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兴荣：为何纪念《大宪章》
原载：《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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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
一、《大宪章》为国家制度设计奠定基石
在英国历史上，约翰王并不是一个好国王。但在大兵压境之下，为了皇位的安宁，他选择了避险之策：
《大宪章》一共有63项条款，对自由、司法公正和财产权做出了规定，最重要的部分是限制国王权力，保障臣属权利。
其中关于自由的条款有：第1条承诺“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其权利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第13条承认伦敦等城市的“拥有自由与自由习惯”；第63条除重申“教会应享有自由”，并承诺“英国臣民及其子孙后代”“充分而全然享受《大宪章》所述各项自由、权利与特权”。
关于保障臣民财产权益的条款有：第2条到第11条对继承权、未成年继承人的权益保障、寡妇的权益保障、债务人抵偿债务等方面做出规定。
关于限制王室和政府权力的条款有：第25条规定，一切郡、百户邑、小邑、小区均应按照旧章征收赋税，不得有任何增加；第28条规定，治安官和王室管家吏不得自任何人那里擅取谷物或其他动产；第30条规定，未经自由民同意，任何郡长或执行吏都不得擅取其车马作为运输之用；第31条规定，王室不得强取他人木材建筑城堡等；第23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市镇与个人修造桥梁；第5条规定，一切不正当不合法的地租与罚金一概免除。
《大宪章》第12条的内容是：如果国王被俘需要赎金，如果国王为长子举行授爵仪式需要花钱，如果国王为长女出嫁准备嫁妆需要费用，在这3种情况下，国王可以向他的直属附庸征收适当的援助金。除此而外，未经全国公意许可，国王将不得征收任何免服兵役税和援助金。
《大宪章》第14条规定，如果国王因某个事项，譬如对外战争，确实需要附庸们的经济支持，需要额外征收税赋，必须为此召开由教会主教、修道院院长和贵族参加的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召开这样的会议，国王必须提前40天向所有与会者送达会议通知，并在通知中明确会议的事由、时间和地点。
《大宪章》第38条规定了关于司法公正和法治的条款：未有可信证据，不能使任何人经受审判。第45条规定，所任命法官、治安官、郡长和执行吏必须熟知法律。第39条写道：“任何自由民，如未经同侪（地位相当的人）的合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该条款成为现代英国和美国“保证人生而自由”的宪法概念的基础。
除此之外，《大宪章》第61条还明确规定保障《大宪章》得以落实的监督性条款：贵族须推选出25位代表，监督《大宪章》的落实。如果其中有4人发现国王违约，即可向国王指出，要求其立即改正。国王须在40天内改正。如果国王没有改正，这25位代表即可联合全国人民，以一切方法向国王施以抑制与压力，诸如夺取王室城堡、土地与财产，以及他们认为合理的其他方式，但不能伤害国王及其家眷。这一条实际上赋予了在国王“违章”造成对国民的伤害的情况下，国民推翻国王的权利的正当性。
《大宪章》虽然是国王与他的贵族臣属所签署的，但第60条规定，其适用范围为全国臣民。
800年前的《大宪章》虽不是完备的现代宪法文本，但它的核心是限制君主的权力，保护臣属的权利。并在此两个方面进行了列举式阐述，同时明确规定臣属有监督国王和反抗政府暴政的权力，并设立25人的常设机构。《大宪章》体现了“法律至上，王在法下，王权有限”的原则，并设立了监督约束机构。《大宪章》的这种核心价值理念和契约约束精神（执掌权力者与让渡权利者之间的契约）成为后来宪政制度的坚固基石。正如F.W.梅特兰在《英格兰宪政史》中所说：《大宪章》“这样一份冗长、琐细和务实的文件之签署本身，就意味着将会有法治产生”。因此，沿着《大宪章》的正确引航，大英帝国渐渐被导入民主宪政的正途，并影响着整个世界的法治进程。今天，凡民主法治得以有效实施的国家和地域，它们的法律框架都蕴含了《大宪章》的精神内涵。因为《大宪章》的所有内容，都基本包含了一种合理制度的要素，体现了法治社会的要求。因此有人说，在英语之外，《大宪章》是英国对世界的第二大输出品。
二、《大宪章》的历史价值源远流长
与一些文明史悠久的国家相比，英国还是文明发育较晚的国家。但重要的是，由于外族统治的时间较长和统治者的不断更换，英国的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一方面外来统治者会带来一些其民族文明进步的理念，比如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英格兰的时期，他们把部落社会的选举产生首领、重大问题由民众大会决定这样的做法移植到对英格兰的治理中。包括国王的产生都已有民主选举的路径。另一方面，这种治理方式对民众有启迪作用，他们不会甘心对统治者俯首称臣，同时还会本能地对统治者有一种排拒和防范心理。这种心理会对统治者造成精神层面的抗衡和牵制，使他们有所顾忌。就像我们今日所说的有何等素质的民众，就有何等水准的政府一样，民众的心态会直接影响统治者的心态和行为。所以说《大宪章》在英国的产生并不突兀。因此可以说，早在《大宪章》签署之前，英国就有了初步的民主传统，这种传统构成了对集权、专制极具价值的阻碍和警戒。
《大宪章》的价值在于以规范文本的“法制”形式颠覆了王权不受制约的道统，开创了通过法律划定权力与权利边界的先河。它不仅为容易任性的权力设置了边界，为易被侵害的权利设置了保护屏障，还为此组建了“边防军”——监视权力笼子的人。这是现代国家制度架构必不可少的核心元素。哪个国家缺乏这样的基本制度设计形态，哪个国家就尚未摆脱集权、专制的梦魇，哪个国家的民权就不可能有好的保障，哪个国家也就不可能真正迈入现代国家的行列。
《大宪章》能名留青史，其神话延续800年，是因为它通过谈判、协商达成的制度符合社会良性发展的规律，符合人在社会中相互关系的合理布局——防止倚强凌弱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冲突。如此方有公正，方有社会的和谐与安宁，方有社会风气的清明与人心的和畅。如果有一个强势的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那么这个国家肯定潜伏危机并最终爆发危机。靠强权维护的稳定脆弱如危卵堆积，总有一天会倾覆。
应该说，《大宪章》的和平谈判及最终签订，使国王和贵族及市民多方受益。民选政府在皇权的注视和民众的监督这种双重的“关注”下，其权力也不敢稍有放肆。尽管在有了《大宪章》之后，权力扩张的企图也曾滋生过，并激起英国贵族和民众的保权抗争，最终导致流血。如在1649年把违约的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这种血的警戒迫使以后的国王不再僭越权力，最终使整个国家回归到《大宪章》设计的框架中。
《大宪章》也对世界发生影响。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成文宪法——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及随后的《权利法案》，法国最早的宪法性文件《人权与公民宣言》，都与《大宪章》血脉相连。甚至美国人对《大宪章》的珍视胜过英国。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在不停地引用《大宪章》的条款和原则。
英国人曾用《大宪章》来对抗媒体审查制度，并用《大宪章》为自由辩护。从欧洲到北美，从澳大利亚到印度，《大宪章》都在发挥作用。印度独立时，把《大宪章》作为制定宪法的立法基础；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用《大宪章》谴责审判他的法庭；《世界人权宣言》被富兰克林·D·罗斯福比喻为“全人类的国际《大宪章》”。
三、《大宪章》的现实意义深刻
《大宪章》作为一部名留青史的政治文件，是社会管理中出现冲突后双方博弈的结果，是妥协的产物，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其现实意义在于，它的限权原则和实践价值对现代社会具有永不过时的导航意义。在今天的世界上，受《大宪章》光泽惠及的国家和地域早已在光明中前行，可仍有一些昏暗的角落未能被阳光普照。在那些被阴霾笼罩着的角落里挣扎的，不仅包括被统治者，甚至也包括统治者。而今天，理智的执政者已无须再和抗争的民众斗智博弈，也无须再留恋无法无天自我膨胀的不名誉状态，应该借鉴《大宪章》造就的功名，主动为自己建构制度的笼子，把自己保护起来。公权力被关进笼子，看似被束缚了手脚，同时也限制了胡乱作为的冒险性，既自保安全与声誉，也保护了公民和社会。
美国的华盛顿珍视国家的未来、珍视自己的名誉胜过生命。因此他一次次在关键时刻做出惊世骇俗的决定，包括他在声誉日隆时刻拒绝第三次竞选总统的决定。华盛顿的鄙视专权、不恋栈的性格，使他带领一众前贤为美国缔造了科学的权力制约机制。
任何专制者都是臣民权利的天然剥夺者。所有的当权者都希望自己可以随心所欲，随意剥夺臣属和人民的自由。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种对抗到一定的程度就使政权倾覆，从而改朝换代。这是铁律!因此，专制制度下不可能创造出和谐、稳定与人心凝聚，而且在统治过程中充满着血腥与谎言。在专制制度下，民众的尊严被损毁，执政者的尊严也必然荡然无存。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绝无例外。
随着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精英、智者把他的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导入宪政限权之路，把权力让渡给公民，使公民拥有权利，使自己体面，让公民有尊严。综观世界上数百国家，没有任何国家的国民愿意在专权者的统治下。那些寥寥无几的国家的部分国民依然为专权唱赞歌者，要么不得不，要么被经年愚昧教化而黑白不分。真正有尊严的政治家不愿自欺欺人，不谋求廉价的恭维礼赞，不期望他的虚高威望建立在国民愚钝的基础上。他们的理念支撑他们去追求权力来源的正当性，并享受正当性所负载的坦然与光荣。
如今，甘愿在专权的泥沼中沉沦的从政者已经越来越稀少了。像某国的独裁者数代世袭把国民糟蹋得神志不清，把国家折腾得穷困不堪。专权者自己也堕落成小丑般的异类为世人诟病，虽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但他真的幸福快乐吗？他不会心存畏惧和恐慌？实际上，他们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大都或悲惨或暗淡收场。
反观《大宪章》引人凝神注目的历久弥新现象，它的签订已是久远之800年前的事了，却至今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回荡。包括东方古国——中国也四处举行纪念研讨活动。《大宪章》这种经久不息的魅力源自哪里？它的恒久价值彰显于何处呢？溯根求源，《大宪章》是现代宪政制度的源头，这使它具有了国家制度文明奠基性的意义。与《大宪章》的精神内核已有制度衔接的国度与民众感谢它的惠及，纪念它的价值和作用；尚未领受其光芒的地域也借它的指引去扫除昏暗，祈望它的价值延展。
只要某些地域宪政尚未达成，《大宪章》的现实意义就不会空置，它的文明之光就会熠熠不灭，那里的民众就会不断地遥望它，祈愿它的照耀。世界原本一体，文明理应共享，哪里宪政不彰，哪里就难得安康。在通往法治中国的路径寻觅中，我们今天必然会追溯《大宪章》的核心理念，去建构自己的宪政思维。
（作者为山东省人大办公厅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