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八岁国军少将九三阅兵之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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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国民党老兵亲历九•三大阅兵
我今年九十八，应北京官方邀请，参加“九‧三”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活动，来往旅费及在京食宿由主办者负担，七十五岁以上可以带一位陪伴，于是我同妻子吴琼飞往北京。
报到的周折
我俩提前在八月二十五号到京，住儿子家，八月三十一日有联系电话催我们报到，为节省国家一天的开支，我们九月一号才报到。一号早上由儿子开车（送我们）前往北京饭店，长安街北京饭店前面的铁门锁住，院内未见人影。
我们的车子刚靠近大门，佩短枪的武警立即前来命令我们：“快开走！”我说：“我是香港参加阅兵的代表，今天来这儿报到。”武警不理什么报到，气势汹汹要我们赶快离开。呵，堂堂首都北京大饭店，不开门迎宾，又没贴“停业”公告。我九十八岁了，也曾到过世界各地开会及旅游，没见过如此不文明的待客方式，忍不住发火：“岂有此理！”武警见我比他们还凶，立即软下来，告诉我们，所有报到车辆都要绕到后街偏门。
我不禁遗憾，“九·三阅兵”不是大喜事吗？怎么（把待客的饭店）搞得形同一座监狱？甚至还不如我曾经坐了二十年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所方有一条规定：“保障人格”。管理所监管干部对待战犯从来客客气气，没想到这次到北京饭店却遇到如此不愉快的事。唉！我不由叹息，根源是不尊重“平民人格”。
到了饭店后街，车子还是不能直接开到后门，他们在后街口设一铁栏栅，所有人员必须在此下车接受安检。天下着小雨，颇冷，妻子下车与之交涉，我坐车上看这出戏。好在有中央统战部两个小年青接待人员走来问明情况，扰攘约半个小时，才有人推着轮椅接我进去。
三类代表人士的排名
我们住在北京饭店一号楼一○一七号大套房。住定后，翻阅报到时派给我们的“会议手册”，“手册”未注明“保密”，不妨公开。原来，北京饭店安排三类人士入住：
一、港澳代表人士一百二十二人；二、台胞代表人士一百零四人；三、海外代表人士一百四十二人。三类代表人士一共三百六十八人。三类统称“代表人士”代表谁呢？代表是怎么产生的？我在日记上打个问号，当然不得“甚解”。
现将港澳代表人士“序号”名单抄列如下：
一、蔡省三，二、吴康民，三、孙必达，四、王晓玉，五、杜毅，六、杜颖，七、侯伯文，八、董利翔，九、方津生，十、方惠兰，十一、梁锡光，十二、黄敏利，十三、楼家强，十四、蔡加赞，十五、郭基辉，十六、邹永平，十七、张国星，十八、杜伟强，十九、王明凡，二十、萧晖荣，二十一、范徐丽泰，二十二、梁爱诗，二十三、谭惠珠，二十四、杨孙西，二十五、何志平，二十六、曹其镛，二十七、彭耀佳，二十八、梁志坚，二十九、傅金珠，三十、俞培俤，三十一、鲁夫，三十二、谢光，三十三、王彼得，三十四、唐子恩，三十五、刘陈小宝，三十六、宋莹坤，三十七、薜滨，三十八、黄华康，三十九、龚永德，四十、梁世民，四十一、李国栋，四十二、周伯展，四十三、王少华，四十四、熊路珊，四十五、黄进辉，四十六、林树哲，四十七、王国强，四十八、蔡冠深，四十九、卢文端，五十、邓日燊，五十一、钱炳辉，五十二、贺一诚，五十三、马有礼，五十四、陈明金，五十五、钟小健，五十六、刘雅煌，五十七、陈文吨，五十八、吴福，五十九、梁树森，六十、柯海帆，六十一、关荣丰，六十二、王淑梓，六十三、阮建昆，六十四、张宗真，六十五、傅铁生，六十六、李秀恒，六十七、胡经昌，六十八、梁富华，六十九、黄楚标，七十、郑翔玲，七十一、曾智雄，七十二、沈冲，七十三、杨钊，七十四、谭锦球，七十五、林光如，七十六、周安达源，七十七、李尔良，七十八、李君豪，七十九、赵利生，八十、张泰超，八十一、胡葆琳，八十二、陈永棋，八十三、霍震寰，八十四、李家杰，八十五、颜延龄，八十六、梁华，八十七、许爽，八十八、苏树辉，八十九、何美华，九十、林金城，九十一、吴志良，九十二、张明星，九十三、何富强，九十四、谭伯业，九十五、张永珍，九十六、闵丽华，九十七、颜纯炯，九十八、姚志胜，九十九、廖泽云，一百、吴小琼，一○一、夏金，一○二、薜辉，一○三、罗筱莹，一○四、赵欣，一○五、柯德伟，一○六、张春霞，一○七、李鋈发，一○八、曹罗碧珍，一○九、孙程礼庆，一一○、胡玉兰，一一一、黄惠珍，一一二、柯达权，一一三、陈洁霜，一一四、陈季敏，一一五、余健楚，一一六、黄共流，一一七、王端瑞，一一八、陈炜，一一九、吴三明，一二○、丁启金，一二一、张健，一二二、纪文萍
一些日记片断
我多年来有写日记的习惯，现摘抄一些日记片断──
（一）中共执政后，官僚主义种种，超过我在国民政府时期岂止千万倍。
（二）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谁敢冒出规定的前后顺序？谁敢出线一步之差？其他集会等等，更不用说。
（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有规定自然是蒋公（中正校长）第一，但其他人，中常委、国务委员等等，谁排第二第三规定不严，有时蒋公行进中，每每有人挤在蒋公前后扯谈等等。军统派四名贴身便衣保骠，但侍从室有规定，任何情况下不得阻止民众求见蒋公。
北京中央各单位排名严谨。据我居港数十年所闻，从未见此序号排名，有可能一、二、三、四……内部保密列“序号”，但我一平民，与密件无缘。
（四）香港的“排名术”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标志”，就是“排名不分先后”，明眼人一见，内盘是有先后的，主持者怕“疏忽遗漏”，只好用“排名不分先后”做“护身符”。
（五）这次“港澳代表人士”按序号排列是偶然为之吗？我想，这种排名不得随意而为。例如吴康民先生，我们在大饭厅相遇，承蒙他送我一本书及交换名片，他名片上列著“香港特别行政区大紫荆勋贤”和一连串大头衔。
我想这些代表人士没有第二位“大紫荆勋贤”了吧？可能会有不少金、银紫荆勋章获得者。而我不过一名“白丁”，与“勋贤”无缘，可我并不羡慕。
其他各位先生女士对“序号排列”恐怕有些尴尬。
（六）港澳代表人士按“序号”列名，这不是“微不足道”的细节，究竟谁干的？据“白丁”思考，港澳中联办不会这么干，因此不能怪张晓明。北京这次是“特殊”或前所未见的“突破”，事出非常，谁的主意？有何奥妙？有关者不必计较，更不宜查实。
阅兵前安检的极不愉快
阅兵早上，要求我们五点钟起床，吃了早餐，三百多人集中饭店大厅，有人宣布：所有人的公文包内的文件、纸、笔不准带上车，统统交给前台保管，还搜身。三百多人鸦雀无声地惟命是从。惟我昂然不动不理，怒气大升，“这是侮辱我的人格！我不交，就是不交！”
来了两位“维稳人员”说：“这是上级统一规定。”我这人脾气大，一向有气必发，有理必争，于是大声怒斥：“是哪位上级？我是来观礼的，也是个作家，纸笔都不让带，这么不尊重人格，岂有此理！”我屹立不动，大不了不去天安门看阅兵。
“维稳人员”见我这么强硬，态度缓下来，稍为摸查一下我的衣服口袋，就说：“现在上级特准你老可以带一枝笔，和两张白纸，其他东西还是要交给我们保管，等你老回来，我们一定奉还。”
我想想，要去天安门啦，还是顾全大局吧，于是隐忍。事后日记上却大事质问，阅兵乃全民大喜事，却出此等怪事，谁之过？
七点半左右到达天安门。大阅兵十点才开始，许多人顶不住骄阳暴晒，都到观礼台后面阴处去凉快。统战部李海楠副处长也劝我去。我想：我是一名抗战老兵，八年艰苦抗战都坚持下来了，况这里受阅官兵苦练了三个多月，他们才是真正辛苦，我要怕晒太阳，对得起谁？一定要坚持下去。结果阅兵十二时结束，我全身，特别是手臂，全晒红了。
注：少将军阶，一般规定须三十岁以上或有特殊的功绩。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赣东北十多万民众上书推荐任命“蔡希曾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那时蔡希曾二十九岁，得考试院诠释部通过颁少将军阶。蒋经国不过是“职衔少将”，至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迁台，蒋经国始终未获铨叙“少将”，蒋公之公正无私，由此可见一例。我为黄埔军校十五期学生，借此谨向蒋公校长、经国先生补致最敬礼！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日
编者附注：
蔡希曾简介
蔡省三，原名蔡希曾，1918年5月出生于江西铅山。19岁时投笔从戎，以江西第一名成绩考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一团(简称“战干一团”)，团长蒋介石，副团长陈诚。该团被称为国民党干部的最高学府和首批三青团员，在蒋介石率领下进行宣誓。1937年起，蔡省三任蒋经国的秘书，素有“蒋经国谋士”之雅称。他深受时任赣州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蒋经国喜欢和栽培而平步青云，国共内战1949年结束时沦为蒋介石集团战犯之一而锒铛入狱。1975年3月获特赦释放，赴港定居生活。作为抗战将领，2005年应邀到北京，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
蔡省三对国共两党的历史纷争，总是褒贬自持，平心论著，遂成“一家之言”。早在1984年，他将两岸关系概括成16个字，即“确保和平，不独不打，边谈边通，自然统一”。他还精辟地提出了蔡氏“三通”：“官不亲民亲，官不和民和，官不通民通。”这正符合两岸交流交往、和平发展的趋势。
如今，蔡省三和他的夫人、名作家吴琼经营着他们的“蔡氏国情研究室”，并受聘为香港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中国高等院校香港校友会联合会等多个社团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