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东海：参加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生论坛观感

——“洪范论坛”早期活动实录之一

编者按：此文由毕巍明（现工作于上海政法学院）提供，作者黄东海（现工作于北京邮电大学），原题为“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生读书会观感”，写作于2005年底。这期间的中南“洪范论坛”大概处于朦胧中的“武汉高校法律史专业研究生联合论坛”阶段，参见《中南“洪范论坛”的缘起与创生》。

一

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的历史学博士生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应为“论坛”——编者注），大约两周举行一次。最近，该所学生多次找到范忠信老师，希望能与我校法律史专业的师生展开学术交流。出于对历史学界当前研究方法、研究动态以及这个读书会本身的兴趣，2005年12月8日晚上，我们八位同学（咸鸿昌、毕巍明、杨松涛、张正印、黄东海、翟文哲、孙晋坤、胡金碧）应邀来到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参加他们的论坛活动，而他们早已经提前20来天把讨论材料的电子文本发给了我们。

武汉大学的参加者基本上都是研究魏晋以降、迄于隋唐之历史的青年学者，他们分别是：青年教师魏斌、博士生江田祥、博士生鲁家亮、博士生张葳、博士生黄楼、博士生徐斌、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刘长容等。本次论坛要交流的内容是张葳同学提交的《隋唐间的赵郡李氏》一文。张葳同学明年将面临博士论文答辩，本文就是其论文初稿的一部分。文章约6.5万字，资料十分丰富，除正史、古人文集、著述外，还有大量的碑记、墓序等；其叙述但求其竟、不厌其繁，这让有时习惯了以观点引领论证甚至“以论代史”的我耳目为之一新。

会议首先由张葳介绍论文，随后由其同门师兄弟进行讨论。说是讨论，毋宁说是批评。因为，令我们惊讶的是：他们都本着实事求是、直言不讳的态度，从文章的遣词造句、句读、注释、材料的考据、理解和运用到文风、结构等几乎所有方面提出了几十个大小问题。同为博士生的青年教师魏斌还反复追问张葳其研究的学术新意，文章比姜士彬（David G. Johnson）的《一个大姓的末年：晚唐宋初的赵郡李氏》（The Last Years of A Great Clan：The Li Family of Chao Chun in Late T’ang and Early Sung， Harw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77，第37卷）有否推进？推进到了哪一步？在大家暴风骤雨似的批评下，作者只好承认自己的文章十分粗糙，还很不成熟，自觉汗颜。

我们也指出：在文章叙述中，作者对于“赵郡李氏”如何界定没有做出说明，令人怀疑在隋唐期间是否真的有这样一个共同体，抑或它只是被想象出来的。另外，共同体内部的认同机制是什么，是祭祀还是日常政治、经济交往？这个心理结构必须要说明，否则文章立论直如沙上建塔等。

会上，大家重点指出文章在立意、观点和结构上的不足之处，认为文章论证观点含糊、有的材料并不能支持结论、结论武断等，而且在赵郡李氏东、西、南三个支系的叙述上篇幅分配失衡。大家普遍认为，文章材料过于芜杂，舍不得砍去枝枝蔓蔓，观点提炼不够，仅有的观点都湮没在材料里了。建议删繁就简，把许多一般材料放到注释里去，对赵郡李氏的谱系梳理也可以直接附图说明，以求结构紧凑、主题突出。

二

武汉大学青年学者思想活泼，而且十分注重考据材料的可靠性和材料解读上的准确性。他们已经形成一个虽然不大，但是非常专业、学风严谨也十分上进的学术团体。学校、研究所也都给予他们的学术活动以充分的便利和自由。相比之下，我校法律史专业虽然名声在外，但学科特色和学术研究中真正的主体精神、自律精神还尚嫌不足。

学术批评货真价实、真刀实枪，受者狼狈不堪、无地自容，而旁听者也是汗如浆出、胆战心惊。这对于培养真正的学术批评，造就负责任的学者和文字非常管用。而且，在校内同门之间的文字推敲乃至吹毛求疵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同门师兄弟的批评会更善意一些。

另外，我们也发现在问题意识的产生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上，我们同历史学学人似乎有着重大区别。我们重视带着问题去做研究，每个人心目中似乎都有入世济世的情结，而他们在这一点上表现不是很明显（至少这一次是如此），他们能坚持做非常细致的考据工夫。孰优孰劣，似乎并无定论。但无庸讳言的是，长于高论、却短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解读，确乎是部分法律史学者为人所诟病的重要原因。观点惊人而考据跛脚、率尔操瓠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如何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确实已经成为我们应当迫切解决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