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首映:文史楼
作者简介：张首映，男，1959年8月出生，湖北汉川人，中共党员。1978-1982年就读于湖北大学（1984年之前为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1983-1984年进修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85-1987年8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硕士研究生；1987年-198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读博士研究生。历任人民日报文艺部评论组编辑、主任编辑，文艺部办公室主任兼《大地》月刊总编辑；人民日报香港办事处副主任、主任兼首席记者；人民日报海外版编委、负责人；现任人民日报社新闻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心中，湖大的中心，不是行政楼，甚至不是图书馆，而是白墙红瓦、凹字形、三层、走廊栏柱锤形、与遵义会堂的相若的文史楼。
校园地理上，文史楼处于中心位置。前后马路宽，梧桐粗壮，枝叶交错遮盖；左右路窄，左边松柏高耸，右边杨柳垂地，一片肃静阴凉。四周夹道的，是剪裁整齐的万年青和多种花木。真是嘉树掩映、鲜花环抱，那样的庄重、幽雅、清静。
文史楼坐北朝南。北边亩把地，一片水杉林。水杉林往北，是新建的一栋七层教学楼。它像一座远山，映衬文史楼。楼东座落一栋两层宿舍，楼西有一红砖砌成的低矮平房，它们全被绿树覆盖，像是文史楼的两个厢房或耳房。
有人说，文史楼很“贵族”，像一把“太师椅”，“凹”字两边似扶手，扶手左右的厢房或耳房似茶几，中间为宽厚靠背，七层教学楼或“远山”似中堂，“凹”字空白处花团锦簇，前方更不得了。
的确，“凹字”空白地，是花坛，宝塔松盘坐于地，锋芒直至苍穹，四季花草，清香四溢。春有报春花吐艳，夏有枝子花绽放，秋日桃红，落地仍飘香，冬之腊梅，斗雪傲霜。走廊边，全是红漆木制的横栏，把排列整齐的廊柱们组织在一起。站在三楼，凭倚横栏，睁开双眼，凝视前方，可以目睹沙湖碧波，成群结队的大雁南飞，听到东湖拍岸的涛声，远望，可见珞珈山圆顶。
的确，文史楼南方或前方很气派，一条梧桐隐蔽、笔直宽阔的水泥路直通沙湖；路的左边是图书馆，图书馆南是篮球场和露天电影场；路的右边是化学系的小红楼，小红楼南又是一片水杉林，给文史楼频添了绕梁不绝的书卷气、华贵气和现代科学氛围。
还有人说，文史楼是燕京大学的未名湖。以文史楼为中心，湖大可建成与现在北大一样的美轮美奂的校园。
楼内教室，高近
课桌，一人一个，翻板式，里面装书，外面可撑起手臂看书或听讲。它是我们的岗位，也是我们的堡垒，对我们外地生，它是我们的家。有人子夜梦游，回到自己教室里、课桌前安坐着并幻想着，不致梦游到沙湖之滨，不致以身试湖。
后到复旦北大念书，没有自己的教室，骑自行车赶集式地“赶”课堂，岂止是“走读”，简直是“跑读”，像个“流浪儿”，更感到，有个与之昼夜相处的教室课桌多么宝贵，“有家的感觉真好”。
文史楼上课时发出的声音，整齐得很。中文系学生集体朗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英语系同学集体阅读“We are frends to all world people”，非常悦耳。全体上英文课尤其合唱时，文史楼奏响交响乐。仔细辨认，能听出各系的声音，学哲学和经济学的男生多，声音粗旷、宏亮、带劲；中文系男生多，女生也不少，阳刚之中，透出阴柔，算刚柔兼备吧；英语系女生为主，总是那么的清脆、婉转、悠长。
文史楼的“声”，也分阶段。朝如百鸟出笼，叽叽喳喳，大家都念英文，声响乱七八糟，偶有个别轻浮之徒高声喧哗，或发情式地背诵应试之文，我们只有落荒而逃。下午如有声，多半是老师们的。夜晚的声音，主要属于三楼英语系女生。她们是学校的公主，什么时候发音都自由，全好听。一楼二楼好多男生有一怕，怕她们晚自习不出声。有一同学，居然能从三楼女生合唱中，听出他心仪的那个她的声音，一旦听不到，他如坐针毡，四处求索，恨不得到沙湖打捞，又不敢兴师问罪，因为只许“一言堂”，不准他咳嗽。这种一声独大、楼不变声亦不变的局面，维持好多年。
文史楼的“色”，分三六九等。墙体是白色的，年代久远了，间呈黄色，有些斑驳，显出古雅。政教系同学穿着总体比较朴素，男生以中山服为多。中文系男生穿的，“清一色”，花样不多，品头论足有余，穿靴戴帽就是时髦不起来，耻于“光怪”，无从“陆离”，审美之类，只剩下看人家的和书上的。个别爱美的，在宿舍蚊帐里照照镜子，“偷窥”自己，“窃喜”而已。
英语系有男生也穿中山服，扣子却由五颗增至七颗，领子由直立取代翻卷，多了些“五四”青年的时髦。英语系女生的穿着代表着气候的转换、文史楼色彩的变化，看到她们穿羊毛衫了，春天肯定来啦，她们穿连衣裙了，我们等着武汉火炉的炙烤，她们套上风衣，我们准备承受秋雨的淋漓，她们也穿花红袄子，我们必须裹紧棉袄。
若这楼里，只有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夫子们，文史楼的面貌恐怕就是“史”有余而“文”不足。“文”与“纹”通，“史”与“死”近。真得感谢英语系女同学，她们为我们带来了先进文化和鲜亮色彩，否则，后果难以设想。
文史楼的“灯”，白白的，常亮着，通宵达旦地亮着。我印象中，少有间歇。
灯下，我们整理笔记，读白天向图书馆借来的书，写点心得体会。夜间，也上图书馆，可是，图书馆一般10点半开始收班，11时熄灯。我们回到教室，“温故而知新”。学校为照顾学生身体，也为节电，一度到点熄灯。由于同学强烈要求，有的在路灯下、厕灯下阅读，几近“囊萤照读”，差点“头悬梁、锥刺股”，感天动地，学校发了慈悲。
我们来自四面八方，有一点高度一致，渴望读书。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十分珍惜，如饥似渴，不，饿狼扑食式地读书，哪分白天黑夜，哪有半点懈怠。我们把上大学当第二次生命，把教室的灯当生命之灯。
1978年，徐迟发表《哥德巴赫猜想》，给本已兴奋起来的读书热又一针强心剂或兴奋剂。效法陈景润精神，勤奋攻读，刻苦钻研，蔚然成风，出现多个玩命钻研的“张景润”、“王景润”、“李景润”、“赵景润”，希望读书报国、科学报国。三楼英语系的一位女生，在学陈景润精神的热潮中，嫁给了陈景润，确有惋惜的，更多的，为她祈福，为她骄傲。
陈景润撞电线杆的故事，由徐迟报告文学宣扬，无人不知。英语系有同学说，论读书，中文系当为人先，论怪，你们也全校第一，谁谁就撞过电线杆子。在“有识之士”看来，英语系有同学好像多“语”而少“文”，“有口”而“少心”。可是，他们总结中文系极少数之怪，却一套套的。他们说，中文系有人走路，不是走，而是跑；运动场上真要跑，改散步；思考，不转眼珠，抓头发揪耳朵；生气，脖子未粗，手发抖；发火，不拍桌子转椅子；骂人，不骂“婊子养的”，而骂“岂有此理”；打架，不动手，扔书；见面，不握手，兴作揖；说话，不用白话文用古文；写信，不问好，改请安；做饭，少放酱油多方醋，酸；槎屁股，不用卫生纸，要么撕书，要么撕报纸，香。
苦读的我们，经夜被白炽灯照着、逼着，正被文史“教化”和“风化”中，个别怪点，难免，何况，整体正常。经过否定之否定，“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当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文史楼的“课”，天下一绝。湖大前身是武师，武师前身是乡村高级师范，师范底子，老师们爱讲课、能讲课、会讲课。
文史楼里，多的是“条子教师”，一二三四，甲乙丙丁，abcd，一条又一条，条分缕析，条块清晰；多的是“经典教师”，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正史之外，野史、笔记、诗文杂之，教我们怎样运用各种工具书；多的是“审美教师”，叙述能力强，故事讲得好，有板有眼，眉飞色舞，趣味横生，板书工整，粉笔字飞扬；多的是“问题教师”，将讲演主题主体的问题，当前文坛问题，研究阐释中的问题，国外同行的问题，一一道来；多的是“新派教师”，富有创新创见，善用新观念、新概念、新材料、新例子，总能让人眼前一亮，豁然开朗；多的是“钟点教师”，几点几分讲什么、怎么讲，一清二楚，绝无废话，决不拖堂，上这种老师的课，最放心，不担心正点吃午饭或晚饭。
没有“官员教师”，那种板起面孔，照本宣科，背书式的讲演，学生不欢迎；也没有“茶壶教师”，有“货”都能“倒”出来；更没有“哑语教师”，文史楼流通普通话、武汉方言和英语，老师们讲的，我们能听懂，偶有个别俚语，搞不明白，如同英语中的个别副词，无关紧要，管它呢。
张国光老师的课，不好归类。他的板书，“蝌蚪文”，观点和材料太丰盛，语速又快，怕学生听不明白，边讲边写黑板，黑板地方有限，常用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袖子檫黑板，檫了再写，仍不够，用袖子再檫；黑板最高处，还可写几个字，他颠起脚尖，几近爬上去写。讲唐代文学，上午4小时，不够，一次从8点讲到中午1点，不停，你干什么，不管，他讲他的。可是，少有同学离开。他有“货”。他把作家作品当“点”，把文学史当“线”，把文史哲和古籍整理打通，当“面”，对古籍如数家珍，新观点新看法迭出，对郭沫若等大家名家敢说三道四。他是明清文史专家，“金圣叹与《水浒传》研究”是他的代表作。但是，不管他讲什么，历史和古籍整理也好，文学也好，总有人听，总有人向他发难，他总能高水平应对。讲完，不久，看到学术期刊发表他的论文。他的精力太旺盛，编撰1千多万字著述，课时从不落后，上了发条似的，不知疲倦，获全国教育系统“劳模”、“人民教师奖”，没一滴水分。
学校和系里常邀请北大等著名院校的名师来讲课。有些到武汉开会的专家教授，系里也拉他们来讲演，使我们对大家名家的治学路数、专长、方法有所领略，至少打破对他们的神秘感。北大陈贻焮教授驻校给我们讲唐诗，我到北大念书，拜访他，自称是他的学生，他说，我扎扎实实给你们讲了一礼拜，记得改过你两篇读书笔记，说是学生，也算，来北大，更是了。唐作藩先生来讲音韵学，鼓励大家啃《广韵》，到北大看他时，他也这样说。大学生好啊，教过课的老师都把你当学生。硕博就不一样了，师生“一对一”，其他的老师，有的认，毕竟是我们系的学生嘛，有些就不好认或不认。贻焮先生、作藩先生没有这样的“门第”和“城府”，把我等当学生。我常怀念他们。
文史楼的课堂是开放的。哲学、逻辑学等，政教系老师来讲。政教系的课，我们常去听。我喜欢上理论后，跑政教系课堂更勤了，一位老师讲一学期的《资本论》专题，是我听到的讲得最好的《资本论》专题课。李先琨老师讲西方逻辑学，深入浅出，浅显易懂，居然有那么多学生爱听，连数学系、物理系的都来了。张世英来讲德国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几乎把文史哲的同学都吸引来了，门快挤破。英语听力口语好的，常去英语系听课。政教系、英语系的老师们，不拿我们当外人，一视同仁，视同己出，都是湖大的学生嘛。中文系的文学史、现代汉语等课程，外系的也常来聆听，我们也主动帮他们找座位，有时交换笔记。
文史楼，就是这样的，没有一流大学名气，却有一流大学内容；没有一级教授，却有一流教师；没有一流大厦，却有一流学风。
文史楼，讲民主。老师讲完课，学生给打分。张老师的课，多位老师的课，我们给的，高分。也给过个别老师不及格，他再未给我们授课。我留校任教后，才知道，学生给老师打分，老师有压力。老师们刚恢复教席，有的来不及充分准备，就上“战场”了，个别难免遭遇“误伤”。也深切感觉到，“教学相长”是个原理，应为常态，特殊时期，“教学相伤”也在所难免，大点说，民主也伤人，尤其伤到老师。
同学之间，更是“和而不同”。我们来自不同行当和阶层，穿军装的、穿工厂服的同处一室，年龄相距高达20岁，差异点多如牛毛，分歧点比比皆是。改革开放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么多的差异点、分歧点，再“解放思想”，想不民主都不可能。就说什么是文史吧，你说，它是区别于数学、经济学等的一种知识，一门学科；他说，它是一堆古籍，有些今天有用，有些没什么用，到社会上换不到一颗粮食；我说，它承载着一种历史精神，穿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精神；另一个他说，它有一种真善美精神，在任何时期都有用。当时争得面红耳赤。现在想想，都有道理，综合起来，就是文史。如此“和而不同”，走向“异曲同工”，如同茫茫九派，归入大海。
在文史楼的日子，是快乐和幸福的日子。78年春，得入此楼，中有外出，85年夏，算离开了。屈指数来，在这楼里，我扎扎实实呆了七年。由青年而青中，由黑发而“少年白”，由农民而居民，由学生而教师，由作文而论文，由为人子而为人父。青春期，青春豆，恋爱，结婚，人生转轨期，学术启蒙期，学术交流开始期，尽在于斯。我熟悉文史楼的每个廊柱，数过门窗瓦片、天井宝塔松的层次，数过夏夜经过的流星，一遍又一遍地数过关怀和帮助过我的领导、老师和学友的名字和事迹。文史楼的形状形态、音容笑貌，知识学养、品德精神，挥之不去的文史情结，早已定格于我的心灵深处，化为人生。
梦境里，文史楼风采依然，风范依旧，只是变得更宽大、更巍峨、更厚重、更深远，或与黄鹤楼平起平坐，或比黄鹤楼高耸得多，雄视着滚滚东逝的长江和与长江相接的大海，俯视着与大海相接的太平洋以及其他的洋或洲。
听说，文史楼被拆了。我梦依旧。
上面的照片是本网编者1985年与同学在“文史楼”的合影（右一为编者）。编者于1982-1986年在湖北大学历史系学习，也就是在上文作者毕业之年进入该校学习。“文史楼”是编者当年经常上课的地方，不过当时这幢楼好像叫“中文楼”，另外有一幢叫“史地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