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成本向新兴国家转嫁与中国生态文明战略
作者：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来源：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html/2016/ggqz_0612/4890.html 原题：中国政府到底是靠什么化解危机的？ 网上又题：中国若完成“三个差别”再平衡，可形成经验自信 编者按：浏览全文，感觉作者基本的政治观点是：经验和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靠“上层集权、基层自治”才能化解重大危机，绝不能搞“三权分立”之类的自由政治。美国、前苏联在历史上的关键时刻，都是靠搞“国家主义”才化解危机的。 阅读提示：中国的社会底座是下层社会，在它之上生成了一个中产阶级，小有产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不是自觉阶级，中产阶级也不是自觉阶级，也就是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都不够自觉。因此，国家靠上面的上层社会，那是政治化的、有自觉性的大资产阶级，这个社会结构就是国家以党的形式来直接控制大资本阶级。 主题：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11期 温铁军：金融全球化成本向新兴国家转嫁与中国生态文明战略 时间：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教二楼·108 主持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欢迎大家来到“思想国”第51期。 下面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嘉宾入席。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莅临“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11期。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是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信出版集团、《经济导刊》联合举办，并与高校合作开展面向全国高校师生的巡回公益性讲座。系列讲座充分利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会的专家资源和中信出版运作平台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开展与国外高校研究机构转学者的合作交流，逐步建立中国学派的国际影响力，打造具有国家影响力的高端知识舆论传播平台。本次讲座和北京师范大学思想和文化讲坛合作举办。 下面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出席此次活动的嘉宾，他们分别是： 北京师范大学校党委书记刘川生女士；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孔丹先生；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郭克彤先生； 《经济导刊》社长季红女士； 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先生； 中信地产副总裁、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院，林竹先生。 在全球危机与中国的去工业化的背景下，生态文明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项重大调整而提出，全球危机源于“发展主义”现代化的制度成本，即资本化与殖民化，西方国家殖民扩张所孕育的现代化伴随着巨大成本以及恶性转嫁，而战后第三世界则开始接受产业转移与“发展主义”形态。在生产过盛的同时，加之国家竞争，最终酿成了全面危机。 中国作为一个有数千年国家史的原住民人口大国和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超大型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上遭遇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的三大过剩。在社会方面，则经历着小资国家的全民积累向大资异化和内部化占有的社会结构复杂变化，与此同时还伴随着国情约束与安全压力趋紧之下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对此，中央政府与时俱进，提出重大战略调整及生态文明理念与民生新政。 本次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为我们带来精彩报告“金融全球化成本向新兴国家转嫁，与中国生态文明战略的发展”。温铁军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曾经有11年基层工农兵经历和20多年的政策研究经历，他是著名的三农问题家，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建学院执行副院长。 下面请我们大家先掌声欢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先生致词。 孔丹： 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尊敬的刘川生书记、胡必亮院长，尊敬的温铁军教授，各位老师、同学，各位同学晚上好。非常高兴来到“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11期。这个题目挺长的，不好念，我喘口气，“金融全球化成本向新兴国家转嫁与中国生态文明战略的发展”，这是温教授多年潜心研究的一个成果。 利用这个机会，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中信集团。因为我先问一下，有没有老师、同学有我们中信银行卡的同学？有几位，不多，全都是工商行的卡多。中信集团，包括中信银行，但不止是中信银行，我们的集团是1979年创办的，是我们当时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推动，中国的非常优秀的杰出的工商从业者荣毅仁先生创立的，后来荣毅仁先生后来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一个民族资本家后来成为中国国家副主席。他建立我们中信集团是把中信集团当成中国改革开放先锋，中信人说你们历史有多长，我们中信的历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中信的历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部分。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做了很多探索，开辟出一条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创新发展的路，中间有很多第一，我不一一列举了。 到了2014年，我说一下大概念，我们就完成了整体的改制。现在我们在香港研交所整体上市，我们是中央管理的金融机构，但是我们现在又同时是一个香港证券市场上市的一个本地的公司，虽然业务包括金融、非金融，银行、政权、信托、保险、起火等等，非金融有基础设施、矿产资源等等。我介绍几句，也给我们中信银行做一个推广，将来各位同学将来你们在择业的时候可以考虑像中信集团具有自己特色的国有企业。这是一个机会，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我们去年总资产是57431亿，接近六万亿，是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排行榜我们是名列第186位，中信人还感觉很不满足，我们的目标是进100位，但实际上非常难，大家知道，没有产业结构大的调整和经济环境和经济周期大的动荡，这个名词是有了一定的规律的，现在我们挤到了200名以内，也是中国若干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之一。 我们基金会叫“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2014年成立，由中信银行主管的非公募基金。它的宗旨是积极配合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展深入研究，我们把这个宗旨概括为“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去年底，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目标是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高端综合性民间智库，我们把自己定义为民间智库。这种中央管理的企业所办的社会智库在国内尚属唯一一家，有很多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机构，但是有民办的，民营企业办的，我们现在是中央企业办的民间的企业[①]，是我们中信银行履行责任的体现。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国的著名学府，在我心目中有很尊崇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始终同中华民族的民主、富强、进步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在五四运动、一二·九等爱国运动发挥重要作用。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学校秉承“爱国进步、诚信质朴，求真创新，为人师表”的优秀优良传统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教学精神，形成了“治学修身、兼顾天下”的育人理念，为我们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今天中信基金会有机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合作，使我们的“中国道路系列讲座”走进北京师范大学，我觉得很有意义。刚才跟刘川生书记做了沟通，我说我们将来一定有机会在我们基金会和北京示范大学这样一个交往中间形成合作、协同。 中国道路系列讲座是利用我们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会的专家资源，和高校合作，展开面向全国高校师生公益性讲座，探讨中国发展的问题，践行中国道路，发展壮大中国学派，培养民族精神，传播爱国主义，坚定我们的责任、自信和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能量。 我们这个讲座已经办了10期，陆续分别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对外经贸大学、政法大学等高校举行过，今天第11讲我们请来了人大的温铁军教授，他是我们著名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在一些领域，三农这样的领域是一个专家。咱们给温教授一点掌声。 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路，我们的中国学派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我们中国自己的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推动和实践思想创新、舆论创新、话语创新，我们借鉴古人和西方的思想，但绝不照抄照搬。我们说中国学派不是关于中国的学派，是中国对整个社会科学、对全世界各个领域的认识。 温教授他就是立足于本土的实践的一个非常深厚的实践基础的学者。相信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的伟大复兴中国梦一定能实现。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表示谢意。 主持人： 感谢孔先生非常精彩、非常重量级的致辞。接下来让我们正式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温教授上台演讲。 温铁军： 谢谢刘书记，谢谢孔丹理事长，谢谢各位，大家晚上好！ 刚才孔丹理事长讲到他到这儿来有一种敬畏之心，其实我也同样有，我父亲当年是辅仁大学的，解放后辅仁大学被合并到北师大了，我算是北师大毕业生的儿子辈的。 这个讲题是我们最近五年的成果，跟在座的胡必亮教授的研究有相似性，他在做“南南合作”的研究，做“新兴国家”的研究，我们最近5年也在做联合国资助的项目，西方讲“新兴国家”一般讲叫做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我们看，这是意识形态。我们研究新兴国家自身发展经验，要重新定义。 我们团队做了一个4+3机制，所谓4，是中国、印度、南非、巴西，这是亚非拉新兴国家中的四个基础性国家。另外3是什么呢？这一轮国别研究加的3，分别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现在报告初稿已经完成了，正在修订，叫“新兴七国比较研究”，先请每个国家国内的团队做国别报告，再把国别报告集合起来拿给我们课题组做比较分析。 因此，今天讲题包含的内容既有做国际比较研究的内容，也有对国内发展到现阶段要转型的有关研究。之所以如此说，只是希望大家理解，它是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积累所形成的汇报。 我们可以看第一张幻灯片，还得解释一下，我其实也在做国内的区域比较研究，在国外做国别比较研究，在国内做区域比较研究，因为中国太大，很多人一上来就说中国经验，中国如何，我们觉得中国的不同区域差别是不可忽视的。所以，这张图无外乎是告诉大家从海外的角度来说中国是一个big continent，就是大的大陆，中国这个大陆上各个不同的地区其实差异性非常强。 最近的很多主张，比如主张加快全球化，加快城市化，其他的一些化，本身也有相当多的问题。 图下面给了一段话：什么是中国？这段话不太和教科书吻合，解释的是什么呢？中国首先是一个原住民国家，我们把它叫做“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国家”。这个概念就是在做国别比较中间形成的，我们和巴西比较的时候发现，巴西是一个殖民化的大陆国家，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大陆国家，这两者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原住民的多少，我们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原住民，巴西原住民人口只占5%，30%几是混血人口，60%几是外来的殖民者人口和他们的后裔。同理，很多人今天研究美国，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像美国那样，对不起，美国的原住民人口只剩2%。我们如果像美国那样我们会怎么样？你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先把你自己作为原住民减少剩下不到2%，再说能不能照搬美国。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个前提条件。如果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大国，那亚洲是什么？亚洲是没有被殖民化过的原住民大陆。这就发现，北美、南美都是殖民化大陆，澳洲也是殖民化大陆，对吧？ 这个世界上由此至少可以有一个三分天下的感觉，殖民地宗主国在哪儿？欧洲;殖民化大陆在哪儿？美洲、澳洲、半个非洲;原住民大陆在哪儿？亚洲。三者的经验是否可以互相照搬？这就是派生的论证了。有人主张可以，我说前提是先把原住民人口大规模减少或者外移，这才有可能。当我们讨论农业问题的时候，有人说，只要我们推进农地的私有化，就会通过土地私有制条件下的自由市场交易，形成规模农场，就可以参与国际竞争。有谁注意过，世界上大规模农业没有一个是通过市场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大农场、巴西也是，这些大农场哪一个，请问，找一找，在这些大农场国家中，哪一个是原住民当农场主的？找出来我去学习学习。麻烦就在于你找不到。这些大农场被谁占有呢？外来殖民者。 中国不仅是一个原住民大国，而且是一个数千年的文明国家历史没有中断的国家。 我们举个例子，在亚洲找不找得到大农场呢？找得到，菲律宾。为什么？被殖民化了400年。你去调查，菲律宾原住民在农场干什么？当bondary laborer，相当于包身工。农场主谁呢？外来殖民者。 各位，可以借鉴，可以分析，可以比较，可以讨论，但是可不可以照搬呢？你们自己应该有结论。我往往都是笑咪咪地告诉你，我们做研究的情况是什么，但我不下结论。只问，你们觉得可以吗？你如果觉得可以，OK。你就去试啊。 在这儿告诉大家，中国不仅是一个原住民大国，并且是一个数千年的文明国家历史没有中断的国家。这点也是我经常在海外交流提到的，作为中国学者，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就是“不打内战”，但是我“外战不败”。比如，跟欧洲的领导型国家、德国，他会说各个方面如何制度优越，只要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不好回答了，“请问你们国龄多少年了？”应该很多人懂啊，德国哪年立国？1832年。距今多少年呢？100多年。是一个年轻国家。在此之前德国是什么呢？是个地理概念，300多个小邦，讲着各种不同语言。这是欧洲领导型国家。如果你说他的制度优越，我说你这个制度运行上千年再说，现在才运行一百多年，我这儿是五千年啊？你那儿是100多年啊，大家说美国是美洲或全球的领导国家，那美国多少年国龄？1863年打完南北战争才有现在的版图啊？此前100年也不是现在的版图，1845年打下了西班牙和墨西哥的几个州才有现在的版图。那，美国的国龄是多少年？100多年。仅靠一两百年资本主义历史怎么能解释清楚人类社会到底哪个制度是绝对优越的呢？ 如果你了解历史，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信徒就应该知道，即使在西方人的解释体系中我们这个国家体制也不叫nation states，我们叫”civilized states”，是一个文明化了的国家，至少5000多年文明，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人们会找到5000多年前就有建国建城的历史，而且因为它是一个超大型的大陆，他是三大气候带形成的浅表地理资源，人类的早期，进入文明阶段的时候，人类所依存的条件就是浅表地理资源，这个资源是受气候带控制形成的。人们是在气候不断变暖的情况下逐渐进入文明的。 刚才听刘书记说，地理学是北师大的优势学科，全国排名第一，希望各位学地理的把这些东西纳入，就明白为什么是civilized state，为什么绵延几千年不能中断，把这些道理搞清楚了，就不至于文化虚无、历史虚无了。历史学好像也是排在比较前面的，如果只把西方人对我们的历史描述拿过来当成我们的历史学，不是也有麻烦吗？马克思早年说，我对于人类历史五阶段的分析不包括东亚。在遥远的东亚，由于高山、大海、荒漠的阻隔，根据欧洲历史形成的这些学说，本源于摩尔根和达尔文等等，他们都没有到过那儿，遥远的东方完全可能是人类另一个历史发展的脉络，不适合用简单的五个阶段概括，所以马克思暂时给一个假说，亚细亚方式，Asiatic Mode。 我原来有11年的底层社会工农兵的经历，20多年在机关从事政策研究的经历，搞政策研究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一个错误多少年都挽救不回来。所以搞政策研究比较实，我们长期不谈主义，就谈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怎么解决。 接下来，如何看待我们的当代的危机。 民国真正败亡的原因是现代化成本过高 先做个比较，你们知道1929-33年的大危机，有没有知道这个大危机怎样影响民国黄金增长的？我估计大多数人不知道，因为这是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刚才有一个同学拿来《八次危机》找我签字，那书里面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 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是民国的黄金增长，民国经济史上叫“黄金十年”。这个黄金十年怎么中断的？被1929-33年大危机中断的，那时候就是输入型危机。 民国的黄金增长体现的也是中国人百年现代化大目标，也要面对内外两大矛盾。对内是因为地主从原来的村内地主变成在外地主，变成工商业地主，于是地主把原来的秋后算账，也叫下打租改成上打租，就是春前交租，而且把实物租改成现金租，立刻带动金融资本进入农业，过去非货币化、非资本化的小农被现代经济击垮，于是乎社会上先出现了小农破产，乡村衰败，痞子横行、土匪蠭起。这是对内造成的代价。那么对外呢，1929-33年大危机一爆发，中国当时是白银币制，海外白银价格抬升，中国就出现白银外流，导致通缩紧缩，严重打击了正在高增长的民国经济，于是民国经济进入衰退。 政府怎么办呢？也得顶层设计，深化改革。一帮海归设计出什么？跟今天一样啊，设计出现代货币体制，放弃白银改为纸币。但是接着，各位，1935年废弃白银改行纸币的时候，日本占领华北，东亚转向战时经济，改用纸币第一年1936年尚且没有改变通货紧缩，但到第二年1937年，日军全面进犯中国，政府必须把有限的贵金属和战略物资拿去给美国人换来军火，而这时候美国人正在支持日本军火，占日本打中国的军火的48%。 这种情况下迅速形成的是从通货紧缩转化成通货膨胀，民国从1937年起遭遇通胀，一路通胀到1948年。于是，再次由海归们搞顶层设计深化改革，借来美金追求进一步的现代币制——金圆券制度。从图上看到，早年的改革，1935年发行的币制，初期货币票面值小，后来通货膨胀变成几百万，再到改成金圆券时恶性贬值的新疆票，票面值60亿元才折合金圆券一万元，通货膨胀到了多少千倍。 民国真正垮于什么？工业化城市化为主的现代化形成巨大成本，无处转嫁。于是民国先亡于现代金融、现代财政，没有现代金融，没有现代财政，国民党士兵可是拿钱的，于是乎没人发军饷。你不可能成捆的把那个毛的票子送给士兵，没地儿藏啊。没人发军饷，军队就不打仗了。后来共产党南下，哪怕是一个连队往前跑着，两边上万的国民党士兵把枪放下等着你收编! 注意，没有现代财政金融就没有现代军队，因此，民国真正败亡的原因乃是现代化成本过高。 1949年后通过土地改革去现代化，大大降低执政政府运转成本 接着告诉各位，共产党怎么胜的？靠农民革命。那是什么革命？农民几千年都要求“耕者有其田”，几千年都搞土地革命。那么，土地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吗？历朝历代哪一位开国之君不实行均田免赋啊？之后就会慢慢出现豪强大户占田，对不对？于是乎中兴重臣干什么？抑制豪强啊。否则，如果中兴重臣被“清君侧”，豪强没有被抑制住，这个朝代必然败亡，如果中兴得逞，再延续个百儿八十年。一般情况下，一次均田免赋构成200年朝代周期的制度基础。本朝起于1949年的土地革命，30年后搞大包干是中兴重臣延续稳定;现在到处搞大户占田，则破坏了稳定。 接着要问各位，土地改革意味着什么？人均分地，人均分地意味着“去现代化”。听说过这个道理吗？ 1949年土地改革叫做去现代化，使88%的农民人口跟城市现代化没有关系了，共产党接手政府只需解决不到12%的城里人的吃饭问题，多么小的负担啊？同时，因为共产党给农民分地，农民不仅推着小车支援你打仗，而且国家要折实征收的农产品实物就是建立财政金融的物资基础。因此，我们在1950年延续自民国的高通胀危机仍然难以遏制的情况下，当时新中国的银行存什么？存三白，白米、白面、白布。千万别理解错了，脑子里出现一个画面，老百姓抱着白米、白布、白布去银行，而是银行给出一个价值指数，老百姓去存的时候能买多少白米、白面、白布，到取得时候还能买等值的这些东西。当年，货币、公债和军公教人员发小米，叫三折实。这套折实体系依托于什么呢？广大农民因耕者有其田而恢复了历朝历代都有的生产积极性。不过，我们被西方冷战意识形态定义为共产主义国家，因为冷战需要树立敌人。 到后来我做国际交流的时候，第一句就问，你们说中国是什么国家？大部分人说Communist China共产主义中国。我接着说：请问这个世界上的共产主义在哪儿？找给我看看。如果找不着。那对不起，你们接受的概念只不过是冷战概念。 那么，客观地说1949年我们靠传统小农经济缓解民国的现代化危机。而其他大多数通过民族民主革命建立的国家，一旦革命成功之后，立刻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无法对付城市贫民窟人口的贫困。中国怎么对付？无外乎就是土地革命让农民回家分地了。 我今天再说一句，当我们整个社会经济危机严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论谁当领袖，应对办法很简单，只要再答应一回农民可以平均分地，只要不把小农基础给破坏了，农民一定高高兴兴回家，今天中国户籍农民人口仍然占70%以上。70%的人问题相对被缓解，政府主要解决的就是这30%的城里人的问题。 大家觉得不太现实，我也觉得不可能那么简单。但是，新中国历史上做了两次，毛泽东做了一次，1949年，解决危机没有？解决了。当时西方国家都不认为他可能解决危机，愣是解决了。接着问各位，1980年邓小平搞的大包干，是不是又一次按人平均分地到户，和毛做的是不是一样的？只不过上一次叫土改，这一次叫改革开放，那次是占总人口88%的农民，到1980年是85%的农民。85%的人口回家分田种地，农民就“说有吃有喝不找你”。看看当年大包干的时候农民的顺口溜，跟1949年的故事是一样的。政府只需集中解决15%的城市人口的矛盾。至于大包干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那是后话。如果看历史的经验，其实有很大的可比性，如果你把发展中国家拿过来做比较，也会有很大的可比性。 毛从七届二次全会就一直强调，建国之后搞不得社会主义。很明确的告诫党内老同志，我们只能搞新民主主义。那么，新民主主义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问他，特别是战争打出来的老同志，不了解什么叫这主义那主义的，他回答说：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毛泽东说我跟孙中山都搞民族资本主义，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是国民党领导，我是共产党领导。毛泽东1950年在全国政协跟民主党派对话讲得也很清楚：我们是要搞社会主义，但是还是很久的将来，在社会化大生产实现之后，才由共产党出面动员全国各党各派，动员全国人民，在大家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进入社会主义。 接着问各位，小学生应该都懂，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五星红旗对吧？五星意味着什么？ 中间那颗星是共产党，包括什么呢？包括国家资本。我们把四颗星分别定义一下，大家都应该知道建国初期的社会结构，工人阶级占比5%不到，农民阶级88%，城市小资产阶级，7%左右，然后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不对？就是私人资本嘛。四颗星，围绕着中间这颗大星，就是共产党代表国家资本。清楚了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颗星告诉你这是什么国家？不要纠缠西方的冷战意识形态工具，我们面对西方的冷战意识形态的进攻，得有东西拿来和他对应，否则你想想，88%的农民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再加上5-6%的城市小资， 95%以上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口，用什么意识形态能让目光短浅的民资和小资跟你统一意志，没有革命意识形态，不继续沿着土改动员中形成的革命意识形态继续走下去，拿什么来动员这个国家最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因为工业化进程中最稀缺的就是资本啊。而整个工业化的内生机制只有一个，叫做资本不断增密，排斥劳动就业。后来，人们又加了一句，资本增密的同时技术增密，对不对？技术增密也排斥劳动力。只要追求工业化，就一定是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过程。政府就得做出符合这个内生机制的、有利于资本增密的制度安排。同期，政府能不能做出排斥劳动的制度安排呢？就看这个政府是不是延续着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人民的承诺。 过去我们法律不多，在八九十年代借鉴西方法律体系加快立法。国家先立的什么法？保护资本的公司法，20年后立的2007年立的什么法？劳动法。现在全国人大做执法检查，最难贯彻落实的还是劳动法。可见，我们各级政府最大的问题是提供了亲资本的制度安排，这种有利于资本的制度安排，我们叫Pro-capital policy，这套体系我们提供了，但是Pro-labor，亲劳动的制度安排我们做得不够，执行的也不力，这些是我们的本质性问题。在这些基本问题不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各级各地政府出现的大量与资本勾结，发生腐败是必然的。 所以，反腐要反在根上，思想理论建设也要建在根上，我们才能维持住这个国家自1949年建国以来一以贯之的政治路线和思想体系。 中国失业率远超统计 但政府成功化解了危机 这样说下来，我们就注意图示，这个片子里面有一个角上有一组白条。说的是什么？共产党真的发动农民的时候，农民向我们的贡献是不计报酬的，这组白条是1950年打的，到现在为止刚刚还上。老百姓认同革命的信用。 刚才这张图上有一个2008年的广州车站上大量聚集人口，以上我讲到了1929-33年大危机，接着做对比就应该讲2008年大危机。这个标题是金融全球化， 2008年大危机什么危机？华尔街金融海啸为什么导致中国出现问题呢？很少有人知道，2008年金融海啸发生之后，中国六万多家企业倒闭，2500万打工者失业。我问问在座各位，你们在课堂上听到过吗？你们教科书上没有，教课书为什么没有？因为西方人没写。因为西方的自由媒体从来不说这些事。自由吗？ 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之后，导致外需大幅度下降，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大规模失业。我拿这个现象在很多国际交流场合问西方人，请问，如果你们有2500万人失业会怎么样？西方人很直接的说，那我们这个国家就没了。我说好吧，中国没了吗？西方都说China collapse中国崩溃，说了无数次，遭遇危机的这个阶段就应该崩溃。不仅这个阶段有2500(万)失业，上一个90年代有4500万人失业，听说过吗？中国怎么解决的？ 查统计数据没有，不表现为统计上的失业。为什么呢？统计上叫做登记失业率，4500万国企职工下岗，不叫失业，也有叫在岗学习，待岗培训，因此，不登记为失业的数。还有80年代我们也是4000万失业。你们知道吗？我就是4000万回城待业的知识青年之一，没听说过的根本就不了解中国。 中国怎么度过这些严峻危机的？你们不知道，我还拿这张图举例，这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你们那儿，你们怎么办？如果用广州的车站上大的液晶显示屏告诉这些拥挤的人群，说哪辆车到了，哪辆开。结果会是什么？多少万人的踩踏事故。你是重视人命你还是重视你那个脑子里的小九九？我们怎么做的？仔细看看这张图，下边有一个穿军大衣的，顺着他的方向往上看，有一条线绿色的线，是战士们戴的绿色的军帽，他们在干什么？封锁一切消息。你别挤，先把人分别划成块带走，然后再由战士告诉他们，你到哪个位置，那儿是你的车次集结的地点。得先把人带开。如果坚持信息公开透明，大喇叭一喊，液晶屏一显示，多少人命就完了。 中国的很多事情，归结为是原住民人口密集的国家，没有把原住民大规模消灭，中国近3亿打工者这种流动情况在世界上任何殖民化大陆都不可能发生。问问美国多少人失业？如果超过百万级规模，就受不了。在中国这儿多少？1960年以来每次危机都是几千万失业。不都得受着吗？ 当年美国制裁，邓小平跟美国特使对话的时候说：我是法国留学，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我比你还会背，但是我给不了，因为现在中国这儿人太多。这样吧，我给你送去两亿人，请你给自由、民主。好啊，当然好啊。美国人一下愣了，这什么意思？正好这之前王力雄那本书《黄祸》在美国出了，11次印刷，用的书名是西方人的“中国想象”。王力雄我很早认识，他就是告诉西方说，一旦中国出事了，这个体制维持不住了，中国人四散开来，这世界就受不了。简单归纳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写得血淋淋的。 当时情况很僵，杨尚昆在邓小平旁边打圆场，说：小平同志，你开口太大了，给他两亿，他怎么受得了呢？他的GDP立刻就下降，他的社会福利保障也马上就不存在了，不能给两亿。我看这样，少给点，5000万吧。我们当时全部在海外的华人总人口才不过5200万!需知，中国历史上就不是一个对外殖民的国家。对此，今天很多人、包括著名外交家都在说，早年郑和下西洋，中国人的祖先干嘛去了？扪心自问，难道你是一个对外殖民扩张的国家吗？文化虚无主义到这个地步，就恨祖先没对外殖民扩张。这叫做没文化啊!就怕知识分子没文化。各位年轻的朋友们，将来你们长大，不，现在你们都长大了，将来你们顶事的时候，千万长点文化。 以上分析是说30年代民国应对西方1929-33年大危机，没对付得了，导致民国走向高膨胀，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现代化成本过重，向农村转嫁不了，因为农村已经被工商业资本搞乱了。所以，民国垮了。 知道我们上一次遭遇输入型危机怎么软着陆的吗？我们还拿这张图说事： 2009年全球大危机爆发，中国沿海大批企业倒闭，2500万打工者失业，中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要问各位，你们满网上去搜，看看哪位高官，哪位大学者讲过中国是怎样对应2008-09年的全球大危机的？这是中国的宝贵经验，但是从中宣部到教育部，到社科院，几乎没有谁认真把中国应对全球大危机并且成功的化解危机的经验告知给世人，请问，这算有知识生产吗？高校的知识是本土吗？是依托于中国经验形成的吗？ 好了，不批评他们，先说我们怎么解决的。 向农村基本建设做投资几乎零回报，只有国家干 中国以前出口退税13%，意味着中国政府拿财政补贴给海外消费者13%。对吧？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外贸出不去了。彩电、冰箱、洗衣机、汽车全在库里。怎么办？中央把13%的出口退税一转，鼓励农民买这些商品，只要农村户口，立刻享受13%的价格折扣，而且告诉农民说，这优惠政策只到2010年年底!于是，农民一买，百户彩电拥有率达104台!这样，靠着农民的庞大购买力，化解了出口不畅的危机。 然而，这还是一个小的政策，只是把补贴外国消费者补贴给中国老农民。 前提是什么？买彩电得有网络，否则全是雪花啊。买洗衣机得有水是不是？买冰箱得有电对不对？温家宝一上台就认同三农，在我所了解的领导人当中他是非常重视农民利益的，从他担任总理那届开始，政府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尽管新农村建设是林毅夫1998年提出的，这个按下不表，先表扬温家宝。温家宝在政治局2005年9月会议上提出新农村建设，2006年开始大规模增加对农村的投资。2006-2009年，三年过去，已经向农村投了几万亿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到现在2015年，国家向农村投了十几万亿，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大规模投资，既化解了城市的生产过剩，又实现了城乡再平衡。 但是，向农村基本建设做投资，是几乎没有回报率可言的。那私人资本干不干？当然不干。谁能干？只有国家干。 例如，国家电网向农村送电，80%线损率不能向农民多收一分钱，农电只能亏损，由国家电网抗着，若演化成坏账，则只能国家银行背着。我们听一般知识分子讲国有企业没效率，有一半对，有一半不对。因为，国家往农村修路，修到村里去了，敢跟老农民要养路费吗？敢在村口设一个卡子跟农民收费？收得着吗？真去收，一扁担打趴下你。收电费，说你多耗80%，多交80%以上电费，收得着吗？也收不着。往农村通水、电话、宽带，实现农村五通的过程，几乎都是国家干的。不是不邀请私人资本干，也给补贴，但私人不愿意干，回报率太低，回收太慢。 于是，当国家遭遇了严重的输入型危机，规律不可抗，2008-09年是全球危机，不是一个国家能解决的，我们当时叫“进口通胀”，单一国家的宏观调控没用。这时候，只能靠看得见的手，美国就是一手增加国债，一手增发货币，用增发的货币买增发的国债。中国也如此。不同的是，中国把这套增加的流动性大部分送到基本建设当中去了。只要还有投资空间你就赢了，没空间就输了。所以林毅夫当世界银行行长之前告诉大家说，中国还有20年高增长，因为我们的内陆空间广大，当了几年世行副行长回来又说，中国还有20年，什么呢？就是因为除了我们自己的内陆空间壮大，这得感念秦始皇老爷爷，从他那时候，当然他也太残酷了，让我们知识分子骂了他2000多年，但是，他干了一件大事，统一。从此外贸有了这样超大型的大陆国家。 多说一句话，秦汉之际中国就告别了封建制度，以后别再说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有2000多年封建的包袱，我们2500年前就告别封建制，进入郡县制，或者叫做中央集中制。汉初又做了分封，发现不行，还得平七王之乱，于是汉承秦制，继续郡县。我们早已告别封建，马克思研究的欧洲是黑暗的千年封建，千万别拿欧洲史来套中国，那叫历史虚无。 我们当时是“上下两制”，一是皇权设到县，二是县下乡绅自治。因此，中国告别封建制以后就是两套治理，一套中央皇权依赖郡县制度，另一套是乡土中国依赖乡绅自主治理。并且，这两套治理天衣无缝的整合在一起，维持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国家和文化国家的共生。这些东西不在你们的教科书里，只有我们这些立足于本土研究的人才提得出来，如果困惑于意识形态化的教科书理论，我们将无法理解这5000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好了，今天我们最大的麻烦是试图用皇权直接下的老百姓炕头的办法，那得多高的治理成本啊？打算把国家治理一直管制到户，有病啊？历朝历代都不可能的。所以说，除非让农村恢复村社自治，这个国家稳定不下来。恢复村社自治的前提条件，要像历朝历代的开明君主一样，均田免赋，我们是1949年均了田一直不免赋，一直到2006年温家宝当政才免赋，隔了多少年？47年，才免了赋，半个世纪左右。我们并不比人家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先进多少!现在，只要把这套历史继承下来，今天也仍然是开明之君啊。为什么非把他们都否定，都反动，就因为你引进了一套西方意识形态啊。 还是要从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出发，看我们自己有效应对经济危机的套路，如果按民国那种比我们西化得多的办法早就垮了。 自1919年新文化运动至今，知识分子就讲全盘西化。有几个脊梁稍微硬一点的不主张全面西化，主张讲本土经验。至今不断维持满脸笑容，因为你面对的几乎是1919新文化运动传承一样的一批知本家集团。 我们现在21世纪提出的生态文明新战略，恰恰是结合中国超大型大陆国家内在的多样性，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化。不可能消灭农民，也不可能消灭农村，更不可能消灭几千年传承的农业文明。 首先是不可能照搬美国的大农场制度，我老是问大家，能用美国的farmer套到中国的农民头上吗？能说Chinese farmer？farmer，是farm农场加er，应该译为“农场所有者”，中国农民能叫farmer吗？我们的农民英文是peasant，这个概念恐怕要延续很多年。看看日韩台啊，日本95%的城市化率了吧？农村不还是小农经济吗？还是田中角荣的田中之梦吗？让日本农民每户达到 实际上，中国人进入工业文明不到100年。我有一篇文章叫做“百年中国一波四折”，近代中国折在什么上？都折在一个不可能向外转嫁成本的内生型工业发展上。想学西方就得先学西方向外转嫁成本，如果没有办法学，如果只能成本向内转嫁，就要有一套制度安排，如何使成本转嫁不至于引起对抗冲突。我拿了很多国家级研究课题，怎么让已经具有哲学意义的对抗性矛盾转化为现实意义中的非对抗。能不能转？如果以前能转化那为什么现在不能？等等，这是归纳分析中国人的制度经验。 国家提出生态文明的前提是什么呢？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进入了和1929-1933年西方生产过剩大危机一样的危机，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发生在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的1998年。当时国内的经济学家就公开讨论了中国进入生产过剩危机，唯一可采取的对策就是罗斯福新政。我记得当年北大经济中心，我那时候在政策部门，看到他们提交的报告，中国遭遇金融风暴爆发之后的问题是什么？是生产过剩。西方生产过剩是进入二次大战的主因，若中国不想打仗，就得搞新农村建设。若然，新农村建设就是中国特色的罗斯福新政，谁提出的？林毅夫，1998年提出的。后来2001年他当面向江泽民主席汇报，认为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叫做“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这是林毅夫当年提出的理论，你们可以上网查。他说：改出危机的主要方式要靠以国债投资为主开展新农村建设。今天所做的一切跟林毅夫1998-99年提出的政策建议高度吻合。 第二次遭遇生产过剩就是2008-2009年西方大危机之后海外需求下降，中国进入生产过剩。我们到现在为止承认产能过剩。对应的是消化产能、消化库存等等，就是不敢讲林毅夫10年前强调过的生产过剩，一讲就麻烦了!因为，传统意识形态的老马那里面写着呢，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所造成的。既然是规律性矛盾，那承认不承认你是资本主义？不能承认就不能讲生产过剩。 如果真地直面问题，那就是中国在90年代末期到现在已经两次遭遇生产过剩危机，现在能做的无外乎就是所谓中国特色的罗斯福新政。 那，接着再问：你们知道不知道罗斯福新政？ 尽管罗斯福使美国作为大陆型国家能够开展内陆基本建设而缓解了生产过剩危机，但在欧洲呢？能采纳罗斯福新政予以缓解吗？那些分散的小国，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为立国之本，其结果是全部失败。 其中只有一个国家你们也都知道，德国的纳粹，纳粹是什么？国家社会主义。罗斯福新政被他自己定义为新国家主义。 此外就是斯大林模式，当时苏联属于典型的列宁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斯大林都没有讳言：我们现在只能搞国家资本主义。后来，毛泽东也讲我们只能搞国家资本主义。 因此别忘了，各位，当西方因生产过剩大危机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最后打在一起的、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三个国家主义的国家[②]，可有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能够参与这场资本争霸战？找不出来。 看历史，摆事实，最后是两个国家主义的大国，而且是两个大陆型超大国家捆在一起，才打败了另一个大陆型中等国家，加上一个半岛国家意大利和一个岛屿国家日本。德国尽管相对国土相对广大，但是毕竟是个小国。如果这些都是事实，我们只能说理论是灰色的。战后就变成两个国家资本主义大国分割瓜分世界形成双寡头垄断。 土地革命之后建立的新中国，只不过是在双寡头垄断体制之下挣扎图存，并且追求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崛起。最后我们可以说，在工业化阶段实现了崛起，还不能说完全实现。历代的多少人、多少委曲求全，多少变通执行，我们才走到今天，没有毛泽东强调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条，走得出来吗？ 既然已经连续两次遭遇工业化阶段生产过剩危机，而且靠的是统筹协调，利用的是超大型大陆国家的地理纵深这种内生性优势走出来的，那现在新一代领导集体做战略调整是什么？是生态文明。随之，2015年10月份出台的新的改革思路，叫做深化生态文明的体制改革。国家重大战略调整，针对的就是百年来工业化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所以，中央的三中全会到五中全会，已经越来越明确开始强调利益结构多元化。在课堂上我们可以讲利益集团多元化，利益集团条块分割尾大不掉，所以，中央一定会举起反腐大旗。 中央战略转型是渐进的过程，首先是教训积累所形成的。如果不转型将无路可走，因为中国不可能向西方的殖民化大陆那样，把成本向外转嫁。我们得接受西方国家的教训，既不能进入战争，又不能破坏自己的工业基础。所以，我们得朝着多样化的生态文明转型。 整个世界的趋势也很清楚，是从60年代开始，随着人口增加，人均真实GDP每十年就下一个台阶!注意，这是世界银行的数据。同期，金融泡沫化不断增加。 我们看美国是如何变化的。 我（上个世纪）80年代被送出去到美国进修，正好赶上里根的新自由主义，现在有人说“里根是供给学派”如何如何，我说你们真不知道里根干什么了？大规模提高银行存款利率啊？一下把各种海外的资本都吸引进来了，因此，从里根开始叫新自由主义，转向金融资本经济，引领美国朝金融资本主义发展，一旦这样做，先出现企业不堪利率重负，纷纷转向海外，形成海外回流收益，直接进入资本市场，因此资本市场活跃，直接富了机构投资。但是，企业当不在国内发展实业经济的时候，就不雇佣工人了，也就不向政府缴纳社保了，出现的是社会就业下降了，街头动乱增加，政府得到的社保收益减少，不得不靠赤字，赤字增加就得增发国债，就搞QE，用增发的QE，就是货币增发购买增发的国债，就变成了金融经济循环，于是，国债市场空间繁荣，资本市场空间繁荣，美国进入金融化阶段。 美国进入金融化是低成本的，因为成本可以转嫁。所以美国成了新世纪的金融资本霸权国家，特别是在俄罗斯他的老对手长期停滞于实体经济而最终解体之后。我对美国经济结构性变化的实际情况做了结构图，不是我独立提出的，是跟美国的教授一起讨论中形成的，便于大家理解美国经济怎么形成金融资本主导的。 接下来的20年间金融资本迅速膨胀，这个不用多说，任何一个网上都可以看到，我只需讲一下金融资本阶段的新三性和产业资本阶段的老三性不同。 需知，新三性至今没有被我们的国内拿了大量官方经费的老马门派接受，他们只讲老三性(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但是，因为金融资本对实体产业具有竞争性优势，毫无疑问。由此有内生的新三性——在金融资本阶段，因金融资本追求流动性，而必然带来短期性和集中性。 短期性是内生机制，那在资本市场上具体短到什么程度，0.06秒完成一次交易，0.4秒完成一次结算。在座的各位可能很少有跟海外大的金融机构打交道，我过去是经常被他们请去。谈中国经济到底有没有投资价值，我告诉他们，当然有。当然他们要提供我机会研究他们是怎样运作的。其实就是打信息战和时间差嘛，真正的投资决策在铅封的密室里，所有人通讯工具放在外面，干嘛？要制造出一个题材，间断地放出信息在不同的资本市场打时间差，所谓做多做空，就主要是人家大机构投资人的事。所以，如果我们中国今天的金融资本还是宋襄公一样，怎么能打得赢呢？ 为什么这个南北经济动态图的标题叫做双输？ 实际上奥巴马上台之初也想从泡沫化改变，回到实体经济，但是八年总统下来没改成。不错，他输了。但我们也输了。因为我们进口了金融资本虚拟经济的制度成本。 先看北方属于发达国家，搞金融资本全球化;南方是发展中国家，主要搞产业竞争。，机构投资人进入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形成高收益。为什么呢？因为实际操控期货投机，美国的QE制造的巨大流动性60%以上不在美国，在海外市场上，主要在期货市场上呼风唤雨造成的价格大幅度波动，发达国家的所谓实体经济不能承受，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也不能承受，发达国家消费需求下降，海外需求也下降，对中国实体经济国家造成负面影响，我们只能搞基础设施建设，靠发国债，搞基础设施建设，来替代外需。这就是我们这些年遭遇到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所采取的措施，也是林毅夫讲到，中国因地大物博还可以有20年增长。 我们现在研究一带一路是干什么呢？把中国模式搬到海外，所以听胡必亮讲在中亚见到这个前总理那个前总统，试图找到与中国体制相似的地方，对不起，世界上唯此一家，绝无分店。 通过国际贸易导致我们进口商品价格大幅度抬升，因此叫进口通胀，不仅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而且导致银行必须抬高利率，官方利率抬高导致下层社会高利贷——县以下高利贷是普遍化的——整个要素价格随着资金价格上升而不断上抬，这种外部力量对要素定价，不是内部因产业自身的原因导致定价变化，这就使得实体产业无法继续进行，因此人们只在国内说产业问题，恐怕是没捉到病根。总之，实体经济的低收益就变成当前新常态，现在谁干实业谁倒霉。这是客观情况。那就会出现资金析出，进入投机品市场，房地产和股市投机越盛，社会高利贷越盛行，这是相辅相成的。同理，国际资本进入期货市场直接影响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原材料价格，导致地方债的上升，政府债务大幅度上升也是这种病因所造成的，国家就得宏观调控，但是债务与利率都上升，宏观调控就面临两难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国内的资金价格高，调控困难，导致海外低息资金大举进入，正好“我家大门常打开，张开怀抱等你”，海外资金一进来直接打垮国内高成本资金，当有人高歌着高盛养猪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告诉他们，高盛来根本不是养猪的，是携带着海外几乎0成本的资金来打你的。没点起码的常识，就说你看连高盛都来养猪了，可见我们的养猪业有多大的市场前景？完全不看中国的畜禽养殖业是严重过剩的。 海外投资我们几乎无法竞争，因为人家资金价格太低，我们又主张对外开放，于是有通过投资实业达到曲线收购，导致我们现在21个大类产业2/3是外资超过绝对比重，苦哈哈干半天，人家不是来剪羊毛，而是连羊都占了。辛辛苦苦放了一堆羊，还得压制反抗，可2/3是别人的。 接着看，人家通过这种方式形成海外投资的高收益回流资本市场，又造成资本市场高收益，所以美国的所谓标普500股票的指数经常是高的，按说应该低，但因为海外收益高，所以就带动美国股市长期在高点上。有人据此抱怨我们的股市上不去，因为经济学家没解释清楚这种输入型危机。 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做什么？这条虚线告诉人们，我们其实用环境代价，劳工社会成本代价在向他们做极低价格的商品输出，来帮它维持低通胀。 各位，你们知道美国的低通胀绝对不是说没有通胀基础，美联储大量印发货币，当然有通胀基础，为什么不爆发通胀危机？是因为它得到的商品不是自己生产的，全是发展中国家几乎白送给他的。平均每个美国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一年能够消费12件中国产衬衣，7双中国产的鞋，几乎是白送吗？低价甚至白送，就帮它维持低通胀，所以他们是坐享其成啊。我们帮助美国维持了他在世界货币市场上一哥的地位。 再看TPP，今天很多人说TPP中国已经无缘加入等等。你们得知道TPP是什么事？跟WTO有什么不同？WTO搞的是商品贸易自由化。TPP讲的什么？ 第一条，金融无边疆。允许海外零成本的资金和QE政策制造大量流动性自由进出。现在大都是电子结算，看不见的货币，只要让金融无边疆，我们叫“金融资本无祖国”，那就是放手跨国资本进入中国股市汇市来攻城略地，打垮中国的人民币。 第二条，叫做跨国公司的制外法权，海外公司在你这儿不受法律制裁，而是按国际法律、由国际法庭来仲裁。这不是典型的治外法权吗？ 第三，严禁对国企补贴。我们大量是使用国企来搞内陆基本建设，贯彻国家缓解生产过剩危机的调控策略，才没进入西方那种战争结局。不进入战争就要用国企实现支付直接干预，也就是政府看得见手做的逆周期调节。 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我经常给学生讲，我们是革命战争打出来的革命党执政，因此这个国家对支持革命的人民承担无限责任。即使政府不发工资，公务员照常上班，5+2，白+黑，谁敢不上班吗？老师也一样，当年饿得昏倒在讲台的时候不也讲课吗？国家承担无限责任的这种上层建筑，应该依存于什么经济基础呢？只能是也承担无限责任、替国家做逆周期调节的国有经济。由此当然会出现效率低，因为干的是国家战略。当然会出现占压贷款，所以要有国有银行啊。 我讲一个故事，我自己在中国农业银行担任独立董事，有一次我们董事会讨论一个投资项目，因为中国的光伏产业受到欧洲反倾销，所有出口定单全部撕毁，那根本就不是贸易壁垒，如果相信市场经济，那对不起？中国光伏产业应该立马破产，全部贷款应该变成银行坏账，然后所有的工人全部解雇，这才叫市场经济，对不对？那中国怎么办？国务院一声令下，“中农工建”四大行组成银团贷款，维持私企为主的中国光伏产业的生存。维持到什么时候？维持到重新恢复海外市场。中国现在光伏产业仍然世界第一吧？怎么维持的，就靠国家的逆周期调节，这是对国家经济安全承担无限责任，靠谁？靠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基础。 我作为一个几代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也满脑子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然而中华民族面临如此严峻全球化挑战，能只听自己心里面那些观念么？得看看国家怎么办啊？有人说，我们还是莫谈国事的好，那还是因为你没弄懂。按照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因此，想政治改革的时候，很多人以为应该改革成西方政府那样，有限责任政府，没税收，就停摆，甚至政府破产。看看底特律，那是我当年在美国进修的地方，连警察都歇了。为啥？没财政啊，这就叫做有限责任政府。学啊？问问老百姓，愿意吗？ 再说一句，你们在座的有谁相信中国的“中农工建”四大行会破产？为什么没人相信？因为历史上几次发生过必须破产的那种关头，都没破啊，最典型的就是1997、1998年，东亚金融爆发，突然紧缩，中农工建四大行，不良资产全部在1/3以上，按说立刻破产，不是主张市场经济吗？他们该破产。当年怎么做的？你们讲金融的老师讲过吗？中央成立四大资产公司，把不良资产全部买断，再注资，让他们变成符合巴塞尔协定的银行，再改制变成商业银行。至今告诉各位，为什么它们还是承担国家无限责任的国有企业呢？是因为80%以上的资本是官方的。我们开董事会的时候，银行行长、董事长都会很清楚的告诉大家，我们也是大股东说了算，谁是大股东？国家。所有的其他投资人加在一起不到20%。大股东是国家，当然国家意志就是你的意志。 TPP冲谁来的？就冲中国来的，你现在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不是想比较吧？你不是说文化崛起、制度自信吗？自信一个我瞧瞧，人家就是从你的三个根本点上来的，这就是TPP。为什么现在这代领导人要有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那在经验上就更要自信，我们有这么多的经验，但是养活着这么庞大舆论系统、这么庞大的的知识分子队伍就不去讲。 经济危机一定会转化为社会矛盾甚至冲突，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可以用中国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解释当代历史上60多年来的政治矛盾及社会冲突等情况。我不是政治学家，不愿意抢人家饭碗，但是我们已经基本解释清楚了，例如89年的“64”也有高通胀造成生产停滞危机的影响，能够解释这些现象，才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西方的情况也是符合基本规律的。 图上那三张纸是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们写的“为什么参与这个运动”，下面是盖洛普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美国贫困率大幅度上升，中国的贫困率显著下降。其上面的图片是西方发生的数百万人参加的游行抗议福利下降，主要因为政府是有限责任，财政税收不够就得压福利，一压福利，老百姓就上街了。 在东亚的日韩，中国大陆、台湾，还包括越南，都叫做稳态社会结构，为什么？因为尽管日韩台没有毛泽东，越南也没有，但是他们都做的一件事跟中国一样，就是平均分配土地。 二战之后，美国占领军的刺刀逼着日本地主放弃地权，日本农民平均分配土地。国民党七八十万军队的刺刀逼着台湾的土地主交出了地权，平均分配给农民了。越南战争打出的政权，平均分配土地。中国大陆不用说了，包括南北朝鲜都土改。 总之，东亚社会全干了一件事：平均分配土地。之后就全部是稳态社会。日本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进入停滞20年，几乎零增长，日本有社会动乱吗？为什么没有？因为城市经济六大综合商社，财阀垄断。而农村经济有人叫合作社，那是按西方教科书编出的说法。日本农村经济是高度、全方位垄断的综合农协，不仅垄断经济，也垄断政治，所有选票都包了，还垄断文化教育，是整个日本农村最大的垄断组织，因此，日本什么经济？至今是垄断经济。日本没事，韩国也差不多。 如果看东亚社会，其实也有叫做儒家文化圈，继承了几千年政治传统的均田免赋，因此整个东亚社会至今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稳态结构。 比较其它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搞得了东亚的土改模式，尤其是印度，甘地想搞土改，没搞成。我十次去印度，东西南北城市乡村跑遍了，特别是动乱地区，游击区。右边那个图带着花串的就是我，我旁边带贝雷帽的是警察所长，另外一边带黑色高帽子是民兵队长，白天警察所长陪我，晚上民兵队长陪我。这就是实际情况，北方山区政府根本没法控制，警察就那几条破枪，知道打不过，所以晚上关门了，民兵队长控制。民兵队长他爹就是被政府打死的，世仇。下边的图是反抗征地的农民运动，印度的民间基本上是不可被官方控制的。 这边是在那些低种姓人群中发起的毛主义游击队，大树上挂着的这个是毛主席像，画的不太好，周围这些是低种姓贫民，给个枪就去打。你们也知道印度很乱，为什么？是因为34%的农民没有土地，土地私有化。农民嘛，有个三长两短就卖地，卖掉地就去城市，去城市就是贫民窟，贫民窟就是黑社会控制。你们看到《贫民窟百万富翁》那个电影，描写的就是黑社会控制。客观上印度是不大可能有稳定的。大约2/3的邦有游击队。再看拉美化。近20年来，中国很多人强调加快城市化，有道理。去巴西也好，其它拉美国家也好，最好去看看。大都是城市化率高达70-80%以上的，比我们现在要达到的目标高得多。但是，哪个国家能有效治理？都不可能啊。今天我们都说巴西、委内瑞拉出现了这个那个变化，难道仅仅是石油价格下跌吗？不，是因为他们都超前城市化了。意味着雇佣一个劳动力必须支付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全部成本，得能够养家糊口。我们这儿为什么农民打工者给点钱就来了？是因为他只得到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收入。只管自己吃饱。打工者家里已经分了地，是小有产的家庭劳动力外出零风险的基础。靠巨大劳动剩余的贡献，中国工业化才成功的! 大家都说刘易斯拐点，我给自己助手布置的课题叫“刘易斯拐点偏移”，为什么？因为城市工业只使用17-30岁的劳动力，不是刘易斯所说的全部劳动力。真问题就是“掐草尖”，只把农村年轻劳动力作为草尖掐走，草根劳动力承担了草尖的转移成本。 这些事情说清楚了，就知道中国为什么和拉美不一样，当领导人要把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搬到非洲，搬到拉美去时，他们能搬吗？搬不了，非洲每个劳动力的表面价格低，实际价格高得多。不是非洲人懒，是你没有做结构性的劳动力国别比较研究。 如果要是城市化率真的超过50%，中国危矣。现在只是统计上城市化达到56%。 中国的真实经验。无外乎就是我们面对生产过剩采取了对内进行大规模战略性投资，与此同时，对内投资客观上起到一个作用。讲到中国是无限责任政府的时候请你们注意，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制造三大差别之后能够再实现三大差别的再平衡。我们已经做了两个，正在做第三个。 当1997年、1998年发生生产过剩，1998年是李岚清副总理给江泽民写信，江泽民批示给朱镕基组织班子抓紧出对策。这个对策其实就是区域差别再平衡。市场经济20年，西部落后了，东北落后了，中部也落后了。应对危机要上基本建设投资，从朱镕基到温家宝连续搞了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这三个投资政策下去之后，中国实现了区域发展的基本平衡。这件事情只有承担全民责任的无限责任政府干得出来。所以第一个差别，区域差别，或称为沿海内陆差别，已经实现了再平衡。 第二，城乡差别再平衡。 从2005年新农村建设开始，其实2002年中央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就已经开始了，正式的大规模投资起于2005年确立的国家十一五规划，到现在11年过去了，已经向农村投了十几万亿，现在有一个重大变化，农村老百姓绝对不放弃户口。为什么呢？那意味着一份财产。很多人说，他们要地没用，很多人现在已经不会种地了，可我说：种不种地不重要，连那些在海外投资创业的人当你说他家里面要分地的时候，都能坐飞机回来。我们把农村安身立命的财产叫做零风险资产。无论在外边做多大，或者有多大的失败，家里永远都有饭吃。 我们刚才说城乡差别再平衡靠国家大规模投资于农村，今天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借此告诉大家，假如你们家谁是农村的，或者家里有亲戚是农村的，千万告诉他，宅基地也好，承包地也好，都不能卖断转让，租可以，但别长租，一年一签，水涨船高。 至于百年来官方都热衷的农业现代化怎么实现？那要看是美国式的？澳洲式的，还是什么日韩台模式？ 看看中国5000年农业，什么时候不现代化了？我们养活这么多人，西方人到中国来说只有你们的农业是最可持续的，什么是现代化，生态化的可持续农业乃最高层次的现代化农业。不可持续的农业再现代化也有害无益。 中国人实现的第二大再平衡就是城乡差别再平衡。 现在农民的孩子上学全免费还给午餐，农村中的医疗是以村为单位趸交的。因此农民的报销是全村人交的钱来报销，国家给补贴80%，村里只拿20%。农村中的各项福利，现在相对而言并不比城市差多少，有些人说我这个地方没有，那是落实的问题。国家大政方针来说，城乡差别再平衡接近于实现。 所以看前届领导，江泽民、朱镕基干的是区域差别再平衡，胡锦涛、温家宝干的是城乡差别再平衡。现在，到了习近平、李克强这一代人干嘛，强调2020年全国要实现贫富差别再平衡。但是这第三个差别再平衡是最难的，难就难在典型的中产阶级陷阱，我算中产阶级中比较清晰地要求自己提高自觉性的人，其最低要求，是我愿意比一般人多纳税。如果国家推行财产公开，大家都根据财产纳税，我愿意。但大多数人不愿意。真正实现累进税是争取贫富差别再平衡的基本步骤，可我们实际上是累退税，在这个世界上被称之为最什么的税种呢？我不重复了，相信你们都有答案。 三大差别再平衡，如果中国真的全面实现，足以证明我们这个政府仍然是为全民承担无限责任的政府，这样就可以拿中国经验去形成经验自信，再进而形成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你去比啊，西方能实现三大差别再平衡吗？我们90年代有4000万失业，新世纪有2500万失业，怎么解决的？你们失业怎么办，全上街了，一般发展中国家连医保和社保都建立不起来，那你还比较什么？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如果知识分子真承担起了知识生产责任，就应该把这些化危为机的经验研究做出来。 下面的内容是中国60年来发生过10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1949到1950年，属于民国恶性通胀危机的延续，到贯彻新民主主义路线推进私人资本原始积累造成的危机，针对性地导致1953年提出社会主义改造;那以后就都是国家资本危机。 到邓小平这一代，大家知道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是吻合的，图上可以看到GDP的涨落是清楚的，是个人就看得懂，但是绝对没有官媒或者官方的理论认真讨论我们实际上面临的是周期性经济危机，不必非得讲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我们胜利是因为我们成功应对危机，应对挑战，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向你转嫁代价的条件，怎么应对全球化挑战，是重大的难题。解决这个难题就是进步。 我们现在形成的其实是一个双金字塔的稳态结构。 左图这部分叫做经济金字塔。也就是稳态的结构。因为，这些年大规模的向基础设施投资，形成巨量的实体资产，在实体资产之上是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之上是债务资产，如果把金融资产、债务资产加总，只是实体资产的1/2，表明中国还有货币发行空间。不过，前提是要不断扩充实体资产。我们现在的做法基本上就是沿着朱镕基时代的路线继续扩充实体资产，这个观点理解起来其实很简单，过去你们家楼底下不通地铁，楼价大约值5000块钱一平米，通了地铁，立刻25000，翻了五倍的价值量。那个增加的20000就是可交易变现的实体资产价值大幅度上升，靠什么？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做了区域比较研究，发现中国最主要的稳态结构就是在经济上构成了以实体资产为底座的这样一个金字塔结构。所以，塔尖上的债务量大一点并不可怕，只要还有货币增发空间，把增加的货币总量做分母，不良资产和债务作为分子就可以缩小比重。当然，前提是底座上的实体经济增大了。 接下来看右图，中国的社会也是稳态金字塔结构。 我一开始讲到，中国的下层是小资底座，几乎没有绝对贫困，（上个世纪）80年代我跟世界银行专家对话的时候说：你们讲的贫困叫做绝对贫困，我们没有，只有底层群众，相对现金收入能力低的人被叫做相对贫困。大包干以后，农村几乎所有贫困人口都有财产，只不过有的财产难以变现。 中国的社会底座是下层社会，在它之上生成了一个中产阶级，小有产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不是自觉阶级，中产阶级也不是自觉阶级，也就是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都不够自觉。 因此，国家靠上面的上层社会，那是政治化的、有自觉性的大资产阶级，这个社会结构就是国家以党的形式来直接控制大资本阶级，之所以相对而言是政治化的，在于大资本能够贯彻国家意志。那么，就取决于这个对全民承担无限责任的国家到底形成什么样的发展战略，面对跨国资本挑战形成什么样的应对政策。在这个体制之下才有这个国家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可能性。因此，我说中国叫做双金字塔的经济社会稳态结构。但是，这些东西一讲老外都听得懂，海外大的投资机构一听也全接受，麻烦就是回国来跟老中讲，似乎听不懂，老外一听都懂了，因为这是持续投资在中国的基本依据，他们要保持对中国的投资，知道你们还有巨大的投资空间。而老中不认同，因为照搬的是海外二三流学者的教科书，这就是我们现在麻烦，越是强调本土经验，形成本土知识，建构本土话语，在我们自己本国的环境内就越难。 我不多说了，下面的内容也差不多了，今天到点了，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 主持人： 感谢老师精彩的演讲。我们接下来有三个提问的机会，提问的观众有机会获得我们中信出版社的图书。 提问：您提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这种政治是一种垂直民主模式，在这种状况下，能不能发展出来一种水平民主的模式呢？或者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依靠60%的下层和30%的中层民众的力量来建构这种水平民主的模式。谢谢！ 温铁军：听我说了半天，怎么没有人关心经济问题啊。 这个问题也很好。应该直面这样的问题。10%大资本高度政治化的条件下，90%人的民主有没有可能渐进地解决？当然有可能。我自己就一直在坚持大众民主试验、并且希望以低成本体现这种大众广泛参与的民主方式。 我在乡村建设实验中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不主张任何形式的精英专政，无论是被所谓的程序民主方式选出来的还是其它方式产生的，因为那一定会导致“精英俘获”。 如果真主张民主，作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深入社会开展实验，我自己在实验中第一个感觉，的确不是你说的能不能搞，当然能，但是一定要了解制度成本大小，那就得知道能这样做的同时麻烦在哪儿。因为我们的大众是一个小有产者为主体的社会。极端重视自己名下的小额财产，难免目光短浅，难免蝇营狗苟。任何一个开展基层社会建设实验的人都得尽可能和谐地融入这样的小有产者，他们都在争取自己的小额利润。但都被包装成非常高大上的模样。说的一切都非常漂亮，但是勾心斗角闹了半天，还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各自搞一个小团体想要弄点什么利益，这些中下层社会面广量大的实际情况在海内外的成文法上都没有涉及。 特别是复杂的中国乡土社会当中，低成本的做法一定是先由自然村以其财产关系和资源关系形成地方自治，他们协商决定怎么形成这种低成本的治理方式。真正意义的乡村民主，首先不是被哪一次选举程序带来的权利集中，而首先需要了解的是我们几千年传承的乡土文明靠什么才能维持得住？我认为靠的是乡土社会内在的大众参与和良绅自治。除非我们把这一条认识清楚，否则难以开展底层社会的民主试验。 以前的官方体制下的乡村建设试验我搞了11年。这个期间，可能我太另类了，被踢出来。新世纪之初，我自己又在民间搞乡村建设试验，又搞了15年。先后做了26年的乡村建设，对上一代的梁漱溟、晏阳初、张謇、卢作孚那一辈乡村建设的学者和实践者算有交代了。我不在这讨论民主对还是不对，这些大的话语本身无所谓对错，关键看你是否真的能够在社会实践中去落实，在不同地方落实中的具体经验到底是什么？教训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把这些讨论清楚了，别光在面上去喊。我长期跟很多人去基层做试验，80年代开始搞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时候，我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90年代的时候我是试验区办公室监测处的处长。当年搞实验区的时候，海外每年那么多专家找我们调研交流，都是世界银行找来的一流专家，其中有人问能不能搞乡村民主，我说当然能啊，想搞吗？给你一个乡，按同等财政水平试三年。中国人得有这种气魄。 提问：能不能介绍一下您觉得大家应该去看哪些经济学者的书，比如您前面介绍了林毅夫教授靠谱，我们现在知道很多经济学者，特别是在北京这样的地方，会特别的热闹，比如，……(英文)，他会办很多会，给我们媒体发很多稿子，但有的时候这些东西真的靠谱吗？ 温铁军：介绍书？我当然希望你先看我的书，因为我是不拘一格的，不强调学科归属，经济学、社会学对我来说都应该借鉴。我跟大家讲很多次，我是头野猪，不是家猪，你们按照学科规定说这个猪只能吃白菜。我因为是野猪，所以就什么菜都乱吃，就吃成今天这样了。 因为不拘一格，所以我写的东西不受学科理论的局限，完全是从客观经验出发做的比较研究。并且，大多数中国学者不能像我这样深入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和游击区，在苏东解体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背着包去了七个苏东国家。像你们这样年轻的时候，我曾经骑着摩托车从黄河源头一直跑到入海口，跑了四个月两万多里，能想象那时候我的收获吗？ 青年人不妨多些实践，在经验的积累之中不断提升学习和反思能力。此外，经史子集是不可以丢的。我从4岁开始背古书，文革期间没资格参加红卫兵，大量乱读书。所以，专门看哪一位的之前，不如先看看我的。 国外有几个人值得看。第一个是沃勒斯坦，我们国内有沃勒斯坦学会。我今天讲的成本转嫁理论是继承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第二是萨米尔·阿明，第三世界学者，他提出第三世界依附论，非常著名的说法就是依附和去依附，我们很多观点讨论是跟萨米尔·阿明交流来的。第三位是乔万尼·阿瑞基，美国学者，他写了《亚当斯密在中国》。这三位是比较偏重于社会学的。 如果有兴趣看经济学、国内我建议看两个人的东西，一个是林毅夫，一个是陈平。一般人可能不太关注陈平，他是物理学诺贝尔奖的得主普利高金的学生，本来是自然科学出身转行的经济学家，所以他的论断是直面那些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的模型，解构他们的模型，如果模型都算错了，诺贝尔经济学得奖的理论也就不成立。 此外，如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做研究，可以看看王建和崔之元。 主持人：非常感谢老师的推荐，也感谢老师的解答，最后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感谢温教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各位的到来，希望大家关注思想文化讲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