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荆（门）当（阳）方言弹舌音之迷

汉语发音的一种奇特现象——荆（门）当（阳）方言弹舌音之迷

作者：郭汉闵

来源：华凯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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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7

 

凡到过湖北荆门、当阳的外地人，无不对这两个地方的一种奇怪而特别的发音留下深刻印象。这一在汉语各方言中显得另类的发音，就是弹舌音。在当阳城区，通过说话很容易分辩你是平原人还是山区人；在荆门市区，同样通过说话也很容易分辩你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其判断标准就是弹舌音。

从语言学角度而言，弹舌音是辅音的一种类型，叫“齿龈颤音”，在国际音标中标注为[r]，俗称颤音，也称滚音。这一特殊的发音，是因为舌头根部颤动而发出的短促连续的声音。发音的时候，舌头自然伸直，口腔里呼出来的气流吹动舌头，舌头因被气流带动而颤动起来，宛如蜜蜂扇动翅膀一样。这种音节分明的“连读”，因为感觉像是舌头在“弹”，故被人们称为弹舌音。这种舌头颤动的发音很难模仿，需要准确掌控拿捏好口腔气流的力度与时机。从某种程度而言，荆门当阳的人都是语言大师。

荆门当阳方言中的弹舌音之所以显得另类，是因为汉语绝大部分方言区并没有弹舌音，我们也少见颤音或者弹舌音的报道、研究文章。就目前的语言发现来看，汉语方言中仅三个地方存在这一另类发音：一是吴方言区宣州小片区中部分方言区，二是西南官话区湖北鄂中小片区和鄂北小片区部分方言区，三是中原官话区豫东南小片区部分方言区。湖北鄂中小片区也就是荆门当阳一带的方言。

如果认真比较这三个地方的弹舌音，我们会发现，吴方言区宣州小片区中部分方言区、鄂北小片区部分方言区、中原官话区豫东南小片区部分方言区中的弹舌音，均非连片集中分布，而是以孤岛方式存在，也就是语言学中所称的“方言孤岛”。的确，这些地区的弹舌音，在各自周边方言汪洋大海的包围下，显得孤独而顽强。

皖南地区的弹舌音主要集中在宣城的宁国。《宣城历史文化研究》这份资料告诉我们，宣城宁国的弹舌音是由湖北移民带去的。清咸丰、同治年间的鼠疫、灾荒，再加之太平军与清军之间的连年争战，宣城各地均出现人口剧减、熟地搁荒的情况。清同治四年（1865），在皖南征战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上书清廷，要求实行“召垦升科”的政策，从人口密集的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移民到江南地区，允许移民“插标划田、立界为山、据室为家”。安徽省也颁布了《开垦荒田章程》，设立了“劝农局”，以垦荒政策吸引大批外地人移居。

从同治五年（1866）起，湖北籍、安庆籍、浙江籍民众相继携带家口，来到宣城垦荒种地。湖北人是最早迁居到宣城的，并且集中在宁国县。如今，38万宁国人中近20万人的祖籍在湖北。湖北移民主要来自远安、当阳、荆门、谷城、随县、广水、孝感、枣阳等地，以荆当地区的移民居多，以至同治年间宁国“湖北人满阡陌”。皖南宣城的弹舌音，正好分布在宁国的“湖北巷”。

中原官话区豫东南小片区部分方言区中的弹舌音，主要集中淮河上游信阳地区的确山、正阳两地，并且这两个地方的弹舌音也并非全境分布，而是集中在部分乡镇，使用人口估计在不超过10万人。鄂北小片区部分方言区中的弹舌音主要集中在随州、谷城、老河口、枣阳等地，呈零星分布，使用人口估计不超过5万人。与此同时，荆当地区周边的远安、保康、南漳、神农架北部地区、房县东部也有弹舌音的零星分布。

弹舌音分布最集中、使用人口最多的，是荆门、当阳两地。据华中师大教授李宇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田野调查，荆门全境，沙洋全境，宜城南部，钟祥南部，京山西南部，当阳东半部分，荆州西北部的川店、纪南，均为弹舌音集中分布区，使用人口估计在300万人左右。荆当地区方言中的弹舌音，其表现形式主要由词尾的“子”字演变而来，即凡是“子”，一般都发弹舌音，如“小孩子、老头子、帽子、袜子、绳子、扣子、椅子、桌子”等中的“子”，舌头的颤动响亮，延续的时间长，而且幅度也大，成为汉语的一大语言奇观。皖南宣城的宁国、信阳地区确山正阳两地弹舌音的表现形式，与荆当地区如出一辙。由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汉语地区中弹舌音的源头，就在湖北中部的荆门当阳。

汉语少部分地区的弹舌音来源，一直是个不解之秘。我国少数语言学家认为弹舌音是上古汉语发声的遗留，但欠缺语言学证据，并不为学界所认同。上古汉语应该不存在弹舌音。绝大部分汉语方言区不存在弹舌音，与汉语具有亲缘关系的苗语、瑶语以及缅甸语、藏语也均没有弹舌音。荆当地区方言中的弹舌音，只可能是汉藏语系以外语种影响的结果。

从全世界各语系来看，弹舌音仅分布在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而这两种语系正好是一种产生在高纬度地区的语系，也是全世界各语系中唯一在严寒气候中形成的语系。在印欧语系诸语支中，斯拉夫语支中的、波兰语，阿尔泰语支中的蒙古语、维吾尔语、韩语、日语里都有明显的弹舌音。印欧语系中的其他语支如日耳曼语支中的英语、德语也有弹舌音，但呈现逐步弱化的趋势。在印欧语系中，罗曼语支中的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弹舌音特征最为显著。罗曼语支种群的祖先是哥特人，曾长期生活在东欧和中亚草原。相比罗曼语支种群，日耳曼语支种群走出高纬度的高加索山区的时间要早得多。

从弹舌音的分布情况来看，弹舌音这一独特发音的产生，显然与严寒气候密切相关。因为印欧语系种群都是先后从高加索山区逐渐迁徙到欧洲各地以及中亚、南亚地区的。语言学界一向认为语言的演变与气候无关，现在看来这一传统观点值得怀疑。

印欧语系并未与汉语有过长期交流与广泛接触。汉语少部分地区方言中的弹舌音，只可能是汉语与阿尔泰语系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而并非汉语所固有。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满语，曾一度作为我国官方语言。这两个语言的主人是我们北方的近邻，均为游牧文明。满语虽然对北方方言中的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对南方地区方言的影响却极其有限。相比满语，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要更加持久而深远。两种语言中大量的同源词，是两个民族、两种文化长期相互影响的结果。

任何一种方言，都隐藏着一幅历史地图。在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眼中，每一种方言都是沉积岩，每一页片层都保留着人类历史活动的遗迹。荆当地区的弹舌音这一特殊语言现象的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幅还不为我们所知的历史秘密。如果说鄂中鄂北片区方言是一块沉积岩，那么荆当地区的弹舌音这一页岩片层，很有可能记录了一段荆当地区人民尘封已久的历史之秘。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由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蒙元王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朝代。与清王朝不同，蒙元王朝入主中原近百年，元代诸帝多“不习汉文”，只有最后两代皇帝——文宗和顺帝汉语尚可，其官方语言一直是蒙古语。而满清虽然最初以满语为国语，但到了康熙时期汉语官话即代替了满语，朝廷上几乎使用的都是汉语。可以说，在汉人的所有北方邻居和当中，蒙古人受定居文明的影响最小，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的其他地方，他们与定居民族接触时都是如此。对蒙古文化的自信和对草原生活价值观的深深依恋，导致他们远离汉人农耕文明的诱惑，几乎没有表现出满清人那样对的适应，更没有表现出女真人那样的全面汉化。

蒙元王朝入主中原后，为加强对汉人的统治，仍然沿袭了其在草原上“全民皆兵，将士屯田，且战且耕”的军屯制。同治《荆门直隶州志》对这一段历史有明确记载：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年），荆门军由当阳移至荆门，属江陵府。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荆门军迁回当阳，以长林为属县，属江陵府。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荆门军为荆门府，仍治当阳，属河南行省，直至1368年元朝亡。这一记载表明，在没有征服南宋之前，蒙元王朝就已经在荆当地区驻军并实行军屯制了，其延续时间达到141年。虽然说从五代时起，历朝历代在荆当地区均实行了军屯制，但或兴或废，一直没有元朝如此稳定，驻军人数也没有元军多。清乾隆《当阳县志》《湖北通志》均对此也有明确记载。

同治《荆门直隶州志》、乾隆《当阳县志》对这一段历史的记载，有实物可佐证。1979年9月，荆门城区白庙街道办事处农民陈维祐耕田时,捡到一枚元代八思巴铜印，现收藏于荆门市博物馆。铜印由印部和印柄两部分组成，通高6.6厘米。铜印背部阴刻草书汉字，竖行排列，右边一行为“峡州路总管府经理司印”，左边两行分别是“中书史礼部造”和“至元十四年五月□日”。印面阳刻八思巴蒙古字四行，译成汉语就是“峡州路总管府经理司印”。八思巴文，是元朝忽必烈时期由国师八思巴根据梵文创制的蒙古拼音文字，世称“八思巴蒙古新字”。随着元朝灭亡，八思巴文后来被逐渐废弃。

在荆门白庙田野上发现的这枚元代八思巴铜印，与全国各地先后发现的元代万户府印造形极为相近。在征服南宋后，元世祖忽必烈组建了一个遍布全国的镇戍网，其中，万户府是元朝地方统治的军事机构，分设于中枢及各路。万户是元朝军队的最高编制单位。元军编制沿用蒙古旧习，十人为一队，十队为一百户，十百户为一千户，十千户为一万户。“襄阳不守无中原”。荆当地区地处荆襄古道，是中原的南大门。元军与宋军的襄阳之战，让蒙元王朝统治者刻骨铭心。蒙元王朝入主中原后，其防御重点就是南方临江沿淮地区。这枚在荆门农田发现的元代八思巴铜印明确告诉我们，蒙元王朝在荆当地区设立的，就是军队的最高编制单位——万户府。

元代八思巴文铜印在全国存世量较少，万户府印更是少见。对荆当地区而言，这枚元代八思巴铜印弥足珍贵，也是我们破解荆当地区方言弹舌音之秘的一把钥匙。

元代社会可说是汉人与非汉人，以及汉文化与非汉文化的大熔炉。在蒙古人汉化的同时，也发生了汉人不同程度地受蒙古文化影响的情况。这种影响是双向的。蒙元王朝在荆当地区驻军时间长达141年，并且驻军人数以万计，对荆当地区人民的影响肯定是深远的。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影响已成为历史烟云而消散了。

蒙元王朝统治中国期间，按照种族和地域，把全国人口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色目人其实就是北方地区的游牧部落，契丹人占了绝大多数，其语言与蒙古语具有亲缘关系，有明显的弹舌音。蒙元军队“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皆蒙古人为之”，其军制严格按照种族制度之规定来规范军种和军制序列。

蒙元王朝在各地的驻军，除了少数蒙古人，主要是色目人，其次才是汉军。镇戍地方的色目军人也称探马赤军，属于蒙古军系统。《元史·兵志》记载：“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相比汉人，他们更加效忠蒙元王朝。按照蒙元王朝的兵制，驻守各地的蒙古军、探马赤军实行“亦军亦营”，家属随征随屯。

荆当地区作为当时军队最高编制单位——万户府，随军家属数量至少也是万人以上。根据《元史·兵志》的记载，蒙元王朝把地方军民划籍为“军户”和“民户”，“军户”从军，“民户”则与“军户”相捆绑，负责军需。荆当地区的“军户”，应该就是驻守在荆当地区的蒙古人、色目人，以及少数北方的汉人，以及他们的家属。

在蒙元王朝的心中，南方荆当地区的人都是不可信任的“南人”，自然就是“民户”。“民户”与“军户”这种长达一百多年的捆绑关系，汉人学习蒙古语，甚至受蒙古婚姻、服饰等习俗的影响，都是有可能的。荆当地区的弹舌音，应该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是蒙古语影响荆当地区方言的结果。当然，蒙元王朝时期各地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的程度并不是均衡的，而是因地域时空的不同而呈现差异。这也是汉语只有少部分地区存在弹舌音这一语言奇观的原因。

荆当地区弹舌音产生的原因，除了荆当地区的长期驻军之外，我们也不能不排除蒙元王朝灭亡后部分探马赤军及随军家属融入荆当地区的可能性。

由于元末吏治腐败，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再加之连年灾荒，导致大规模民变。元末农民战争绵延达18年之久，起义烽火遍及全国，参加起义的各族人民达数百万，其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与北方、江浙、江淮、四川、山东等地相比，江汉平原特别是鄂北、鄂西、鄂中地区元末社会相对稳定，没有发生农民起义的文献记载。荆当地区的“民户”稳定，“军户”自然相对稳定。

民族从来就不纯粹是血缘意义上的民族，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世界上不存在建立在单纯血缘关系上的民族。汉民族同样如此。公元十三世纪，大一统的蒙元王朝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因征战而起的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最为纷乱和繁杂的时代，但因元朝“重武轻文”，加之明朝“集毁案犊”，致使后世关于元代民族迁徙的研究史料多有阙如，民族迁徙寻根浩渺，行踪难觅。

据大量史书记载，公元十三世纪蒙元称制时，曾有数十万契丹人投身于“征行军民”中，是元军探马赤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自明朝建制之后，作为单一主体民族的“契丹人”突然消失了，其族群流向和后裔行踪从此成为历史之迷。辽朝的没落和蒙元王朝的败亡，不可能使一个百万之众的主体民族“契丹人”完全消失。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契丹人”逐步分散或隐没于其他民族之中，并彻底被汉族同化了，最终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性。

蒙元王朝败亡后，驻守荆当地区的探马赤军及其众多家属的去向，也一直是历史之迷。1368年8月，朱元璋大将徐达率领25万大军进攻元朝京城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元朝当时的皇帝元顺帝带着自己的妃嫔、子女落荒而逃。蒙古人再次回到草原，元朝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当汉人重新成为中原地区的主人之后，中原地区处处已是明军的身影。南方荆当地区的蒙军、探马赤军以及其众多家属已经没有了归路。宽广的荆襄古道并非他们返程的坦途，实际上变成了这些蒙人、色目人回归故乡的天堑。

根据《明史》的记载，对滞留在中原的蒙古人、色目人，明太祖朱元璋宽大为怀，一律视为大明子民，并对其实行分化、同化政策，颁布了一系列的诏令，禁止蒙古人再穿戴以前的民族服装、配饰等，语言也要学习汉语，同时以前的蒙古姓氏也要简化为汉姓，蒙古女子不得与同族婚配，须嫁汉人。

朱元璋的这些诏令，实际也间接地表明，荆当地区还存在大量的蒙古人、色目人。而事实上，蒙军、探马赤军及其众多家属长期生活于此，并且一部分人从出生就生活于此，实际上已经融入了这块南方湿热的土地。他们对北方的草原以及游牧生活可能已经十分陌生了。既然已经没有退路，大明王朝又视其为子民，那么融入这块土地、悄悄转变民族身份，就应该再正常不过了。他们要变成汉人，除了服饰，首先就要学会说汉话。可是他们还是不小心在这块既陌生又熟悉的土地上留下了自己民族语言的一个显著特征——弹舌音。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

虽然说朱元璋视滞留在大明各地的蒙古人、色目人为大明子民，但我们也不排除其内心并不信任这些异族人。为了大明江山社稷的稳定，明朝初年大明统治者很有可能将各地的蒙古人、色目人迁徙到一处地方集中安置管理的可能性。这个地方当然是离北方越远越好，离京城越远越安全。南方的荆当地区无疑是个最佳选项。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推测，因为并无相关文献记载。我们作此推测的理由就是，只有数量充足的操着弹舌音的蒙人、色目人，才有可能在两种语言的融合中留下原先母语鲜明的标记。

随着普通话的推广，以及鄂东鄂西片区方言的强势影响，弹舌音在当阳荆门日益呈现出逐步弱化的趋势。当一种方言或一种方言中的特定发音一旦成为弱势方，其消逝就是必然的。可能再过5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弹舌音这一汉语方言中的发音奇观，完全有可能在荆当地区消逝。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作者简介：郭汉闵，男，现年57岁，1982年7月毕业于原宜昌师专中文科，曾从事教育、新闻、政研等工作，现在当阳市政协机关工作。有专著《隐形的南方》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