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蓉：采访最后的梁漱溟先生

作者：王碧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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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7年秋，我刚刚调到民盟中央主办的群言杂志社做编辑记者。我接到编辑部的第一个任务是采访94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好像主编给我的理由是因为我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编辑部没有人比我更适合接受这个任务了。我诚惶诚恐抱了一大堆梁先生的书来看，在王府井大街上迎面碰到了当时中央美院教师现是北京大学教授的朱青生，他自告奋勇地要与我一起拜访梁漱溟先生，我想他也是因为对梁先生的顶礼膜拜吧。于是朱青生与我第一次一起去拜见了梁先生，随后我自己又去了两次。

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下午3点左右，我和朱青生从王府井校尉胡同骑着自行车横贯长安街来到复兴门外一栋80年代较新的高干名人楼。上楼，先见过梁漱溟孙子梁钦宁，握手；再见梁漱溟儿子梁培宽，鞠躬；最后见到了梁先生，我们几乎要跪拜了。梁先生戴一顶惯常的帽子，穿一件藏蓝的褂子，朴素干净，温煦的斜阳照着他的侧面，他端坐在一张手扶藤椅里，用一只手微微倾斜撑着腮，我和朱青生各自拿一条小板凳坐靠在他的左右，我下意识地双手放在胸前作揖状，那时采访没有录音设备，我慢慢地问，飞快地记，梁先生的眼神在镜片后若有所思，他的思绪在久远的年代。这是怎样的一道风景？这是我心中的一尊佛。

谈话是由我的疑问开始的。1986年8月，我有幸在中国文化书院讲习班上聆听梁先生讲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讲。当时我就很想知道，梁先生年届九旬，精神如此矍铄，思路如此清晰，其个中的奥秘在哪里呢？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梁先生顿了顿，边沉思边叙述往事。概言之，身体好是素食的结果。素食不仅可以使身体健康，而且能获得精神上的平衡。70余年来梁先生一直保持素食的习惯，这是他早期笃信佛学而未能完全摆脱的表现。

谈佛学

谈到笃信佛学，梁先生声明自己并不是先看佛学的书才有佛教的思想，而是先有了关于人生问题的种种思索和苦闷，才去找佛家的书来看的。梁先生十四、五岁时就开始为人生问题所困惑。他给我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看到家里的佣人天天忙于做饭、洗衣服很是辛苦。但问她是否辛苦，她却说习惯了，脸上常有知足的笑容。而自己呢，家产富足，父母疼爱，不用操任何心，也挑不出任何不满意的地方，但内心时常觉得很苦闷。这是为什么？经过反复思索，梁先生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生的苦乐不在条件不在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是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第一个欲望满足了，第二个欲望又来了，而人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也就很难全部满足的。这个道理对不对？梁先生便想从佛家的经典中寻求答案。梁先生开始也并不懂什么大乘、小乘，什么密宗、禅宗，后来看了上海狄葆贤主编的《佛学丛报》通俗刊物，发现自己对人生苦乐的探求与佛学合拍，于是边学边钻，渐渐入了门，以至他从19岁开始吃素，还曾一度想出家为僧。这可以说是梁先生探索人生问题的一个片断。

谈儒学

众所周知，梁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儒学研究者，那么他又是如何从笃信佛学转向研究儒学的呢？梁先生告诉我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蔡元培先生引荐他到北京大学教书，在北大一住7年，养成了他争强好胜的心理，这是他摆脱出家意念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是时代所迫，当时军阀割据，内战频繁，生灵涂炭，许多人倾心于“净土”以躲避乱世。而他认为实际上人不能逃避现实，对现实的逃避就是自私。于是梁先生开始思考中国问题；思考中国问题，就不能不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就不能不研究孔子。柳诒徵所著《中国文化史》写道：“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地；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梁先生一进北大就开始研究儒学，至今已有70多年了。说话间，梁先生示意坐在他身边的孙子拿来一本美国学者艾恺所著的梁漱溟传，The Last Confucian（《最后的儒家》），书中称梁先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位真正的儒家”。梁先生自己也觉得这样说并不过分。我想，一方面因为梁先生是研究儒学的大师，另一方面则因为他吸收儒学的积极入世思想并努力躬行之，才使得艾恺对他下此断言吧。

既然谈到了孔子，儒学，文化，宗教，哲学等等问题，我作为哲学系毕业的学生，更想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讨教于梁先生。梁先生说，孔子的儒学几乎与各大宗教一样，对人类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比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亲相敬，亲朋相善等等，梁先生称之为儒学“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导中国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原则，即注重尽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为家庭，也为社会去尽义务，尽责任。那么是否可以把孔子的儒学等同于宗教呢？梁先生明确认为孔子的儒学不是宗教，宗教的真谛是出世，宗教信徒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其精神却超出现实世界，信仰神明，祈求神明的庇佑；而孔子不谈生死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他注重现实世界，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同上），这里没有宗教的成分。

谈为学要旨

可以这样说，梁先生一生都在不断思索探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一是社会问题，或曰中国问题。梁先生不仅尽其性，即尽天良之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践其行，即践革命之行。辛亥革命中他的身体力行，民国时期他的新闻记者生涯，以及他后来从事乡村建设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等等，无不说明这位使命感很强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独特而又复杂的道路。梁先生很早就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在于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打成一片，结合在一起，因而梁先生提出的“乡治”、“乡建”都是他身体力行践行尽性思想的发展，即讲学做学问要与搞社会运动合二为一，融为一体，不是单纯地在课堂上讲哲学、书斋里做学问。

由此联想到梁先生的治学精神，也是践行尽性。梁先生治学强调的一是自学；一是实践。自学就是要主动自动地学，不能被动地死读书，不能照搬别人的经验。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主要是靠自学，学校教育不过是给学生开一个头，使得他更容易自学而已。梁先生对此深有感触，他历来认为自学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向上自强，自学关键在于要有自觉性。他在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上探求不已，对人生问题的探求，使得他出入于欧洲哲学、印度哲学和中国先秦宋明诸学派间，从而被人看作是哲学家；对中国问题的探求，使得他参加了历次政治活动，成为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所以梁先生认为做学问光挂在口头上不行，而必须实践。光靠哲学也不行，哲学的英文字是Philosphy，即“爱智”，而爱智也不同于人生实践。由于每个人的生活不同，那么在人生实践上也会有所不同。梁先生注重的是中国社会问题，他所经历的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他认为最可取的途径之一。

最后，我请梁先生谈谈五四时期青年与八十年代青年在做学问方面有哪些不同。梁先生略加思考后说，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大致包括两类人，一种是堕落，自甘落后，他们上学时鬼混，毕业后凭一纸文凭谋职挣钱；一种是自尊自强，而又常不免人生问题、社会环境而有许多感触，因而陷于苦闷之中。与五四时代相比，八十年代的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现代人要吸收当代西方的科学和文明，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需要，青年人必须适应这个需要。这就意味着既要通悟其真正的人生、社会之道，崇尚科学；更要结合当今的社会实践，完成新一代的历史使命。

我起身告辞，紧紧握住梁先生的手，我忽觉心地清明，精神振奋。我向老人深深一鞠躬，道了声“保重”。

后记

两个星期后，我拿着写好的稿子，送给梁先生的儿子审阅，梁先生在一边静静地坐着听着。又过了一些时候，费孝通先生邀请梁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第三次研讨会发言，梁先生年事已高，未能前行香港，民盟中央前去梁先生家拍摄录音发言，这是梁先生的最后一次发言。

1988年6月23日下午，接到梁先生孙子的电话，告知我 他爷爷在中午时溘然辞世。先生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两天后，冯友兰先生给我们杂志社发来了一篇悼念梁先生的文章并撰写的一副挽联：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延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本文作者简介：王碧蓉，女，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群言》杂志社编辑、记者，1990年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先后就读于蒙那西大学艺术系和澳大利亚心理咨询师专家学院；2011年开始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外文版主编，多年来一直关注近现代艺术史、民国史，著有《百年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