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中的采访报道

 

陈会林注：

今天（2012/4/8）在网上检索有关我的成果信息，竟然发现《法制日报》（2003年9月3日第三版）上有一篇涉及我的采访报道，多少有点惊喜。现在隐约记起，当年某天中午我在家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她是某报记者，想和我约个时间谈谈关于防暑的劳动保护问题，说她们已采访过一些政府官员，要我从法律的角度谈。我们约在当天下午，在电话里大约聊了半个小时，最后她说会寄报纸给我。后来不知寄过没有，也许寄过我没收到或收到后随手扔了（当年我担任班主任，学校配送的报纸太多）。

现在看到的这篇报道应该就是那次采访后写的文章。记得我当时大谈特谈1960年制定的《防暑降温暂行条例》，但报道中写成是别人说的，当属不准。

我1998-2010年一直在湖北大学法学院承担《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的教学任务，每年三四遍甚至更多次地讲授（本科班、第二学位班、多个成教班或教学点、分校），基本内容倒是较熟，但其实我并没有深入研究。记者可能是“按图（单位）索骥”找到我的。

下面将这篇报道转载于下：

 

火炉”武汉职工中暑事件频频发生  高温凸显劳动保障盲点

本报实习生张磊峰 冀娴贤 本报记者胡新桥

《法制日报》2003年9月3日第三版

http://www.legaldaily.com.cn/bm/content/2003-09/03/content_45992.htm

 

“火炉”武汉，今年着实“火”了两把：百年不遇的盛夏酷暑之后，继有近三十年最凶的“秋老虎”袭来。时序虽已入秋，但武汉三镇依然烈日当顶，近几日最高气温达到了38℃，最低气温也达29℃，毫无秋日凉意。高温，使得中暑事件频频发生，特别是野外等艰苦劳动条件下的中暑死伤事件尤其引人注目。记者采访接触到的中暑者，至少有一半是在高温环境中作业引起的，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又是工作和居住环境较差的外地民工。

高温条件下的劳动保障问题，成了大热天人们谈论较多的热门问题。

一

45岁的湖南人罗某，来武汉做建筑工人一年。江城酷热的一个午后，他经不住高温炙烤，从5米高的脚手架上后仰跌下，造成脊椎粉碎性骨折。

连日来，记者走访武汉市多家医院发现，外来打工者因工受伤现象，在百年一遇的高温中显得较多。武汉协和医院外科黄医生告诉记者，这段时间几乎每天要接诊四五名工伤患者，已经有数十名患者入院治疗，他们受伤都与高温有关。

从医院记录来看，患者多来自建筑工地、小型私人作坊以及搬运、装修等场所，入院的时间多在下午3时至深夜，都是人体最易疲倦的时间。

建筑工人罗某的工友告诉记者，工地老板要赶工期，工人们都必须加班，天热也没有任何降温措施。罗某摔伤前，已持续工作了15个小时。

据了解，这些伤者基本上没有防护设备，一些建筑工人甚至没有安全帽，而用工单位也没有督促工人按要求上岗。

由于伤者多来自私营企业，雇主很少为患者办理医疗保险，所以多数人受伤后只能东借西凑筹措治疗费用，给家庭带来很大负担。

目前，对外来民工的权益维护措施，湖北省仅有欠薪预警保障制度。政府通过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强制拖欠职工工资的用人单位补发拖欠的工资，而对于在高温作业中的劳动保障，尚无专门规定。

据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争议仲裁处的统计表明，暑期劳动用工方面的投诉有上升的趋势，这些投诉大多集中在这些方面：高温下劳动者没有良好的作业环境、企业没有发降温费、没有提供必须的降温措施和条件，等等。

二

在高温条件下，民工的生命安全如何得到切实保护？我国是否有相关的法规政策？民工又如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数次采访了有关专家和管理部门。

武汉大学一名研究劳动人事的专家认为，我国关于高温作业的政策法规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加快高温作业预警保障制度，制定相关具体实施细则势在必行。

我国已经出台的高温劳动保护条例是否跟得上越来越热的天气？“非常滞后。”这名专家表示，目前针对高温作业可以参照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条例》，还是1960年制定的。虽然该条例对防范高温作业引起的危险后果做了相关的规定，但比较模糊、笼统，对具体的问题并没作出明确规定。到了1979年，《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的重新修订，对室内高温作业有具体界定，但是对于室外高温作业却只字未提。

湖北大学从事劳动法研究的陈会林教授也指出，我国关于室外高温作业的政策法规还比较笼统，劳动法中规定，高温季节用人单位有义务为职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包括发放降温费、增加劳动报酬和调整工作时间等），但具体针对室外高温条件下的防范保护措施还不明确。

据陈教授介绍，对于高温作业的重视，一般只限于对炼钢炼铁、矿上井下的高温作业采取防护措施。而由气候引起的室外高温，基本上少有涉及。可以说，这方面的监督执法存在着很大的疏漏，甚至基本上是空白。

湖北省一名劳动和社会保障官员也认为，让工人在持续高温天气下进行高强度工作，不合理，也不人道。国家相关部门应该拿出全国性的权威说法，通过法律来制止此类恶性事件的发生。1960年的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需要，主客观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很多标准都需要重新修订。据悉，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已经开始重视由高温作业引起的安全事故，并着手修订1960年制定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条例》。

但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我国立法部门似乎并未把修改1960年制定的《防暑降温暂行条例》提上日程。

那么，专家学者一致呼吁出台的有关高温作业法律法规，为什么迟迟难以问世？

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有关人士表示，高温作业法规界定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其实早在1999年和2000年夏季，就出现了与今年类似的情况。当时，国家有关部门就有意制定相关的法规政策。但由于机构改革，一些职能分配不明晰，此项工作就搁浅了。

陈会林教授对此看法表示赞同：职能部门管理划分不清，的确是制定政策法规的难点———涉及工伤保险，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涉及劳动安全，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涉及劳动卫生，又由卫生部来负责。在劳动过程中，各个部门互相牵扯，职责不明确。所以，出现互相推诿现象也在所难免。

此外，还有技术操作上的困难。对工人中暑死亡的原因认定不能一概而论，可能存在多种死亡诱因。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就很难用统一标准认定。同时，天气引起的室外高温无法进行人工调整，规范较难确定，实施起来难度也较大。

除了制度上的缺陷，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民不举官不究，造成恶性循环，导致此类事件接连发生。有关部门透露，武汉市发生的劳动纠纷中，因为高温作业死亡的投诉就非常少。而且，即使有劳动争议，也多是集体争议。

陈教授强调，如果劳动者因为工作中暑导致伤残或死亡，用工单位应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进行赔偿。只要构成劳动事实关系，企业主就必须为劳动者上“五险”。但是，现在很多企业根本没把农民工当工人，尤其是私营企业主，这方面做得更不好。其实，农民工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安全保障。一方面，他们要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另一方面，劳动者可以向当地劳动行政部门举报工作环境存在的安全隐患，如高温等恶劣条件。

目前劳动力市场供远大于求，对于劳动者来说，找份工作也不容易，若向雇主提出降温津贴的要求，就有被解雇的危险。所以，很多工人只能顶着酷暑进行高强度劳动，默默忍受高温酷暑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