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论历史九大定律
转载于:http://blog.sina.com.cn/s/blog_
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
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 “后人复哀后人”,不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特点吗?
这是一种规律,有人称之为历史定律。近来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这其中有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柏杨写的“瓶颈定律”;秦晖写的“黄宗羲定律”;吴思写的“血酬定律”;杨光写的“传统权力合法性定律”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定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兔死狗烹”定律;“成王败寇”定律;“家族盛衰循环定律”等等。
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否都能称之为“定律”,也有疑问。但它们确实是在不断地被重复,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学者们何以对历史定律产生兴趣?我以为他们的用心,是要打破我们历史上那些千古不变的东西。“后人复哀后人”,这样的重复,给我们太多的痛苦。
我从各种各样的说法中选出九条,姑且称之为“定律”,也谈一点看法。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为什麽事态会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普希金的伟大,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他的那个《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那个丑陋的老太婆,最初只不过想要一个新木盆。第一个愿望被满足之后,第二个愿望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胃口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仍旧只有一只旧木盆。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句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杀文种的时候,句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有七种方法灭吴,应当很有智慧,却遭了句践的毒手。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於一死。
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后人把范蠡的这个定律表述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奸臣和小人,虽为人所不齿,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灭亡,国家的劫难,往往与他们有关。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
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转录如下: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
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毛泽东一生,空前绝后,以他的眼光,审视历史,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
千年大树,其里皆空。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历经几千年,早已完全腐朽了。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党(派)争”持续不断。 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根源。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亲戚关系、乡党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徒)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帮会关系、同志(道)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构成了一 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常常结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许多人对此十分忌讳,刻意回避,讳莫如深。其实大可不必。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
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像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诗文写得极好,富有智慧,怎麽也会犯一些不断被重复的简单的错误?
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在农村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会念经;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经念歪。
我以为后一种情形居多。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执行难”。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层官员手里,常常会走了样。批评者常常把矛头指向中下层官员。我以为虽然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根源却在上面。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
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在这个“路线图”中,必须把“和尚要吃饭问题”与“和尚会打伞问题”列入日程。不考虑并重视“和尚”问题,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楼阁。或者我们说,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和尚” 安顿好,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
第七定律,五世而斩定律
1856—1860年,太平军两次打破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取得大捷。有人说,虽然打了胜仗,但客观上却帮了清廷的忙。何以这样说?驻守江南、江北大营的是清廷“精锐”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绿营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八旗兵则更为腐败无能。两营溃败,湘军成为清廷主力,形势急转直下。当年八旗兵入关,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只凶猛的老虎后来为什麽会变成如此熊样?
富贵人家,总是难以持久,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
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
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
为什麽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我以为原因有四:
一曰“骄”。八旗兵入关,满人成为统治阶级,拥有特权。八旗子弟一不务农,二不做工,对汉人有强烈的优越感。由“骄” 而“横”,一些贵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权,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男霸女。红楼梦中的薛蟠,打死人命,抢了丫头,扬长而去。古代法律,不仅“刑不上大夫”,亦且“刑不上大夫之子”。
二曰“奢”。八旗兵入关,大肆掳掠。许多人在战争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西方人拥有了财富,会把他变为资本,不断增值。我们中国的富人比较缺少这种进取心,尤其是一些新贵,有一种暴发户心态,喜欢彼此攀比,讲排场,一掷千金。像“石崇与王恺争豪”这样的事,是一种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生于锦绣丛中的富家子弟,耳濡目染,他们的攀比和挥霍,更是青出于蓝。惟其如此,才有了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
三曰“淫”。古人告诫我们,“富贵不能淫。”此处“淫”字之义,乃是迷惑与放纵。之所以有这样的告诫,是因为富贵能迷惑人,使人放纵。通常我们说,饱暖思淫欲。或者像现在人们所说的,男人有钱就学坏。有钱会使人们产生更多的欲望。外部世界又充满了各种诱惑。内部的欲望碰到外部的诱惑,两者一拍就合。已经成熟的男人尚且无法抵御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小孩子的自制力如何比得上男人?
四曰“逸”。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句话流传很广。好爸爸是很有用的,他可以帮我们进入好大学,帮我们安排好工作,帮我们步入上流社会,过安逸生活。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他使我们失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一旦失去了好爸爸,美丽的象牙塔便会轰然倒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有了更多的富人,富人子弟如何承继父业,已成为一个问题。解决富家子弟问题,我们的学者开出药方来是四个字,“加强教育”。像美国人,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和自尊精神。据说他们那边百万富翁的孩子也会利用假期去打工挣钱。一些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麽教育问题,他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正是那样的社会,那样的传统,生出那样的孽障。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是一个社会问题。有晋人撰文说,某晋商家业兴盛达两百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定律。家业延续两百年,确实了不起。但两百年后又如何?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这个题目是我从一本题为《蒋党真相》的书中看来的。书中说,清末权臣袁世凯,为大清帝国送了终,人称“权大欺主”。蒋介石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其“御下之术”是,暗中支持和挑唆各个派别和山头(黄埔系、cc系、政学系)相争,各派彼此争斗、钳制,需从蒋那里寻求支持,于是蒋超越各派之上成为无法撼动的最高领袖,云云。(早年读过的书,印象十分模糊了)。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历史上“权大欺主”的事屡见不鲜。楚成王儿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王僚;西汉末有王莽篡汉;晋有“八王之乱”;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隋有杨广弑父杀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宋有赵匡胤“黄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难”之变等等。
封建皇朝,存在着两种大搏弈。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皇储(太子)之间,另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权臣之间。皇帝和皇储,亲生骨肉,也会为了权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内,却会上演父(母)杀子,子弑父,或兄弟相残的惨剧。皇帝和权臣间更有说不尽的恩怨。“君臣一日百战”,君权和相权较力,外戚或宦官擅权,朝堂和皇宫从来都是权术和阴谋的演练场。皇储和权臣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人物。说他们危险是因为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君王权力的威胁,他们自身也因此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状况有时会演变成危机,甚至发生大的动乱。
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生物学中有一个名词叫顶端优势。当一棵大树中心干上的分枝高过中心干时,其生长势会强於中心干,最终取而代之。取而代之,是因为“生长势”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终于成为“强枝弱干”。在帝国的朝堂上,当帝王与臣下“权势”的对比发生变化时,也会有“取而代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样,对优势地位的竞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的仪仗时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我想人群之中心生羡慕的应当不止是这两人。人们常说,“打江山,坐江山。”何谓“坐”?“坐”就是享用。把一个大饼送给一个饥肠辘辘的穷汉,穷汉会“享用”赐给他的美食。一个皇帝,他所“享用”的并非一个大饼,皇帝打下了“江山”,他“享用”整个国家。无数美女,多少美丽与温柔,还有各种奇珍异宝,山珍海味。这样的“享用”,怎不令世人羡慕?
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芸芸众生只不过是一群驯顺的绵羊,皇帝和官吏执长鞭鞭笞天下,他们是牧羊人。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夺。象是一个金苹果,被众人抢来抢去。“高才捷足”者从血泊中抢到它,然后“坐天下”,享用整个国家。
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将其称为“拜权主义”。
人们常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人之欲望,难道仅仅只有食欲和性欲?**时期,我感受到人世间还有一种欲望,超越食欲和性欲。那样的饥渴,那样的迫不及待,那样的不顾一切,那样的不知羞耻,那样的不择手段,那样的心毒手狠,心心所念,只是为了权力,这就是“权欲”。人世间居然会有这种东西,如此强烈,令我惊奇,
古代权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拜权主义”,两者叠加,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连续剧。
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
《左传》云“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这句话,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其主要特征是“一级压一级”,形成一种压力—稳定结构。整个系统的稳定,取决于压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压力越大,权越重。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这种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
“权大欺主”是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毛”是个什麽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麽会是“毛”?
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那时的人,他们“笈”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他们背负着它,走遍世界。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他们的思想像凌空而过的天马,高远而神奇。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清泉汇集之处,是大海,激荡澎湃。
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於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秦始皇时代,确实有过一些活的不耐烦的文人,他们执着於“自成一家”,不肯统一,后来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们都学了乖,知道“坑”的厉害,自觉地维护“统一”,不再闹独立性了。
我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
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於焚书。”说的就是这种“胡萝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进性。
无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识分子变为“毛”的还有其内因。
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在我们中国不可以这样说。
如果要用社会的良心去定义知识分子,中国文人的大多数都会被排除在外。
许多人不喜欢“文人”这个词,甚至以为他是一个贬义词。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甚麽大区别。一样的有七情六欲,一样的要食人间烟火。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人与普通人还是有一点区别,他们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文人变“毛”的内因。
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这种变化缘於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万人一律,没有哪个可以逃脱。
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德、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