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用中国文化重塑中华民族精神

来源：儒家网  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5310/

原载于《当代大陆新儒家文丛》之《广论政治儒学》（蒋庆著，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采访者：陈冰（深圳《晶报》首席记者）

时间：孔子二五五九年戊子年十月三十日辛未

耶稣2008年11月27日

 

作者简介：蒋庆，男，西历一九五三年生，字勿恤，号盘山叟，祖籍江苏徐州，出生、成长于贵州贵阳。西历一九八二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本科），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深圳行政学院。西历二〇〇一年申请提前退休，在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主要著作有《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三联书店二〇〇三年版）、《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三联书店二〇〇四年版）、《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台北: 养正堂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九十三年版[西历二〇〇四]），《儒学的时代价值》（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儒家社会与道统复兴——与蒋庆对话》（范瑞平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等，《再论政治儒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儒教宪政秩序》（英文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广论政治儒学》（东方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政治儒学默想录》（福建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主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吹剑编撰于西历二〇一五年）

 

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广有影响的“文化热”，到90年代的“国学热”，再到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把传统文化作为软实力的一部分予以支持和推动。这不仅意味着国学已成为建构和谐社会的精神资源，也意味着中国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自信与文化方向。蒋庆是一位独树一帜且颇有争议的思想者，国内一些学者称其为“当代大儒”，西方学者则称其为试图在西方自由民主之外为中国未来政治提供另一种可能性的最有影响力的学者。 

在当代国学界，蒋庆是一位卓有成就且争议颇多的儒学大家。他是独一无二的，不仅表现在他对儒学“有其天健日新之活生命与真精神”的信念上，还在于他是国内选编少儿读经《诵本》的第一人，也是国内唯一一家“活着的书院”的创办者和山长。西方学者贝淡宁在其英文著作《自由民主之外：东亚背景下的政治思考》中说，在学术前沿，中国出现了儒家学说的会议和书籍的大爆发，其中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当是蒋庆的《政治儒学》。

蒋庆是西南政法学院（现名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78级的一员，当他的同学们创造“国内法学界的半壁江山”的神话时，他独辟蹊径，探索中国文化的演进道路，并且沉思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未来走向。1989年，尚不为时人注意的年轻学者蒋庆在台湾发表文章《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被人们看成是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政治宣言和思想纲领”，并把它与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唐君毅四先生1958年于香港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相提并论。 

“难道离开西方的话语体系，我们真的就无法言说？”怀着这样的疑问，蒋庆在遍览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佛学、基督教思想等一座座理论高峰后，把中国的儒学作为自己的文化归宗，在其中安营扎寨。他已不再为研究而研究，而把目光远投到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诠释系统，回应西方政治文化的挑战，建树中国之为中国的文化身份。《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以善致善》、《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等一系列论著相继出版，蒋庆举着儒家的幡旗站在国学前沿。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前夕，《晶报》记者就中国文化的真价值和真精神等问题，访问了蒋庆先生。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

晶报：现在“国学”是一个很流行的词汇，“国学热”、“国学班”、“国学研究院”等等，凡是“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都称作国学，像胡适先生所说。那么“国学”究竟是什么呢？

蒋庆：对于“国学”一词的滥用，我是不赞成的，我甚至不认同“国学”概念。传统的中国学术只有经学、儒学、理学、心学等词，而无“国学”一词。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的开端，就写下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中国在过去并无“国学”之名，晚清以来，西学东渐，有人提出了“旧学”或“中学”的概念。为了与“西学”相对应，“五四”以后一些中国学者受日本学界的影响，将“中学”称作“国学”。现在人们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和学术，统称为“国学”。外国学者则把研究中国的传统学问称为“汉学”或“华学”。另外，还有“中国学”的称谓，这是海外学者研究中国传统和现当代学术的合称。孔子说“名不正言则而不顺”，“囯学”“汉学”“华学”等词均“名不正言不顺”，均是中国固有学术系统被西方学术系统解构颠覆的产物，即都把中国学术当作毫无精神价值的死物来做考古似的研究。因此，站在中国以“六艺”、“四部”为基础的中国学术本位立场，理应恢复经学、儒学、理学、心学等名，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出中国学术充满生命活力的精神价值。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辜鸿铭先生当年就非常反对西方“汉学”或“中国学”把中国学术当作无生命的死物来研究的倾向。 

 

晶报：有学者认为国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你怎么看？

蒋庆：基于上面所说的理由，我们在谈论中国传统学术时，最好不要用“国学”一词。如果勉强从俗使用“国学”一词，必须警惕，避免把“国学”当作无生命的死的学术来研究。在我看来，“国学”的主体当然是儒学。按道理，在中国讲“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是不用解释的，因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长时间形成的一个历史实事，也是历代中国人长期形成的一个思想共识。但是，由于一百多年来，我们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学术系统受到西方文化与西方学术系统的猛烈冲击而日益衰微，现在我们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儒学是什么了，更遑论理解儒学的正统主体地位。由于现代中国学人受晚清以来激进知识分子如章太炎之流“等孔子为诸子，夷六艺于古史”的影响，又由于现代中国民众受“五四”以来西方自由主义多元文化的影响，认为儒学只是一个学派，同中国历史上的法家学派、墨家学派、道家学派一样，并无区别。实则不然，儒学不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学术流派，而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或者说，儒学代表的就是中国文化。 

我们知道，法家、道家、墨家以及中国历史中的其他学派都是按照其创始人的思想和见解由个人独创出来的，而儒学则是孔子对其生活时代以前四千年中国文化的整理、传承、总结和发扬。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继承了源自伏羲以来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的中国文化，即继承了源自上古以来的五帝文化与三代文化。也就是说，道家学派由老子、庄子创立，法家学派由商秧、韩非创立，墨家学派由墨子创立，而孔子述而不作，只是对他之前四千年来的中国文化进行了重新整理和解释，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发掘前代文化的价值，保存前代文化的典籍，所以我们说由孔子建立的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儒家文化。 

 

晶报：“以儒学为主体”的提法，尽管是事实的陈述，但也许不能得到某些道家、释家学者的认同。

蒋庆：在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文化格局，释是外来文化，虽然后来被中国化，但在本源处毕竟是外来文化，不能正面代表中国文化，这自不用说；道虽源于“六艺”，但出于儒家经典而有所失，只能是中国文化的旁支，不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因而也不能正面代表中国文化；而儒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之源，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所以只有儒学能够正面代表中国文化。这是《汉书•艺文志》的传统看法，也是马一浮先生“诸子出于六艺”的现代看法。所以，儒家代表了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正”和“主”，而道家是中国文化的“偏”，佛家则是“客”，尽管“客”在主人家中居住久了，能尊重主人，后来主人接纳客人为自家人，但客人毕竟不能占据主人的位置，即不能自居中国文化的正统主体地位。这是阳明先生“三间屋喻”的看法，即儒是正中堂屋，道释是两侧厢房。所以，儒学体现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是主流的中国文明，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要高于其它的中国学派和宗教。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而是中国几千年来经过反复的思想文化博弈后形成的历史文化共识，所以，我们不能像现在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的中国人那样，认为这是儒学或儒教的自我尊大与文化专制，更不能像西方“多元文化”的崇拜者那样将儒学或儒教与其他中西学派或宗教一体拉平，不存在主次偏正。当然，强调儒学或儒教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不尊重中国历史中长期形成的其他学派或宗教，儒学或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与其他学派或宗教的互动博弈中获益良多，不仅丰富了儒学或儒教的内容，并且使儒学或儒教的义理更加博大精深，如汉代儒学就收取了道家思想的正面价值，而宋明儒学也吸取了佛家思想的正面价值。强调儒学或儒教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主体地位，只是说明儒学或儒教在儒、释、道三教并存的中国文化格局中所处地位不同、历史定位不同、文化分工不同，而无丝毫排斥否定之意。中国文化的历史业已证明，儒、释、道三教和谐并存一直是儒学或儒教追求的目标。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定如此。更何况以儒、释、道三教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现在共同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巨大挑战与冲击，更没有理由互相排斥。 

 

晶报：从“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中的“破四旧”及“批孔”运动，儒学为代表的国学先后遭遇过数次大劫难，而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国学开始复苏，到新世纪已蔚为大观。那么国学复兴意味着什么？

蒋庆：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这里所说的是文化上的种。对中华民族来说，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成为中华民族的本质特征，是中华民族或者说中国人区别于其他民族或其他国家人民如美国人、英国人的文化身份标志。儒学的复兴，是我们对一百多年来批判和否定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和自我纠正，是对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即自然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以及全球化危机的积极回应。我们可以说，儒学的复兴，是中国文化恢复自信的象征，意味着中国在全球化时代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自性、文化身份与文化方向。

 

以儒学重建中国人的社会道德

晶报：儒学不仅具有高深超越的学理，同时又是入世的学问，具有很强的实践功用。那么，儒学能解决当前国人普遍的浮躁心态吗？

蒋庆：浮躁心态是心灵缺乏安顿、生命没有归宿的表象之一。中国一百多年来文化衰微，出现了梁漱溟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调失”现象，即老文化崩溃，新文化又没建成，使中国处在“文化真空”中，而“文化真空”必然会带来中国普遍存在的“心灵空虚”与“信仰危机”，就是我常说的中国人“灵魂在飘荡”。我们知道，人类生命的安顿古今中外都是通过文化来实现的，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文化中所体现的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来安顿人的生命，离开了特定的文化就不可能存在抽象挂空的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比如西方人的生命是通过基督教文化所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的。怎么办呢？解决之道就是复兴儒学，通过儒学中所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中国人的生命。历史上的中国人把儒学称为“身心性命之学”与“安身立命之学”，用今天来话说就是解决人生信仰、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之学，儒学中所说的“达天德，立人极，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三不朽、返心复性致良知”等，都是通过儒学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生命。所以，要解决今天中国人生命无处安顿飘荡无归的状况，只有复兴儒学，在儒学中来安顿中国人的生命。 

 

晶报：我们常听到道德沦丧的种种消息，比如毒奶粉、黑心棉、剽窃论文专著、搞虚假成绩被外国大学集体开除等等，儒学对道德重建有何功用？

蒋庆：由于百年来中国儒家文化崩溃，中国人的社会道德也随之崩溃，人们已不知道按照什么样的道德标准来实施自己的行为，即出现了孔子所说的“无所措手足”的状况，我常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无规则”就是指的这种局面。现在的问题不是不遵守道德，而是已经没有道德标准了！在今日中国，人们每天在报纸上电视上听到看到的都是道德崩溃的坏消息：毒奶粉、黑心棉、假药假酒假文凭假论文假博士假医疗器械，还有医生收红包、学校卖文凭、学者剽窃论文、官员贪污腐败买官卖官屡禁不止等等。这些都说明中国处在一个靠利益驱动的没有道德底线的社会。怎么办呢？解决之道还是只有复兴儒学，复兴儒学就意味着把道德放在治理社会与国家的首位。因为我们知道，儒学在本质上就是道德之学，追求一个道德的社会正是儒学的实践目标。比如儒学中的“五常”就是人类普遍永恒的道德，“仁义礼智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过时。举例来说，“诚信”是现在中国最缺乏的道德，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虚假欺骗盛行，就是缺乏“诚信”。因此，要在今天恢复“诚信”道德，就要恢复儒学的权威，用儒学的道德来教育中国人，包括教育中国的儿童和成人，特别是教育中国的官员，因为中国人的文化积淀决定中国人对官员的道德期待很高，从而让中国人认识到儒家道德就是不可须臾而离的“伦常日用之道”。总之，只有复兴儒学，在儒学的指导下发起一场振兴中国社会道德的运动，才能重建中国的社会道德，才能使中华民族重新成为一个有道德的民族，使中国不愧为“礼义之邦”的美名。 

 

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晶报：重塑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应对全球化的当务之急，儒学有何作为？

蒋庆：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精神，在精神气质上把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区别开来。因此，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根本特征，或者说自性特质。民族精神不是今天才有，而是一个民族在长时间的历史文化演进中逐渐形成并定型。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产物，也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特质的体现。所以，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核心内容，是一个民族文化身份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标志。从历史上来看，民族精神都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具体体现在一个民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中，如美利坚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基督新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东正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则体现在儒家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即体现在儒学中。

但是，百年来中国在一波又一波的反传统浪潮中，儒学都首当其冲，成为攻击的最主要目标。儒学式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华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学到的西方文化及其西学又不能转化为自己的民族精神，结果中国人灵魂四处飘荡，无所归依。同时，由于儒学式微，中国国家的文明属性也逐渐丧失，出现了严复所哀叹的“国性不存，国何以为国”的状况，中国逐渐退变为一个地理国家，而不再是文明国家。怎么办呢？解决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通过复兴儒学来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因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自古以来就体现在儒学中，儒学就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最集中的载体。在今后的岁月中，儒学也将再度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实现“为生民立命”的历史使命。另外，也只有通过复兴儒学，才能恢复中国的“国性”。所谓“国性”，就是一个国家的文明属性或文化特性，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国性”自古以来都是儒学赋予的。中国具有了“国性”，就意味着现代中国同古代中国一样，再次成为一个“文明国家”，从而使中国在当今世界以文明划分国家属性的国际交往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文明定位，实现近代以来无数中国学人重建中国“国性”的梦想，不再被西方人视为“精神分裂的国家”。因此，中国现在不仅要增强“国力”，更要回归“国性”，因为“国性”才是中国所以成为中国的根本标志。 

 

晶报：如此看来，儒学复兴可以让中国人获得新的希望？

蒋庆：正是这样。人在本质上是希望的存在，离开希望人就不能在追求理想的愉悦中生活，而儒学正是希望的学说，儒学追求的是心灵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大同与宇宙太和的希望，儒学把人类的最后希望寄托在人类的良知上。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正是儒学为中国人提供了希望，使中国人的生命存在与历史现实获得了意义，产生了动力，慰勉了苦难，具有了方向。但是，近百年来中国人自己打倒了儒家，抛弃了儒学，转而向西方的学说寻找希望。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冲突消失，中国人才恍然觉悟，西方的学说并没有给中国人提供真正的希望，中国人又一次陷入没有希望的痛苦中。为了解脱心中没有希望产生的痛苦，中国人开始通过无休止地拼命追求权力、财富、虚荣来麻痹自己。怎么办呢？就是要复兴儒学。儒学提供的希望与理想不是建立在理性必然性上的乌托邦，而是建立在生命信仰与历史信念上的真正的希望与理想。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只有复兴儒学才能重建中国人的希望，激发中国人的理想，才能解除中国人因丧失希望与理想产生的痛苦，才能为中国今后的历史提供意义与动力。马克思•韦伯说现代性的世界是一个理性化铁笼笼罩的世界，因而是没有希望与理想的世界，儒学的希望与理想就是要打破这个理性化的铁笼，为生活在理性化铁笼中的人带来信念与热情，提供希望与理想。 

 

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

晶报：中国人都有国家“长治久安”的愿望，儒学能否为此提供思想资源？

蒋庆：这实际上是政治中最重要的合法性问题，即所谓“政道”问题，解决的是权威与服从的关系，是实现政治稳定与执政能力的根本。解决了合法性问题，就可以把统治变成权利，把服从变成义务，实现中国人所说的“长治久安”，就不会有稳定压倒一切的焦虑。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是儒学赋予的。具体说来，儒学是通过“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来为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的基础，包括神圣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与人心民意的合法性。 

中国近代以来开始学习西方，在政治领域不断西化，具体表现在政治合法性上抛弃了儒学“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的传统，接受了西方“民主政治一重合法性”的传统，即民意独大传统。由于西方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排斥了神圣天道的合法性与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导致了政治的世俗化、私利化、平面化、庸俗化、非生态化与非历史化，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很多负面的问题。就中国的现实来看，政治的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民意合法性中的一个很小的方面，即经济增长的方面。一旦经济增长减缓或停止，马上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怎么办呢？只有复兴儒学，用儒学“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的思想来为当今的中国政治提供周全完整的合法性，同时又用周全完整的合法性来作为评判中国政治的标准。中国的政治若能得到天道、历史与民意的全方位支持，就算民意合法性中经济增长出现了问题，其它合法性仍在稳定地支撑着中国的政治，哪里会出现“稳定压倒一切”的焦虑呢？ 

 

晶报：那么，儒家思想和民主政治是不是矛盾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前景又是怎样的？

蒋庆：儒家所推崇的王道政治比西方的民主政治更有中国特色、更全面、更有高度。中国的政治制度自古以来都以王道政治为追求的理想目标，因而都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即具有儒家文化特色。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学西方，把西方的民主制度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这样，中国的政治制度就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偏离了中国的文化方向，向西方文化歧出，最后变质，即变为“西方的中国”。这种文化的歧出变质在中国古代叫“以夷变夏”，其直接后果就是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中国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定位与文明归宿。 

但是，通过复兴儒学却能够创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不仅在合法性内容上优越并周全于只具有一重合法性的民主制度，同时王道政治的架构安排本身就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因此，中国今后政治发展的方向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而是既吸收了西方民主正面价值又避免了西方民主弊端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王道政治。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们要用王道政治超越民主政治，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歧出与变质，才能寻回中国政治文化的自我，才能确立中国政治制度的自性，才能回归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才能确立中国政治制度的文化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