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厚铎：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官办“法学院”是怎样建成的？

 作者：沈厚铎

来源：《法治周末报》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4月），修订法律大臣伍廷芳、沈家本关于设立法律学堂奏请，得到了清廷的支持。经学部批准，历半年的准备，京师法律学堂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二开学。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中央开办、进行法学教育的专门学校，培养了一千多名毕业学员。其中大多数毕业生，都成为中华大地上早期的司法业务骨干，为中国的法治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顾沈家本为法律学堂前后所撰写的几份奏章，不难感受到历史的厚重。

第一份奏章自然是《修订法律大臣伍沈会奏请专设法律学堂折》。当时伍廷芳还在修订法律大臣任上，故这份奏章是和伍廷芳联名奏进的。

这份奏章对法律学堂的设立至关重要。奏章首先说明设立法律学堂的背景：一是“深虑新律既定，各省未豫储用律之才，则徒法不能自行，终属无补”。奏章还指出，现实中，许多案件都是因为“地方官不谙外国法律，以致办理失宜，醖酿成要案”。所以，设立法律学堂是“弥无形之患，伸自主之权，利害所关”的大事。二是“将来铁轨四达，虽腹地奥区，无异通商口岸。一切新政，如路、矿、商标、税务等事，办法稍歧，诘难立至，无一不赖有法律以维持之”。而要依法律维持，就必须有懂法律之人。三是当时修律，就是为了“查照通商条约、议收治外法权”。基于以上原因，所以“应广储裁判人材，以备应用”。

奏章继而说明当时法律人才培养的现状：“学务大臣奏定学堂章程内，列有政法科大学，然须预备科及各省高等学堂毕业学生升入。现在预科甫设，计专科之成爲期尚远，进士、仕学等馆，其取义在明澈中外大局，于各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另外，“法律仅属普通科学之一，断难深造出洋”，而“游学毕业法科者，虽不乏人，而未谙中国情形，亦多扞格。”

接着，奏章提出了提出了未来法律学堂的培养目标：“爲学之道，贵具本原。各国法律之得失，既当研厥精微，互相比较，而于本国法制沿革以及风俗习惯，尤当融会贯通，心知其意。”而要培养出既懂得西法，又了解中法者，“非专设学堂、多出人材不可。”奏折还列举了日本举办法律学堂的成效：“日本变法之初，设速成司法学校，令官绅每日入校数时，专习欧、美司法、行政之学，昔年在校学员，现居显秩者颇不乏人。”

因此，清廷也可以“略仿其意，在京师设一法律学堂，考取各部属员，在堂肄习毕业后，派往各省，爲佐理新政、分治地方之用”。

把道理讲得清楚明白后，奏章再报告办学堂的思路：首先是管理：“开办之始，暂由臣等经理，俟新律告竣，再行请旨派员，专司其事。”按清朝的规矩，办学是学部的事，这里提出“暂由臣等经理”，可以看出两重意思：一是开办之初，避免给学部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先把学堂办好，再交给学部一所现成的学校。这是防止学部推脱，不赞成办学。再有一个不便说出的原因，就是教职员的聘用和招生的质量把关。清廷腐败路人皆知，如果自己不把握教职员聘用和招生之权，就难保证教学质量，无法达到办学的初衷。所以，办学之初，一定要亲手把握。由此可见，在撰写奏章时，伍、沈两位修律大臣，是经过了怎样的深思熟虑。

接下来，奏章报告了具体办学的三件事：

一是定课程、学制。课程方面，“主课爲法律原理学、大清律例要义、中国历代刑律、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东西各国法制比较、各国宪法、各国民法及民事诉讼法、各国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各国商法、交涉法、泰西各国法，其补助课爲各国行政机关学、全国人民财用学、国家财政学”。学制方面，“三年毕业。另立速成科，习刑律、诉讼、裁判等法，限一年半毕业”。

二是经费问题。“常年经费如堂舍租金、教习薪水暨购买书籍、器具、饮食、杂用等项，力求撙节，每年约需银四万两。值此库储支绌，不敢请拨部款，应由各省督抚分筹拨济，大省约解三千两，中小省约解二千两，便可集事。”沈家本想出了一个由各省集资的办法，理由是“此项毕业学员，日后专爲各省办事，现在育才之费仰及羣力，于义亦合”。在这之外，只请求户部拨开办费三万两。

三是毕业生的任用。“一曰广任用。近日仕途猥杂，各省候补人员，文理未通者指不胜屈。虽有课吏馆之设，而督抚事繁，未能躬亲督察，几至有名无实，遇有要政，本省无可用之人，不得不调诸他省。在平日已有乏才之患，将来新律颁行，需才更亟，非多得晓律意者，不能行之无弊。应将学律各员于毕业后，请简派大臣详加考验，分别等差，其列优等者交部带领引见，按照原官品级，以道、府、直隶州知州、知县等官，请旨録用。庶几学适于用，用其所学，于时政殊有裨益。”

这份奏章获得了学部的首肯，并得到了钦定批准，沈家本、伍廷芳也被任命为法律学堂管理大臣。

 

于是，沈家本立刻追加附片要求各省开办法律仕学速成科。

这份附片的题目是：《修订法律大臣伍沈奏请于各省课吏馆内专设仕学速成科片》。片中指出，各省冗员甚多，真正实行新政，能够用得上的人才奇缺。而派人出洋留学资费甚多，且远水不解近渴。

为此，拟“请在各省已办之课吏馆内，添造讲堂，专设仕学速成科，自候补道府以至佐杂，纪年在四十以内者，均令入馆肄业，本地绅士亦准附学听讲课程”，并“定六个月爲一学期，三学期毕业，毕业考试后，由督抚将学员职名、考试分数，造册咨送京师政务处、学务处、刑部以备察核”，同时“选派明习法律人员及外国游学毕业者充当教员，分门讲授。”

这样，不仅为地方培养了急需人才，也有利于改变地方不能依法办事的陋习。

上述附片也得到了批准，并且发文全国。有些省份施行得力，效果颇佳。尤其是沿海地区，迅速培养了一批可用人才。

 

在沈家本、伍廷芳的主持下，经教务提调（曹汝霖、董康）、文案提调（许受衡、王仪通）、庶务提调（周绍昌）及诸多教员的共同努力，京师法律学堂的首期学员经过3年的学习，即将毕业。

 

伍廷芳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调任驻美公使，于是沈家本先生为学员毕业考核，单独给朝廷上了一份题为《奏为法律学堂学员毕业届期应请考验折》的奏章。

这份奏章首先说明：原来承诺学校办成后交学部管理，现在学部已经奏呈获准，仍由刑部管理，因此沈家本以管理法律学堂事务大臣、法部右侍郎身份启奏。

这是对并非刑部把持学校管理权的表白。当时，正有人参劾沈家本把持刑部大权。因而这一表白，也是对这些参劾的某种回应。

奏呈的事务主要是学员已经完成3年学业，请求派员考核并确定毕业分配与奖励办法。同时，沈家本还进呈了另一份奏章，请求对在法律学堂表现突出的监狱专修科教习、日本法学博士小河滋次郎予以奖励。小河滋次郎因而获得了清王朝三品顶戴的奖励。

 

从这几份奏章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清王朝晚期的新政与改革，在贪腐成灾的大环境中，在新旧思维、势力的博弈下，是何等艰难。而沈家本即便有大无畏的精神、老道的政治经验，但要把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办好，要经历何等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