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先驱

 作者：蔡辉

来源：《北京晚报》2019年7月12日

 

“公孙遗爱圣门推，论学原须并论才。国小邻强交有道，此人端为救时来。”

1901年3月24日，61岁的沈家本路过河南郑州，拜谒子产（又名公孙侨）祠后，写下这首诗。此时他刚脱离八国联军长达4个月的羁押，准备去西安拜见慈禧太后。

诗中称颂的子产是春秋时郑国名臣，因铸刑书，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公布成文法的第一人。子产去世时，孔子流泪说：“子产，古之遗爱也。”认为他“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沈家本这么写颇有深意：其一，郑是小国，晋、楚两大强国环伺，子产却能凭借法治精神，提升国力，赢得列强尊重，这与当时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的局面有近似处。其二，追思前贤，以寄托胸中丘壑。此时沈家本已为清廷服务37年，始终未得重用，却不改“以法救国”的理想。

此诗问世后不久，沈家本被清廷任命为修律大臣，主持清末法律修订，“中国近代第一法学家”“中国近代法律改革第一人”“中国近代法制之父”从此诞生。

学者汪汉卿曾说，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法学家只有两人，一个是唐代的长孙无忌，另一个就是清末的沈家本。

遗憾的是，对于这位“依法治国理念首倡者”，今人了解不多。

 

从小看尽世态炎凉

沈家本，字子惇（音如趸），号寄簃（音如移），浙江归安（今属湖州吴兴）人，生于1840年。

沈家本的父亲沈丙莹是进士，本在刑部任职，后外放贵州安顺。在当时，安顺县属穷困、偏远之地，沈丙莹恐不便，便将少年沈家本和夫人留在京城。父亲去后，全家靠老家湖州的几亩田养活，生计艰难。

沈丙莹后转任铜仁知府，因与上级不睦，被弹劾去职。1861年，沈家本陪着母亲，从京城奔赴贵州，恰逢第二次鸦片战争，满目疮痍。

过保定方顺桥时，沈家本看到：“啼饥瘦妇还余泪，索食乞儿惯乞恩。”“前者方散后者至，倾囊顿尽钱千枚。”当地人说，这里小孩刚四五岁，父母就教他们行乞，孩子们“一钱要入手，便向同村骄”。

1862年，沈丙莹在贵阳任职，恰逢起义军围城，“旬月间，须发皆白”。虽力保城池不失，可第二年正月，沈丙莹又遭弹劾，只好保留原职退休。

清制，官员退休后可荫一子，24岁的沈家本因此进入刑部，可他仅是秀才，须从书吏做起。见沈家势衰，京城旧友避之唯恐不及。

沈家本曾写《二犬记》，感叹道：“吾尝观世之人，富贵者尊之畏之，且谄事之；贫贱者卑之鄙之，且呵叱之；不问己之职分居何等，但视人之位分为进退。”

50多岁才第一次吃西餐

《清史稿》中称沈家本：“少读书，好深湛之思。”

在《借书记》中，沈家本记录了21岁到25岁这5年间读过的书，计348部，多是西方民俗与科学著作，此外还有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平均每月读5.8部，且不包括科举用书。

沈家本科举之路不顺。26岁时，他科举未中，还写了《通州试院长戏作四绝句》，开玩笑说：“走马看花才一霎，漫将命运论文章。”没想到，接下来10多年，沈家本屡战屡败，1879年，他再次铩羽而归，写诗哀叹道：“漫道尘机无日息，此生终结看山缘。”

没功名，沈家本在刑部只能担任司主稿、司正主编、秋审处坐办、律例馆帮办、协理等职。1883年，沈家本以三等第六十二名考中进士，这一年他已43岁了。

据沈家本的曾孙沈厚铎先生介绍，按规定，在京官员每年接受“京察”，考绩一等可升官，去外地任职。离奇的是，沈家本在得到功名后，10年“京察”，竟无一次列在一等。

1893年，沈家本准备出门，有人报告说，他被外放天津知府了，沈还以为是开玩笑，直到朋友通知他，要写谢恩折子，他才知消息属实，这一年他已53岁。

在天津，沈家本恰好赶上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每年一半的时间在天津办公，日本人要在天津设医院，李鸿章表示同意，并请日本人吃饭，沈家本作陪，平生第一次吃到了西餐。

意外得罪了洋传教士

57岁时，沈家本调任保定知府，1898年，保定北关教堂被毁。

据著名学者李贵连先生钩沉，其事起于慈禧太后调西北董福祥的甘军进入北京，归荣禄节制，以制衡维新党。甘军纪律向来较差，经过保定时，营哨官何文海、刘万喜二人路过北关教堂，问路边卖瓜小童：“此何处？可进内一游否？”卖瓜小童曰可，二人遂推门入内。堂内工作人员与他们发生口角，继而斗殴，遂将何、刘捆绑。甘军士兵闻讯，抢回二人，并捣毁教堂，打伤一名外国传教士、三名工役。

沈家本连忙调解，表示愿划拨新址、重建教堂，受伤教士自医，受伤工役每人赔偿百金。没想到，此事捅到荣禄处。荣禄怕引起纠纷，特派专员来保定谈判，除答应重建教堂外，还将每名受伤工役赔偿款增加到五万金。

沈家本不高兴，便提出：划拨的新址附近有坟地，属私产，不得占用。教案了结后，被捣毁教堂原址交还清政府，沈家本发现，院中“活树一株亦锯去”。

甘军惹祸后，竟不吸取任何教训，在继续北上过程中，又在卢沟桥与修铁路洋人相斗，因“洋人有一小巴儿狗，甘军索之不与，以致互殴”。最后甘军占领铁路，“鬼子用枪放伤甘勇二人，甘军群起将车站打毁，枪毙工匠一名，洋人亦受微伤”,导致“洋人全数回津，停工不做”。

到北京后，甘军又枪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引发八国联军的攻击。

被八国联军拖上了刑场

1900年10月17日，八国联军占领了保定，将藩司廷雍、城守尉奎恒、参将王占魁拘押，曾与沈家本争执的洋教士杜保禄趁机告状，称沈家本“附和拳匪”，沈亦被拘。

八国联军将另几名清廷官员全部枪毙，枪毙廷雍时，还把沈家本拖上了刑场。据沈的四儿媳赵六茹回忆，沈家本亲口说，以为此番必死无疑。

此时慈禧太后已到西安，急电李鸿章，要求与洋人交涉，释放这几人，李回复说：“藩司廷雍、城守尉奎恒，参将王占魁庇纵拳匪，戕杀教士多人，确有证据，均拟死罪，禀经瓦统帅（即瓦德西）批饬抵偿，闻已照西法用枪击毙。署臬司沈家本留本衙门派兵看守，候发落。”

为营救沈家本，李鸿章让人与八国联军秘密协商，愿以2万两购赎，未能成功。在狱中，沈家本得知慈禧太后转任他为山西按察使，感慨地写道：楚囚相对集新亭，行酒三筯涕泪零。满目山河今更异，不堪说与晋人听。

因沈家本确无伤害洋教士之实，不久被放出，软禁在衙门中，第二年2月才获得自由。离开保定后，沈家本投奔西安，在路上，他写下了本文开篇的那首诗。

在西安，沈家本得知老同事赵舒翘被慈禧赐死，愤怒地写道：“始祸众亲贵，吴国魄应褫。君乃罹此难，系铃铃谁解。”

谁也没想到他走得这么远

1901年，清政府启动“新政”。1902年，发布上谕：“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尽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这道上谕改变了沈家本的命运。

清廷重用沈家本，因他在刑部工作多年，著有《历代刑法考》，是少有的专才。此外，沈家本在辛酉之变中表现忠诚，赢得清廷信任。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三人联名保举他，然而，1907年，沈家本拿出修订的新法后，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首先，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等级制度，汉人、旗人犯法同罪。其次，强调司法过程不受干扰，“西国司法独立，无论何人皆不能干涉裁判之事，虽以君主之命、总统之权，但有赦免而无改正”。其三，反对虐杀。当时清廷普遍采用凌迟、枭首、戮尸等不人道的刑罚，1905年3月，沈家本提出《删除律例内重法折》，清廷遂下令“嗣后凡死罪至斩决而止”。其四，主张“人格平等”，反对刑讯逼供。沈家本特意提出：“西法无刑讯而中法以拷问为常，西法虽重犯亦立而讯之，中法虽宗室亦一体长跪。”其五，删去“十恶”“无夫奸”“通奸”“子孙违犯教令”等礼教纲常的条文。

沈家本的这些想法大大超越了时代，他主持修订了《大清民律草案》《大清商律草案》《大清刑律草案》《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法典，构成了相对完密的近代法律体系，它高度严谨、科学，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为后代开启了法治之路

沈家本的修法引起巨大反响，张之洞便怒斥道：“袭西俗财产之制，坏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贤修齐之教，纲沦法斁，隐患实深。”在张之洞等人坚持下，“留存养亲”“亲属相奸”“无夫奸”等罪名又被恢复。

在原则问题上，沈家本绝不让步，据他的曾孙沈厚铎回忆，提交《民事诉讼律》时，见争议极大，沈家本上朝前在膝盖上绑了厚厚的垫子，并通知家人，今天如果办不成事，就不回来了。没想到，皇帝让官员讨论，自己先退朝了。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任沈家本为司法总长，但沈年事已高，且素不擅事务性工作，拟任的副总长梁启超又在海外，后来又换了几位副总长，均不甚得力。

南北和谈后，沈家本交接完本职工作，便在金井胡同的家中隐居。这是一座三进院落，原为吴兴会馆，沈家本于1900年购入，建了一座二层的藏书楼，即枕碧楼，收藏他平生所积5万册图书。

1913年7月12日，72岁的沈家本先生溘然长逝，留下近千万字著作，平均每月写了1万多字。

沈家本没有留学经历，在与洋人交往中曾经受辱，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以花甲之年，却能睁眼看世界，勇于突破传统观念，打造出真正具有国际水准的法律体系。

著名法律史专家杨鸿烈评价沈家本说：“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先启后。”如今，沈家本先生的故居已经重修开放，它是法律人的又一处朝圣之地，也是中国法治之路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