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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读者问我，如何评价朱熹。这个问题太大了，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一篇短文也很难讲明白。我只简单聊聊，每一个时代为什么反对朱熹，以及，反对朱熹的人到底是在反对什么。

朱熹的时代，反对朱熹的代表是陆九渊。明朝，是王阳明。陆王对朱熹的反对，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学术上的差异，从先秦就开始肇端，可比之为孟子和荀子的差异。

孟荀的差异，可以从孔子一句话里管窥一斑。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学侧重发挥“性相近”，强调人皆有之的恻隐、羞恶之心。荀学侧重发挥“习相远”，强调通过学习来变化气质。陆王近孟，程朱近荀。(程指程颐，非程颢。)陆九渊推崇孟子的“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他和王阳明走的是高蹈的一路。因此，从陆王看程朱，则显得琐屑而繁复。从程朱看陆王，显得简易而空疏。

陆王是豪杰，但他们的追随者就没有这样的天资。因此，王学的末流就变得空疏狂妄。这种流弊，在明朝的中后期愈演愈烈。到明末清初，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开始检讨王学末流的过失，而王、顾二人，尤近朱熹。

清朝真正对朱熹的反动，是从毛奇龄、戴震开始的。毛奇龄这个人呢，是个典型的钻空子主义者。凡是朱熹说对的，他都认为错，凡是朱熹说错的，他都认为对。他是王学的追随者，曾经搞了一本书叫《四书改错》，认为“四书无一不错”。搞这个《四书改错》是为了干嘛呢?为了献给玄烨，博取当局者赏识。满清的确一开始给过汉族读书人一些好处，这也是出于政治目的，为了笼络汉族士人的心。毛奇龄也受过一些小小的奖励。

毛奇龄想得到更大的奖励，就著了一本《四书改错》。很可惜，编成的前一年，康熙皇帝第六次南巡。书成之后等着皇帝再南巡好献书，当时已经八十六岁了，一直没有等来。不仅没有等来，而且玄烨觉得汉族士人已经网罗得差不多了，需要统一思想，定于一尊，开始重新推崇程朱之学，把朱熹升祀殿上。毛奇龄一听，赶快把《四书改错》的版给毁了。

但真正对后世有影响的，攻击朱熹最得力的，是戴震。戴震比毛奇龄小了整整一百岁。依我的个人见解，戴震的三观和资本主义精神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虽然他自称是发明孟子，阐述孔子之精义。

下面要开始扯远了，因为谈的问题太大。聊备一个视角吧。

为什么资本主义在古代中国很难发展起来呢?因为传统中国的文化土壤下，资本主义精神受到强烈的抑制。最典型的就是，追求个人财富的正当性问题。

中国的士大夫，向来极严“义利之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的时代就这么讲。陆九渊曾讲这一句，台下痛哭流涕。如果一个人说，我的理想就是发大财，做首富——在古代中国，会被很多人鄙视。因为“义”永远要放在“利”前边。

但西方不讲这些。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中国就出不来。经济学假定人都是理性的，追求个人收益和效用最大化。这个假定，在明朝以前，读书人都不大敢提。什么时候开始有人敢提了呢?明朝中后期。这个时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也是王学流行的时期，像李贽、李渔这些人，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他们的学说和追求，为后来戴震的理论奠定了氛围。

这种中西差别，其实牵扯到个人价值与公众价值的对立。在古代中国，二者的统一占主流，对立是其次。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渐进的过程。从小我到大我，由个人推广至家庭、宗族、民族、社会，其间没有太泾渭分明的界限。“楚人遗弓，楚人得之”，这种意识早就根植在文化土壤中了。因此，古代中国并不像西方那么强调个人的独立，个人与外物的对立。一旦这种对立被重视，“群”和“己”、“权”和“界”的问题就会被提出。当个人的权利和责任的边界被厘定，人就有更强劲的动力去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资本主义的精神就会萌生。

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明朝中期以后，个人价值的实现越来越被重视。顾炎武《日知录》里也谈到“分家”的问题，可见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传统的家庭宗族社会造成了很大冲击。所以，阳明学的发展和明朝的经济环境也有很大的互动关系。

到了清朝，戴震的时代，他是把“人欲”这面大旗举得最高的。他要为“欲”正名，承认“欲”的正当性。——其实，这也是戴震晚年的观点，他早年不曾对“理”进行猛烈的抨击。

即便如此，戴震的思想在当时也不是主流。在他的时代，戴震一直被视为朴学家而非思想家。他反对朱熹的著作，《孟子字义疏证》，并不被时代目为他最好的著作。戴震的价值被重新发掘是在清末民初。一夜之间，成了流行。它对“人欲”的重视，和“五四”的精神不谋而合。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胡适等，莫不重视戴震。

同样，那个时代也是墨家学说极为流行的时代。言必称德先生、赛先生。如果想从中国学术传统中找些渊源，戴震学说和德先生风格相近(都本于对个体价值实现的诉求)，墨家学说和赛先生气味相投。马克思主义也和墨家思想颇有相类处。

在那个背景下，朱熹当然是要被打大板的。礼教成了万恶之源，罪魁祸首。鲁迅的小说对此抨击得最为激烈。“存理去欲”成了桎梏人性的枷锁，成为影响中国社会进步的制度性症结。鲁迅的立场到建国后也一直是被长期肯定的，直到80后受教育的时依然如此。

所以说，许多人的观点并不一定是他自己的观点，而是时代的观点。

下面举一个例子，说说为了服务于政治，搞黑朱熹的具体操作细节。

1940年代，范文澜编《中国通史简编》，对朱熹多有诋毁。故事不再列举了。总之，依照《简编》的记载，朱熹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做出很多下作的事情。

后来，范文澜自己承认，此书写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服务于特殊的政治目的。1990年代，范文澜、蔡美彪十卷本《中国通史》出版，有关朱熹“劣迹”的部分悉数删去了。

网上有很多人谈到朱熹的劣迹，不要觉得自己读书多，去查查传说的来源，查到最后，十之八九都出自范文澜的《简编》。

不过，当年戴震对朱熹的反对，并非为了政治目的。虽然他也汲汲于功名，但他对朱熹的反对，主要还是思想上的。反对朱熹的关键，是“存理去欲”。

我简单解释一下，朱熹所谓的“去欲”，不是要灭绝人欲。而是说，人欲在天理之中，如果天理安顿不好，人欲就会冒出来。打个比方，要吃饭，要有性生活，是天理。但是安顿不好，不节制，这就是人欲。要有性生活，但是抵挡不住诱惑，跟人私通，这就是人欲。

朱熹说：“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

又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朱熹认为，善恶都是理，但恶专指理的不正当处。比如说，恻隐之心，自然是好的，但因为恻隐而至于姑息，这就是恶。羞恶之心，本来是善，但因为羞恶，而至于残忍，这又是恶。——可见朱熹对分寸的拿捏十分谨严。这也是和陆九渊强调的“先立其大”有所歧趋的地方。朱熹反对空谈天理和人欲。他讲究扎扎实实的实践功夫。

而戴震对朱熹的反对，没有从这方面驳起。戴震说，欲没有什么不好，不好的是“私欲”。“欲”只要不“私”，就是合理的，是应该光明正大地追求的。

细究起来，不好操作。“私”与“不私”，谁说了算呢?我希望爽，我想吸毒，我吸毒不危害他人，这种要求是正当的吗?这种自由，是应当予以保护的吗?

戴震和朱熹的分野，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一者强调追求身体自然享乐的正当性;一者看重自我约束的必要性。

这也是戴震和王夫之不一样的地方。王夫之说：“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兽也。”视流俗为禽兽，这是王夫之立身严格的地方。他认为，在所处的时代，从一百个人中找出一个异于禽兽的，都很难。王夫之后又有曾国藩，也是朱学的继承者，他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因此，王夫之又说：“壁立万仞，只争一线。”这一线之争，就是孟子说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这也可见，戴震对孟子的发挥，并非孟子的本意。或者说，至少不是孟子的全貌。

戴震和朱熹、王夫之的差别，就在于是否严此一线之争。而这个时代对朱熹的反对，不仅有“一线之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五四”之后，许多人对朱熹的认识，只停留在课本和鲁迅文章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