人群之中心生羡慕的应当不止是这两人。人们常说,打江山,坐江山。何谓就是享用。把一个大饼送给一个饥肠辘辘的穷汉,穷汉会享用赐给他的美食。一个皇帝,他所享用的并非一个大饼,皇帝打下了江山,他享用整个国家。无数美女,多少美丽与温柔,还有各种奇珍异宝,山珍海味。这样的享用,怎不令世人羡慕?

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芸芸众生只不过是一群驯顺的绵羊,皇帝和官吏执长鞭鞭笞天下,他们是牧羊人。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夺。象是一个金苹果,被众人抢来抢去。高才捷足者从血泊中抢到它,然后坐天下,享用整个国家。

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将其称为拜权主义

人们常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人之欲望,难道仅仅只有食欲和性欲?**时期,我感受到人世间还有一种欲望,超越食欲和性欲。那样的饥渴,那样的迫不及待,那样的不顾一切,那样的不知羞耻,那样的不择手段,那样的心毒手狠,心心所念,只是为了权力,这就是权欲。人世间居然会有这种东西,如此强烈,令我惊奇,

古代权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拜权主义,两者叠加,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连续剧。

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

《左传》云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这句话,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其主要特征是一级压一级,形成一种压力稳定结构。整个系统的稳定,取决于压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压力越大,权越重。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这种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下面的人摄于其而不敢有非分之想。这种铁腕和强,在其后人那里却难以为继,甚至出现像晋惠王这样昏聩的**,或像溥仪这样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强荡然无存,于是出现强枝弱干权大欺主取而代之

权大欺主是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是个什麽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麽会是

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那时的人,他们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他们背负着它,走遍世界。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他们的思想像凌空而过的天马,高远而神奇。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清泉汇集之处,是大海,激荡澎湃。

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於皮上的随风抖动的 

秦始皇时代,确实有过一些活的不耐烦的文人,他们执着於自成一家,不肯统一,后来都被秦始皇送到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们都学了乖,知道的厉害,自觉地维护统一,不再闹独立性了。
   
我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

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於焚书。说的就是这种胡萝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进性。

无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识分子变为的还有其内因。

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在我们中国不可以这样说。

如果要用社会的良心去定义知识分子,中国文人的大多数都会被排除在外。

许多人不喜欢文人这个词,甚至以为他是一个贬义词。把文人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甚麽大区别。一样的有七情六欲,一样的要食人间烟火。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人与普通人还是有一点区别,他们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文人变的内因。

 内因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这种变化缘於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万人一律,没有哪个可以逃脱。

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知识分子都变成了,依附於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中产生出像洛德、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