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及其政治思想
一、蒋介石简介
蒋介石（1887-1975），1887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溪口村，名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蒋介石是近代中国著名政治人物及军事家，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华民国特级上将、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蒋中正受孙中山赏识而崛起于民国政坛，在孙中山去世后长期领导中国国民党达半世纪；其于国民政府时代一直居于军政核心，领导中国渡过对日抗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宪后又连续担任第一至五任中华民国总统长达27年。但其政治手腕与独裁统治亦遭受批评。其从政生涯横跨北伐、训政、国共内战、对日抗战、行宪、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及东西方冷战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75年4月5日，在台北士林官邸逝世。
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的政治生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
二、蒋介石的政治思想
（一）“以人为本”的政治观
（二）“有机体”的国家论
（三）“万能政府”的政府论
（四）“一党政治”的政党论
（一）“以人为本”的政治观
1.中国的政治哲学，一切皆以人为本
他引证《大学》、《中庸》、《礼运》说：“大学之道所说的三纲：（一）明明德，（二）亲（新）民，（三）止于至善，都离不了人。‘明德’是存乎人的本性之中，‘亲民’的对象是人，‘止于至善’，即择善固执，也要由人从学、问、思、辨、行中去把握，止于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目，前四者是个人的修养，后四者是由个人而影响到更大范围的人类各个分子，这八个目也都是以人为本”。“再从《礼运·大同》之治章来说：开头所谓‘讲信修睦’，是说人对人应有的关系，‘选贤与能’的贤能是人”。接着说“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以至男有分、女有归。”这里所谓亲，所谓子，所谓老者、壮者、幼者、鳏寡孤独废疾者，以及男的、女的，每一句每一项都指的是人，差不多离了人就没有作为，离了人就无所谓政治”。他又引证《中庸》说：“《中庸》里面所说的五达道，亦就是古时所说的五伦，其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包括家族和政治关系以外的一切人）都是说明人与人的关系。再看所说的“九经”，所谓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他的对象又无一不是人”，所以，“中国的政治哲学，一切皆以人为本”。
2.政治应以伦理为基础
蒋介石认为王道政治所不同霸道政治者，乃是王道政治建立在伦理基础之上，中国的政治哲学大部分就是伦理哲学，因此，古代中国政治哲学特点之一，就是伦理政治，政治应以伦理为基础。他说：“在中国政治哲学上，很明显可以看出大部分就是伦理哲学，从一个人的修养推到亲亲，再从亲亲推到睦姻在恤，推到仁民爱物，甚至一切的制度和组织，也染上了不少伦理色彩，这是中国哲学的特色”。所谓伦理，他解释说：“本来所谓伦理，照中国文字的本义说，伦就是类，理是纹理，引伸为一切有条贯，有脉络可寻的条理，是说明人对人的关系……亦就是人对于家庭、邻里、社会、国家和人类应该怎样阐明各种关系上正当的态度，诉之于人的理性，而定出行为的标准”。他反对重法制、忽视伦理的思想，认为伦理较法制实更积极，更自然，更深入人心。他说：“伦理与法制的不同，就是伦理是从人类本性上启发人的自觉性，法制是代表着国家公共权力而带着强制性的，伦理不仅是指明某种行为是正当的，而且是从人生意义上去探求为什么这种行为是正当的，法制只是这种行为的正当与不正当，不容许人们逃避其所当为，或为其所不当为而已。所以伦理的教条，比较法制更积极，更自然，更能深入人心”。既然伦理之价值高于法制，遂认为“以伦理为基础的政治理论，才是最完善的政治思想”。他说：“照我个人的见解，政治的条件，虽然包含着军事、经济、文化的种种，但政治的基础实在是建筑在伦理上面，这样才是最有根底而最完善了。”
3.政治的目的在人生
蒋介石认为，政治原在满足人类之生活要求，所以政治之最终理想，即为民生。他说：“本来政治的内容分析起来，虽然包括经济、教育、伦理、社会、军事、交通等，但总起来讲，就不外乎国计民生四个字。一切政治的设施，无非是要国家富强，民生乐利，必须能够如此大才算政治”。他又引证说，我们中国的政治进步很早，政治学说也发达，“禹漠所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孔子主张’既庶加富，足食足兵。迫至孟子，更特别将政治以民生为首要之道理阐析详尽。所谓使民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所谓‘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故现代政治建设，必须以民生为首要”。
（二）“有机体”的国家论
在资产阶级国家学说中，有一种三要素说，认为国家是人口、领土、主权三者的总合体，这种理论否定国家是一种历史现象，抹煞了国家的阶级属性，掩盖了国家的阶级本质，这是不科学的。孙中山也从国家的自然构成说明国家的性质，认为国家的本质就在于它是由领土、人民、主权等“三要素”构成。孙中山的国家“三要素”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是维护国家独立，反对君主专制的，但这种解释仍然否定了国家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没有揭示出国家起源的经济根源和阶级实质。
蒋介石“有机体的国家观”。他说：“国家这个东西，是一个有机体。这就是说，国家是一个有生命的，超于一切的集体组织。它全部的机构，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全体”，因为“国家有形象，其表征为国旗；国家有声音，其表现为国歌；国家有官能，其代表为政府。此外最要之一点——国家也和人一样，还有内在的灵魂”。
在国家的外表形式上，蒋介石解释说：“怎样叫做一个国家，国家是哪几项要素构成的？简单的说：国家就是某一个或某几个民族（人民），占居一定地方（领土），而有独立的政治组织（政府与主权）之一种团体。所以凡是一个国家，必须具备三个要素：第一、就是要有土地，即所谓领土；第二、土地内要有居住的人民；第三、这些人要有组织，就是要有一个政府来担任政事。这个政府，须有对外独立，对内最高的统治权，即所谓主权。有了这三种东西，才成一个完整的国家”。
在国家的构成上，他说：“国家仅有人民、土地、主权三个躯体要素”仍旧不能建设一个强固的现代国家，因为人民如何教练保育，能使生存进化；土地如何开发利用，使能巩固保全，以及政府如何运用改进，使其发挥效能，都需要一种基本的实际力量来推动”，这种原动力就是国家的生命力。“现代国家的生命力是什么？第一，就是教育，第二就是经济，第三就是武力”，即在教育方面执行民生主义的教育方针和提倡新生活运动，在经济方面实行民生主义和经济建设运动，在武力方面就是充实国防、实行征兵制度等”，这三种力量缺乏一种，或有一种不健全，便不能建设完全的现代国家，所以，“国家也和人一样，有内在的灵魂”，有此灵魂，国家便“成其为生命的机体，而非死的无机体”。
在国家和个人关系上，蒋介石以“有机体”的国家观点，强调“国家至上”。他说：民族生活之最高体系为国家，“无国家则民族生活不能维持与发展，失国之民族如犹太人，受人宰割，何等悲惨，则巩固国家尤应先于一切，是以吾人今日必须认定国家至上”。又说，“在政治哲学上有小我与大我之称，小我是指个人，大我是指数万万或数千万小我合成的国家，……个人既是国家的组成分子，那自然只有国家的自由，而没有个人的自由，只有国家的生命，而没有个人的生命”。
在国家统一和独立问题上，蒋介石强调的“安内攘外”政策和“军令”、“政令统一”方针，这些都是以“剿共”为前提的。例如1931年7月，蒋介石向国民政府提出“安内攘外政策”，所谓“安内”主要是指“剿共”和压制国民党内的反蒋派，他说：“此次若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统一，则不能攘外”。又如，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极力压制军界的抗日要求，他在给参加“围剿”的各将领电报中，严令推行“剿共”、“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他认为帝国主义只是“外面的皮肤小病”，而共产党则是心腹大患。所以“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之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
（三）“万能政府”的政府论
蒋介石以孙中山《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为依据，强调“万能政府”和“五权分立”论。他说：“总理五权宪法的遗教，主张一方面人民要有充分的控制政府管理国事的‘权'，一方面政府要有管理政事造福全民的‘能'，前者叫‘政权'，或称‘人民权'；后者叫做‘治权'，或称‘政府权'，人民有了政权，即对人的‘选举'与‘罢免'，和对事的‘创制'与‘复决'四种直接民权，便可以行使民权，控制政府，而实现‘全民政治'的理想。政府有治权，即‘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五种工作权，然后可以推进政治，增进效能，而实现‘专家政治'的理想。由权与能的区分及政权与治权的平衡，便可以从根本上调和历史上人民与政府间自由与专制的冲突，而建立一个完全‘为民所治'的万能政府。又说：“总理遗留给我们两部最重要建国的典则，就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因此，我们努力革命建国，就组织机能上来说，就是要建立一个五权宪法的政府，就一贯目的来说，就是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国家”。
事实上，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建立的南京政权和所维护的政治制度，与孙中山主张与追求的制度是大相径庭的，被称为“蒋家王朝”的政权，实质上是国民党集团的独裁专制。蒋介石利用孙中山的五权学说，建立起的五院制南京政权，把人民大众的权力和个人的自由剥夺殆尽，其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党治”、“人治”和“军冶”。追溯蒋介石政权在大陆上二十二年的统治，便不难看出，所谓“党治”就是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在当时的国家政治生活上国民党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统治一切、包揽一切，绝不许第二党的存在，尤其对于共产党一直视为心腹大患。所谓“军治”，就是军人治国，从权力关系方面，国民政府的实权人物皆为军人，如先后在国民政府任过要职的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陈诚、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都是军人出身而居高位。所谓“人治”就是南京政府的个人独栽统治，如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有着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他的话就是法律，他的“手谕”就是圣旨，要求对蒋“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一切问题全凭领袖脑壳决定”。在“人治”的体制下，形成了以亲属关系、裙带关系、派系关系、同乡关系、结义关系等为结构的权力分配系统。这那里还有孙中山强调的“民权”和“治权”。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在统治人民方面，的确可称为“万能政府”。
（四）“一党政治”的政党论
1928年4月，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中国国民党从一个人民的革命联盟转变成为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官僚买办集团利益的政党，成为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工具。蒋介石主张“一党政治”论，其主要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民党在当时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如1928年10月公布的《训政纲领》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时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
第二，国民政府的根本法如《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训练纲领》、《训政时期约法》乃至宪法的起草，都是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动议、酝酿、讨论和通过。同时，颁布后的国家根本大法的修正解释之权仍在国民党中政会，如《训政纲领》规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改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行之”。
第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产生政府最高级长官的权力。按照当时的制度，根据《训政时期约法》、《国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委员、五院院长、副院长都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的。虽然与中央执行委员会平行的，还有一个中央监察委员会，但在事实上，除了例行的维持党纪之外，委员们对于其他方面的职权是难以履行的，规定的职权只是装装门面而己。
第四，国民政府的政纲与政策，由国民党中政会决定，交国民政府执行。在执行中，国民政府对中政会负责，中政会则对国民党中执委员负责，国民政府事实上是国民党的执行机关。同时，蒋介石还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他说，我们中国要在二十世纪的世界谋生存，没有第二个适合的主义，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许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又说：“现在共产党有共产主义，无政府党有无政府主义，还有国家主义派的国家主义”，“所以现在革命没有成功以前”，“我们只有承认中国国民党为领导中国革命唯一的革命党”。“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
三、如何评价蒋介石？
民族主义者？改良主义者？个人中心主义者？应用发展的眼光来评价，蒋介石在中国历史上是很难定位的。但绝非一无是处。
（一）功
1．领导全民族抗日，形式上统一中国，基本上结束了军阀混战。（最大功绩）
2．废除了部分不平等条约，取得联合国席位。（都是事实）
3.大力推广文化教育事业，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尤为值得回味的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保护学校和教育事业不致中断，帮助面临日寇侵略城市的学校南迁。
4.在内忧外患，极度艰难的情况下，稳固了边疆，巩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避免了国家分裂。
（二）过
肆意掠夺，不断发展四大家族势力，为了维护自己的势力。抗战前期，决心大，行动少。对国民党的腐败，没有行之有效的手段，失去民心。缺少整合军阀的手段，使得在抗战期间，各地军阀，大部各自为了局部利益，互相牵制，以求自保，军事方面不断失败。在抗战后，百废俱兴的时候，发动内战，让全国人民心寒，后导致失败。
如果说毛泽东的一生是功远大于过，那蒋介石的一生或许是过大于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