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反腐需要国人走出“熟人社会”

网上报道原题：苏力谈社会转型与中国法治：反腐需要国人走出“熟人社会”

转自：http://news.163.com/15/0403/11/AM98CFI700014SEH.html

来源：澎湃新闻网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7427

 

2015年3月27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力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报告厅提交了“社会转型与中国法治”主题讲座。

苏力在北大的毕业致辞和迎新致辞，堪称中国高校最有影响力的演讲词之一。这一次，他深情讲述的，是老本行，法律。因为他一贯的坦诚，在这个春天，在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开局年2015年，我们得以以一种有温度的方式聆听变化与发展的中国法治，了解中国社会转型与法治改革的种种困惑。也因为他的深情，我们有理由对中国法治抱以带着责任的希望，“我今年马上到60，最多再10年，这个世界是你们的，真正中国繁荣富强是在你们身上，你们将同伟大的中国，复兴的时候正面相撞，我们只是擦肩而过。”

苏力讲到中国法治的复杂和特殊时，举了一个例子，“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和小国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大家要明白，其实很简单。这两天在纪念李光耀，但是新加坡说来说去不就是400万人口的小国吗？不就是一个海淀吗？大家想想。你要把一个海淀十年建成法治社会，完全可能的。”“大国会带来许许多多的问题，山川地型，大国土地问题，大国更容易有分裂，更容易有格局力量，大国跟各地的经济生产方式不一样，因此还有民族问题，族群问题，方言问题，这都是很影响的。”——中国法治的复杂和特殊，是它之所以丰富的原因，在我们看来，也是值得花不短的时间读完这份虽然很长但不乏生命力的讲演的原因。

 

我主要讲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最简单，什么叫法治？第二，为什么中国社会转型会需要法治，以及法治需要目前几个重要的方面，以及中国法治面临的问题。最后简单讲一下我对这个前景的预测。

法治是一种社会有序的生活状态

首先简单说一下法治。一般来说，我们现在讲法治，好像是讲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来解决社会问题。其实法治在我看来，是一种社会有序的生活状态，整个社会的有序的生活状态。用中国人最习惯的话讲，就是方方面面都要有规矩。

为什么要有规矩呢？但是这个规矩不仅仅是国家的制定法，它也包括我们日常生活的许多习惯。养成这种习惯，这种习惯可能随着时代会发生变化，在不同行业会形成，在家庭有习惯，在农村有习惯，在工厂、企业学校，包括大学老师，要养成自己的习惯，包括引证，包括论文的写作，包括合作署名，共同合作撰写论文等等这些因素。

包括各个职业伦理，比如法官、律师、医生这些行业，都要有自己的这种规则，这些规则并不一定上升到法律，国家制定法来规定，但是各个行业里面一定要有行规，只有社会方方面面都有规矩，社会才能有一种有序的状态，我们称之为法治。

不仅仅是这样我们狭义的理解，国家把方方面面的法律都制定起来，这样留给从经济学上来说，就是说国家的管制经济生活不能过时，国家管制住社会生活同样只能管最重要的部分，而是要留下广阔的空间让社会生活具有活力生活。

为什么社会生活要需要法治？法治的好处是什么？

现在就讲，为什么要有序，为什么社会生活要需要法治？那法治的好处是什么？就是经济学的在这个意义上很清楚，就是要给大家确立一个稳定的秩序，你如何投资安排自己生活，从事自己的事业？如何同别人进行合作？这一定要形成规矩。

许许多多的自然界的秩序，或者叫自然的这种规律，是让我们进行生活、安排自己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根据，比如说今天天气会很好，不会地震，不会有重大灾难，那么这样我们就安排生活。但是社会生活呢？就需要规矩。大家都要按时六点半开始，甚至时间每一分钟都要安排。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我们对这个社会的预期来进行的，否则大家会以为上当了。

一个最基本的预期就是说上大学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我们可能通过上大学使自己知识得到丰富，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职业，能够在今后的生活成功一些。尽管客观上未必真的如此，但是有这个规矩以后我们才会好。不要小看这些规则对我们人生的影响，它是非常非常大的。

最典型就是在城市生活当中，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有很多同居的现象，但是同居的现象，所有的同居的女性是不会怀孕，不是说她失去了怀孕的能力，而是她自己会注意，或者同居者会注意，她不能怀孕。她什么时候才怀孕生孩子呢？就是她领了结婚证。什么东西使它改变？你可以看到，就是婚姻制。

你要想想有什么区别，甚至结婚未必感情比同居时候更深，同居其实有一种区别，也是住在一起，吃穿都在一起，但是为什么有区别？就是有一个没有保证，没有得到稳定，不是说这个人结婚就仍然不离开，可能有离婚、婚外恋等等，但是她有一个稳定，就是我怀孕，我生孩子，这时候你不能离婚。但是如果同居，随时都可能离开。仅仅是这么一点点小事，就是一张纸，就会促使女性在对自己的生活安排出现了很大的区别，存款、双方的金钱怎么使用、买房子会怎么样，都会有一系列不同。

所以法律对改造、对人生活安排是很重要的。不仅对自己的安排，而且对自己从别人合作也很重要，包括我们讲的刚才说结婚就是一种合作，合作包括了我们讲的两个人一块儿干事，也包括了不合作。就是说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跟同事闹矛盾以后，今后我的事你别管，你也别管我的事，看起来是不合作，绝交一样，事实上也是一种合作。就是你不干涉我的事，我也不干涉你的事，我不说你坏话你也别说我坏话，我不说你好话我也不说你坏话，这也是一种合作，法律起这种作用。

所有的社会只要是足够长，足够稳定，并且比较繁荣，都应当是法治社会。

因此在家庭、社会层面、职业层面，进行合作，然后改善自己，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积累各种财富，包括个人的福利。因此，规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规则并不仅仅只是法律，以国家制定法律，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我们说实际上你们学经济的要知道，政府规制有许多规则，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企业你们形成的规矩，各个企业里面所谓的以企业文化名义形成的那些规矩，都是重要的规矩。那么一个社会生活，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强调全面的依法治国，强调依法治国就是要社会生活当中国家的法律、社会的法律和包括各个小群体里面形成的规则都是同样的。

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所有的社会只要是足够长、足够稳定，并且比较繁荣，都应当是法治社会。也就是说，我从那儿认为中国古代就是法治社会。特别像汉唐的王朝，明清这样的王朝，都是法治社会。它与现代社会的区别在什么？经济基础不一样，也就是经济基础造成了国家的法律扮演多少，民间法律、社会层面的规则，乡规民俗，社会风俗习惯是什么。

经济基础也会造成其他因素，包括对平等的关注程度不同，对自由关注不同。比如现在更强调个人的东西，个人创业、个人所得税，传统社会就不是这样。传统你可以看到，征税，无论是赋还是税，都是按照一家一户来确定的。实质上也是为了公平，并不是因为他不懂个人主义，而是那种分配负担，财政负担更加合理，因为一个家庭里面可能有两个男子，一个人去当兵，如果都是个人主义，你就不知道哪个男子当兵更合理。传统社会当中也是有规则的。

而且注意，为什么讲中国传统社会当中法治，因为中国传统不叫法治，叫文治，其实就是法治。就是要通过文本形成的条文，或者中央政府的条例来统一全国，在一些最重要的事项上进行统一。比如中国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等等，其实是法治。

我们中国过去30多年，事实上是过去一百年的时间，从辛亥革命到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从农耕社会进入到一个现代化的工商社会。而这个工商社会可以说是从我自己个人认为，从1949年之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以后开始。当时还处于战备各种其他的基础性的建设，真正开始全面的推动这种工业化的改革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但是我把1978作为一个分水岭，我觉得1978年之前其实已经做了很多活动，而且不仅仅是改革开放，还有其他活动都促使中国社会的变动。

传统中国社会呢？跟现代社会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传统社会整个中国90%，甚至95%以上是农民，所以城市人都是暂时进入了城市，都是一种生活的不太幸福的人才能进入城市。

比如说当官的人，当了官进入城市以后，当然老了还要回到农村去，因此城市不是一个最幸福的状态，这个世界各个国家都曾经有过这样的历史。农村才被认为是一个理想的环境，所以中国是建立在小民经济基础上的社会。

因此，国家在小农底层经济社会当中，人们日常生活状态是处在一个乡村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当中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需要太多的国家法律直接规制，主要靠熟人之间的经常交往，形成一种反复博弈的关系，而迫使双方都必须遵守规定。

因此，我们都知道，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借钱不需要打借条。我今天找在座任何一人借钱，几块钱算了，因为你苏力骗我就骗了，但是借几百块钱，我或多或少让你写个借条，如果我不写，你至少要拉一个人见证一下。因此，所谓正式的法规，往往是解决陌生人之间的关系。

大家因此可以看到，越是人陌生，越是法律需要细致、明确，需要了解预先确定的规则，需要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我相信你这个人，但是万一不行，就糟了，国家来强制力保证。

但是熟人之间，一般来说，凭着我对你的了解，因此如果你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我不会借钱给你，不守信用的人，我下次不跟你合作，那么这就是一种惩罚。不守信用的人我会在村子里，或者在班级里、单位里传播，张三这个人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

大家注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熟人社会是对人的行为是起到重大的约束作用，一旦社会当中存在陌生，进入陌生主义社会，人的倾向主义就会严重爆发出来。大家本科时都曾经有一句话，防火防盗防师兄。

为什么防师兄呢，为什么不防同班级的同学，哪怕年长一点？就是在于你在同班里面的话，比如说一个男孩骗你了，他是花心的男孩，你可以防御他，或者大家联合起来抵制他。但是为什么师兄会出问题呢？其他外系的人呢？因为你没办法制裁他，他是上几个年纪，你没办法制裁他。因此机会主义会爆发出来。所以日常生活你想想，班级里面我们捡到一个钱包，不会哪个人揣起来，但是在马路上捡到钱包是不是更可能。

因此大家注意，传统中国社会当中最基层的老百姓的秩序是不太需要保护的，这不是我们中国人不懂得法治，中国人其实是很早注重法治的，但是法治主要用来治国的。国是什么东西？中国是历史上有治理中国一个是三方面，一个是齐家，乡村的人治，主要靠儒家经典和熟人社会。治国的，就是中层的。第三就是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那主要不是靠法律解决的。

因此，中国古代的中国的社会秩序和国家的制度，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实际上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三个方面，法律只是用来治国，也就是说治官吏，保证整个国家的政治结构上的完整，防止地方分裂势力，保护你各地的官员的调动、安排，使官员得到合理的晋升，来选拔各地的政治经营，乡村的社会指标留给熟人社会。边疆少数民族搞的是有点类似于现在民族区域自治这种状态。虽然不能相等，但是核心的问题是三个问题。

走出熟人社会的中国人：整个中国的法治变革是因为市场经济的需求

但是我们注意，这种状态实际上在近代以后慢慢改变了，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说我们开始要把一个国家政权向下延伸，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从政治上来看，另外一方面就是经济社会活动要使人们从原来的乡村这个熟人社会当中走出来。为什么？加入到市场经济洪流当中去。因此，整个所谓市场经济的改革，包括之前的计划经济的改革，也都是要中国面临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国家。

因此过去的头几十年，二三十年，建国后的头二三十年，主要是基础性的工业建设，并且通过计划经济模式来培育。事实上，已经造成中国的工业城市化的人口比解放初增长一倍多。已经有在全国许多各地，特别在西部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工业化城市。但是这个变化太慢，而且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际上是没有充分调动人们的那种追求利益的，激发他的积极性。

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随着在过去30多年来我们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城市人口到去年年底我们现在是55%，前年是54%。那么大家注意，如果从1978年或者1980年18%到现在，我们说城市人口的全国人口的原来只有三分之一，现在什么54%，原来18%，大家注意，你看三分之二的人口是改革开放以后进入城市的，这三分之二加上实际增加的人口，至少有5亿以上的人口，甚至将近六亿的人口，是在过去的30多年进入城市。因此带来一个什么变化？就是说我们今天周围的人在城市生活的人，已经绝大多数人每天遇到都是陌生人。

大家注意，今天晚上很多人，比如孔总，或者几位中心基金会的这几位以前见过，也就是一两次会议上见过。而且在座的许多同学可能就是今天见的。而且大家注意，更重要的问题，这次见完以后很可能以后我们就永别了。大家都是你们学经济学都知道，如果是一次性交易，这个机会主义太容易出现了。我们做一次讲座，讲得不好，不好好讲，谁能拿我怎么样，下次不请我，我本来就没准备来。

大家注意，这种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就会非常危险，就是为什么我们首先对法治的需求是许多老百姓有两个最基本的需求，一个就是我流动出来以后，我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怎么寻求帮助，我原来在村子里可以找一个熟人帮助，找我们家亲戚，我哥哥，或者我伯伯、我叔叔帮助。但是我现在到北京以后，谁都不认识，找谁？

所以大家注意，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经常找熟人，找熟人，甚至直到今天都是如此。首先找熟人，找同学。但是大部分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他首先要找那些可以信赖的那些人。因此，对于法治的需求，不仅仅是所谓的对法院的需求，实际上是对政府的需求，对政府依法执政的政府的需求。因此许多人没有什么事，我们自己平时都有时，不管成天骂警察，一遇到事还会找警察，你可以在社会问题上经常骂警察，警察如何如何。但是你丢了东西马上想起来，拿起电话就给警察打电话。

你在街上走，迷路了，最典型就是问警察。陌生人到了一个地方以后，特别是中国社会，不太相信陌生人。有一部电影叫做《不要和陌生人讲话》，这就是人性的问题。这时候我需要找到一个能够让我信赖的东西，我并不一定把我全部东西交给他，但至少我需要帮助，这是一个法治的需求。这点是许多人不一定意识到的。

但是另外一个，许多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机会主义急剧增长，使我们很多人在流动过程当中违法犯罪急剧增加。所有城市，犯罪率70%一般都是流动人口，流动人口我不是说农民，因为许多城市人也是农民，我到海南去打工，我到深圳去开会，我可能干一些坏事。包括违法的，如果我是到那边去，我可能顺手偷人家一点东西，我进城打工。或者我是ATM机出故障，偷一点东西，还有人砸ATM想偷钱。

这就是一个人从农村落后的地方到城市发生的问题。包括卖淫嫖娼，这些都没有在家门口的。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非常天真的问题，非常政治不正确，卖淫的人为什么不在家门口？他省得租房子啊。跑到深圳去卖淫，还要租房子。是吧？在家门口卖淫，上班也方便，下班也方便，也不需要租房。学问就在这些看起来很滑稽的问题。没有谁在家门口嫖娼的。为什么？我们出门也是害怕比如坐出租车，上当受骗也一般是在其他城市，不要以为这是中国，其他地方一个样，美国也是如此。

我在美国留学很多年，参加学术会议，我发现学术会议发一个表，说你从机场到我们这儿开会的地方自己打一个出租车来，后面经常会注明，出租车大概80块钱。我想为什么？其实他知道，出租车司机在各个社会当中都会容易歧视和欺骗外地人，因此他给你一个指示，差三两块就算了，差多了就不行。大家想，很多人到北京来，有的人带你到鸟巢兜一圈，结果你多付了很多钱你又不知道。

这种状况就使得你觉得对生命、财产不安全，因为犯罪率的增加，因此整个社会对法治的需求，最早在作为老百姓层面觉得法治需求。其实这是违法犯罪。而且在社会层面上，我们也看到很多，首先看到国家的警察装备改变了、加强了，但是社会层面上和个人也都进行了许多投入。

你可以看到，一个就是校园，以前的校园是不会设铁栏杆的，现在哪个校园不设？二三十年前，中学、小学都不设铁栏杆，现在哪个不设？以前学校门口最多一个看门的老头，就传达室，现在哪个学校没有卫队？而且都是像保安。

过去如此，这是社会层面的，家庭个人层面呢？每个家都有防盗门，盼盼到家。你问孔总，他当年，1977年、1978年工作的时候，哪家有防盗门，住在筒子楼，门都不关。为什么？这就是社会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临街的街道上都是装着钢窗，装着防盗的铁栏杆，我们实际变成笼子里的动物。说实话，这不是法治最重要的东西，只不过对老百姓来说感觉到很方便，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法治在七八十年代很重要的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法治统一，要打破地方垄断和可能的地方垄断。而且这是相当成功的，中国法治最成功的就是这方面。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如果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全国各地都在设冰箱厂、电视机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买的东西基本都是外国来的，尤其淘宝的出现，京东的出现，使我们这个东西无论哪个地方，都是买产品都不是本地生产的，都是全国的。基本没有什么地方保护主义，如果有，也是非常非常害怕本地工厂倒闭了，几百户人家可能家里事业。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整个中国的法治变革是因为市场经济的需求，因为市场经济把人、财、物，信息流动流动起来，使得社会秩序产生很多变化。市场经济是根本性的东西，但这是非常成功的。如果九十年代还有一些招人要考虑本地人，现在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主要是你是哪个名牌大学。九十年代很多企业是夫妻店，现在企业，很多人都招聘外国人来，美国人招聘来到中国企业来做事，或者在华的企业做事，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国人的道德没有败坏，只是原来的道德感无法支撑今天的广大消费者

市场经济的另外一面，就是大家说的所谓道德败坏，企业家没有良心等等。就是说随着这个市场经济发展有风险增加，特别是标准化的问题、食品药品安全的问题、产品质量的问题，但是许多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道德败坏、衰退造成的，因此需要法律来做。

其实不是，我认为这个判断是错的，中国人的道德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是中国人过去的道德，或者人类的道德，所有人的道德都是面对一个小群体。而中国现在由于市场经济的改革，使我们面对是一个广大群体，我们原来的道德感没办法支撑我们去面对这个广大的市场和广大的消费者。

因为我们注意，人类从一开始就生活在小群体里面，无论是在狩猎的时代还是农耕的时代，因此我们的基因上使我们产生了一个道德感，我们的责任感都是爱我们的亲人，大家注意，《圣经》里面也是这样，爱你们的邻居。像我们的产品是卖给远方的时候，因此我不能面对面的时候，我就缺少这种责任感。不要以为这是坏事，其实这只是人的一个特点人就是一种视觉动物，亚里士多德说，你长期看着他，会产生感情和责任感，但是不同他见面，只是声音或者文字的见面，你往往不会对他产生责任感。

这种情况出现一个问题，因此，当我把牛奶卖给工厂制成奶粉的时候，制成奶粉又卖给遥远的时候，我没有缺少责任感。我对我们家的邻居、孙子喂奶粉不会加三聚氰氨，卖给奶粉厂的时候会加入三聚氰氨，就是为了挣钱。这不是人的道德败坏，而是人原来的道德不足以适应新的时代。怎么没人说我们家孙子喝奶我加点三聚氰氨？隔壁家老头送给他牛奶，加一点进去，让他觉得我们家的牛奶好一点？学生有拎地沟油去看老师吗？谁干这种事情？因此我们的道德感一点没有衰落，只不过是我们现在道德环境发生变化了，我们是同陌生人交往。因此我做了地沟油，卖给遥远的地方，我不在意。因此这就需要加强法治。

这就是我们当初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我们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们实际上在摸索。大家注意，所有西方国家的基本上都是从小国过来的，没有像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一下进入这个市场经济，西方国家也不是像中国的在十几年以后搞成这样，他们可一二百年做的，他们可以慢慢做，好像他们天生道德很好，但事实上不是。这是第三方面的需要，法治需要干什么，而且现在是非常严重的，这个老百姓感觉不安定的东西。

民生：国家解决民生问题，必须是制度性的，以法为制度。

在市场经济下面，大家注意，在农耕经济下面是一个什么问题？农耕经济下面贫富差别不会过分悬殊，为什么？因为他主要靠体力，智力是不太起作用的。智力这个聪明考进士，当了宰相，当了状元，那是极少数的。体力就是说我身强力壮，挑两百斤，你不行你挑一百斤。大家想想能有多少差别？经过几代人富裕下来，你家是大地主，我家是中农或者贫农。而且你们家也挺败家子，出现一个败家子，抽鸦片你们家就败了。

现代社会当中，这也是当初搞市场经济当中没有看出来，就是人细小的差别会使人的收入极为悬殊。而且并不一定是因为你有多少天赋，而且这种天赋也许是本来大家不认为是天赋的，大家想想，马云一定是中国社会最聪明的人吗？不可能。考三次大学才考上，还只考到杭州师专。大家想象，他们可能是中国最聪明的吗？但是只要他有一个点子，或者他敢干，想出来了，有行动力，他班里首富，我不是嫉妒他。

大家注意，许多歌唱演员，有的人嗓音就是多一点沙哑，他可能变成一个大明星，有的人就少了那么一点沙哑，就不行。你像这么多演员，你觉得葛优拍一个片子给他1000万，另一个演员可能就是几万。那么这种差别来自什么地方？往往就是市场造成的。

在现在以后，像中国这种，你可以看到，所有东西没有地方性的演员，只有上中央台，只有上春晚，上春晚就能成为明星，能够走红。过去30年前有许多地方名演员的。这种就使得整个社会当中许多财富差别拉大。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农耕社会当中的方式已经不够了。而且国家随着富裕起来，增税，收入各种各样的税收，也使得国家有能力。那么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是在过去10多年当中开始注重民生的问题，注意民生的问题在中国解决民生问题不是慈善，慈善是我可以给张三，也可以给李四，那是慈善。

国家解决民生问题，必须是制度性的，他是分配正义的问题，每个公民或者每个市民必须要都能获得，平等获得。按照一定程序的进行分配。大家注意，一定是用法律和制度方式定，不是像陈光标，愿意给谁给一点，我愿意资助资助谁一点。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国家必须以法为制度。

你稍微回顾一下，1995年我们制定义务教育法，九年义务教育，当年这个起来的时候，是每个人有义务去上学，还不是国家有义务让你上学。父母亲你必须把孩子送到学校里，至少上完初中，这和我当年当兵的时候，就是义务公民，就是每个公民必须要去当兵。但是1995年之后变成国家有义务让你上学，如果你没有钱国家拿钱给你上学，如果不行国家也要给予救助。

现在事实上我们国家法律没改变，但是事实上在新疆、南疆已经形成12年制义务教育，必须保证高中，因为边疆有文字、语言的问题。在其他内地的省份，事实上现在哪怕上大学，虽然还不是国家义务，但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半个国家义务。

如果某一个人考上人大，说没有钱，不准备上，当地政府就要紧张了，当地政府一定要找当地企业，说你们捐一点钱，或者政府奖励这个学生，到了大学你们学校里一定要赶紧来，甚至向有些学校，人大、清华、北大，发现一个贫困生赶快找各种各样的助学金、奖学金都要给他，新闻媒体报道一下，说我们学校怎么样好。大家注意，甚至上研究生都是如此，甚至不但上一般的研究生，甚至有的上非常专业的研究生都如此。

大家注意，实际上我们社会已经福利，民生问题已经要通过法律制度，尽管我不太赞同把这个福利过分延伸，说不定将来会得到美国在七十年代，或者英国七十年代福利问题。这是国家必须以制度方式同等人同等对待。

养老的问题也是如此，农民现在都发给他虽然很少，一年发500块钱左右的养老，也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以前城市只要是你们没有什么工作，谁给你发钱？就业的问题，你看，变成政府每年都要说我们创造多少就业。1977、1978我们考上大学，但是我们很多同学、小学同学、中学同学他父母亲提前退休，让他顶替。不是政府问题，生病是医疗的问题，都是在制度性的做。

大家注意，这里面也出了很多，但是有问题也要往前走，必须要用制度规范，这里面有很多问题。第一个，使老百姓觉得我生活在这个国家里，我想有某种意义上我享受这种福利，我比其他国家文明，其他国民在中国待着就不能享受，这是国际间政治、文化、经济的竞争。而且大家注意，中国是这么大的相当于在整个欧洲实行这种制度，在短短十几年当中，阵势非常大。

但是注意，还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社会突发事件。大家不要以为突发事件，以前也有，但是在一个社会流动性不大的时候，也就是人员、资金、信息流动性不大的社会之中，突发事件不需要以法治的方式解决。

大家注意，2003年我们有SARS，就变成一个公共事件，觉得政府没有把这个信息公布，结果部长和市长都辞职了。其实公布这个信息能够治了这个病吗？这是突发事件。禽流感，大家注意，禽流感在农村待过，或者在小城镇待过，家里养过鸡的人就知道，禽流感一直都有，并不是问题，只有现在禽流感变成问题。为什么？以前禽流感，养鸡的时候，家里遇到禽流感的时候鸡都死光了，父母亲舍不得丢掉，还自己杀了吃。但是现在为什么会变成问题？因为禽流感工业化生产了，一个养鸡场，十几万只鸡，几十万只鸡，只要一只鸡出了问题，全部鸡要处理。

不仅如此，这些鸡既然是供应外部其他城市，那么我就可能长途运输，长途运输可能变成一个全国性的灾难。如果一旦是变成人传人，就变成灾难，就变成国家必须以突发事件这种法律制度来解决。

以前鸡最多是在本地集市上贸易，不会是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三年前，我看到两会期间采访韩长赋，农业部长，他说现在我们损失十个亿养鸡，为什么？禽流感，禽流感大家宣传，一宣传大家都不吃鸡了，就变成一个大问题了。

你想，国家能不用法律制度解决吗？国家用法律制度应对它，并不因为国家有办法应对，恰恰是因为许多问题国家不知道怎么应对他，因为禽流感没办法破解，像SARS，后来才治疗它。老百姓觉得你政府是万能的，你应该有办法应对。

但是事实上，一旦出现事情，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政府必须要让老百姓感觉到可以依赖，那怎么办？必须要制定突发事件，地震的法律等等这样的法律，让老百姓安心。老百姓遇到这种时候，他是非常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支柱帮助他做。

因为我当过士兵，帮助救灾的时候，我15岁，身高1.62米，体重84斤，现在农村的老大娘，或者一个小伙子抱着我哭，二三十岁抱着我哭，就是因为你穿着军装，带着红领徽，他觉得你是一个可以依赖的人，他不管你的年龄。说实话，政府在这时候，他完全不知道SARS是什么的时候，他必须做出让老百姓放心的决策，怎么决策？政府怎么样说让老百姓放心？说我们按照一定的程序来做。大家注意，这都是现代社会面临的很大问题。

反腐并不仅仅是官员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要改掉一些积习。

还有一个问题，实际就是反腐。反腐并不仅仅是官员的问题，而是我们在农耕社会当中，所有的官员都是来自于像原来的社区，即使原来在城市里面，也可能是大院，我们中国人都是讲究那种熟人关系的。这种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很难，就算你进入城市以后，慢慢改变，或者参加了工作以后，假如军队以后，仍然是这样。这是共产党几十年从建党以后，建军以后一直要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讲，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你不要过分注重老乡、熟人关系，毛泽东讲反对自由主义，也经常讲老熟人、老上下级等等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农耕社会就是注重熟人关系，我跟你一块儿上学、到哪儿培训都可能变成人际关系。

在上一次会议交换过名片，大家想，这种关系很可能会影响。我认识你就找你帮忙，你觉得人情难以推却。比如你的老师教了你，比如你到政府工作，老师来了，找你办护照，你肯定是要不能说办护照，起码给他插个队，找一个位置，提前办一下，或者加快一点，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这种人之常情隐含的是什么问题？就是你利用自己做的公权力，或者自己手中的裁量权去偏向那个人。这种小问题不大，但是这个界限就不太清楚了。我可以给你，也可以给他，我可能给了熟人。这时候熟人感谢你就给你一个回报，慢慢慢慢变成腐败。这就是中国社会当中很麻烦的问题，就是来自这个东西。而且不要以为官员是什么样的人，社会生活中所有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我经常会想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到那么多外国电影、英国、法国、德国电影，你什么时候看到像中国那样？你是哪儿人？波士顿。哎哟，我们老乡。大家看过这样的东西吗？在中国社会你随时看到这样的情况，你自己大家坐下再生这儿，不要以为你们说你们这个大学生就怎么样，你们还是会这样。你是哪一届，80届。你认不认识某某某？马上就拉了关系，某某某的哥哥。哎哟，我哥哥的同学。大家注意，中国的腐败很多就是这个因素，慢慢慢慢就这样了。所以中国共产党一直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所以毛泽东在很长时间，从他的第一篇文章就讲了中国农民的问题，到建国前的一篇最重要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就讲了严重的问题就是教育民众，都是强调这个问题。他知道，中国的民众的这种习气。所以毛泽东在党内同所有人都不是太亲近，因为亲近了一定会形成一个小圈子，蒋介石国民党是一个老派的政党，他是江浙系统、黄埔系统，但是共产党是天下穷人是一家的概念，蒋介石就不是。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因此他是既是政党的依法治国的问题，也是全国的依法执政的基础。所有政党的官员，党政干部都从这个人民群众当中产生的。大家注意，你不要以为说只是党员，党政干部是这样的，日常生活我们也都是如此，都觉得对熟人要怎么样。

比如我当十年院长，经常有毕业生要出国让我写推荐信。我说让他们把成绩单给我看看。大家让我稍写好一点，就是让我骗人。他为什么觉得正当化呢？就是我们是熟人，那边是遥远的陌生人，你可以对他不负责任，对我稍微好。给你一大堆理由，我上了哈佛或者耶鲁法学院，也是北京大学的光荣，这个都是一套一套中国的很正当的话。

有的时候我遇到这个情况都只能低着头，这些小孩都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我就低着头说不能写。开始学生觉得为什么不帮我？后来学生慢慢理解。大家想想，为什么不行？因此有的时候造成以后，我写的推荐信如果不坚持这个原则，就写推荐信没有人会相信推荐信，因为别人都觉得你是熟人，你写推荐信。

中央强调，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这三个方面。法治社会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改掉一些问题，不是说人是不好的，说老实话，这也是人的本性，对自己的熟人、交往的人会好，但是这是与现代治理整个中国这样的大国家不适合，我不是普世价值，我只是说那样做，它不适合治理这么一个大国。不适合中国在这个国际上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那么所有人都会觉得，食品不安全，所有其他人写介绍信都不安全，学校开的成绩单都不安全，这实际上变成一个问题，那么多博士，好多博士成绩很差，招一个官员、招一个博士后来上课，最后也挂了。就是跟市场上的所有产品质量是一样的。

这和工商的产品，假冒伪劣的产品是一回事。你不要以为学校怎么样，都受到影响。就是他没有进入正规，但是在社会层面其实也有很多。你给我政府官员给一个好处，我把你招收进来做个博士，给你挂一个兼职教授，这不是这样的吗？只不过让社会层面还没有直接的威胁。

社会心理面临的巨大冲击，需要现代法治应对。

除了这六个方面，都是需要政府去解决的，你必须要找到一个问题去解决，不可能彻底解决，社会上的违法犯罪，产品食品安全，地方保护主义等等都有，腐败现象也有，但是你要解决，用法治的方法。但还有一些问题，社会一些心理因素的问题，也许不是解决，至少你要用通过法治方式来应对。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是社会富裕，开始人们对一些之前财富更重要，现在可能相对来说，其他东西变得更重要，比如平等。如果你说他是熟人你就照顾他，尽管我很富裕我也不愿意。哪怕我比他还富裕，但是我到你这儿住，你对他特别好，你是同学，我来了以后你就不理睬我，我受不了。

说人富裕了以后对社会一种福利性的东西，非物质性的待遇很明显。这个社会随着我们对社会的服务越来越赋予对平等的要求。这时候也需要通过法治，要求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同样事同样对待，同样的人同样对待等等。

第二个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心理的问题，由于传媒的发达，把许多遥远的东西使你老百姓感到威胁。最典型的就是恐怖事件。突发事件我们讲了，突发事件在30年前，交通不发达的时候，突发事件能发什么？最多发生在喀什、和田，不会发生在北京，在稍远一点发生在乌鲁木齐，这就是交通方便。

2006年我到西藏去，法院院长说，我们老受到表扬，因为我们这儿没有去上访的。因为我们不通火车，今年开始通青藏铁路了，明年开始一定有上访的。上访现象不要觉得是什么阶级压迫问题，因为交通成本降低。但是还有大量的人失业，市场经济不能吸纳这些劳动力，造成了这些人，这些事业的边缘化的群体通过上访解决，把一点小问题在他心目当中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没有其他的机会。

比如一个教授，可能你借我3000块钱，下次不同你借，我下次讲课、写书就回来了。农民3000块钱可能一定要打官司、上访。通讯发达以后，把很多问题待到你跟前，你只要看到新闻、电视就会觉得这是比较近的事情。许多遥远的风险由于传媒把它带到你跟前，你觉得这个变成一个近前的风险，也就是世界变成效果了，都需要法律来应对，把一个遥远的事件作为一个眼前的事件。

第三也是因为熟人社会造成的，我们所有人都喜欢群体，但是所有人又害怕被其他群体歧视。这就会造成一个问题，我们不相信政府，不相信老师，不相信医生，我曾经跟我的同事到医院去，一个人，一个农民跪下来给医生磕头，说你要救救他，我们同事说，你看他多相信医生。我说那是不相信医生。

大家想想，我真正相信一个医生的话，是我的同学，我就说，把这个事情交给你。就讲这句话就行了，我何必要跪下来呢？跪下来是因为我不相信你，我跟你是陌生人，我试图要打动你。而在不相信背后，一旦出了事情，就变成非常惨烈的问题。如果跪下来了，求你，结果没救活，我可能拔出刀来捅你。捅你并不是真的那个医生没有尽心，而是我觉得你没有尽心。

就像很多人给医生送红包，我觉得送红包有没有用？因为医生在做手术，医生做手术的时候不可能把这个帘子上的布掀开看看，苏力嘛，给了我三千块钱，做个手术。这孔总，给了一万，做手术。大家注意，这可能吗？而且做手术的时候，大家想一想，最简单、最省事的方式不是说你给我三千块钱，我按照先前标准做，五千按照五千标准做，一万块钱按照一万块钱做。

最简单就是不论你给多少钱都是这么做，不给钱也这么做。有时候一上午手术两三个，他能记住吗？而且给人不是病人本人，而是病人家属，你怎么联系起来？因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许多人生活在这种小群体当中，他进入陌生群体的时候，他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他按照小群体的生活方式，这种心理上如何改变？这都是属于现代法治要去应对的问题。我前面讲六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后面讲这几个需要应对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也是法治社会所要解决的问题。

“法治”并不是因为“高大上”才被今日中国需要

因此我讲这个问题的是，为什么强调全面的依法治国就是这样。而且我们也看出来，他与中央的下决心，不是一个纯粹政治性的决定，其实是基于中国经济生产方式转变，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社会的转型做出的一个判断，是政治性判断，但是政治性判断不是为了政治而政治，而是为了针对中国的问题做出来的一个政治性的决定。因此，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你只要想把中国治好，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不是说，我们说法治是高大上的词，所以我们需要看到这个。但是尽管如此，这个法治是市场经济要求，整个社会转型要求，也可以说是全体民众都需要这个社会更加法治，更加有序，我们知道社会人员流动、资金流动带来很多无序，让我们很多不安全，我们很多陌生人，很多陌生人可能搞一次性交易。

而且大家注意，并不是说很多人都注意，比如一百个人当中有一个骗子，你会对其他99人都不太相信。因为你不知道谁是那个骗子。因此整个社会的社会成本是极高的，所以必须把这个成本要降到一万去，老百姓觉得比较束缚。但是你还不知道这一万个是谁。

因此，法治变成被中央确定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价值之一不是偶然的，不是领导人，实际上大家注意，前面要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1995年开始，今年刚好20年了。但是同时也指出了核心价值观之一，大家注意，他也不是唯一的，他必须同富强、民主等等其他的法治平等、公平、正义、和谐等等协调在一起，既然重要，法治为什么只是之一，不是其他呢？而且我还要讲，法治尽管如此，那么重要，这个仍然在法治之路上面对很大的挑战。

为什么？有中国的国情问题，核心价值观当中之一，比如我讲一个问题，法治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循规蹈矩。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墨守成规。因为法治的一个另外一种表述，就是遵循先例。遵循先例的另外一种翻译方式就叫墨守成规。但是中国过去的100多年来的最重要的任务，其实不是稳定秩序，而是说要发展中国。

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反复讲，改革与发展是执政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什么要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因为中国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成型了，但是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富强、现代化全面的工商业国家，还是很大的不足，我们还有45%的农民，在未来的20年如果再继续增加城市人口，至少20年还要增加20%，就是75%-80%，才算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

因此改革与法治之间实际上是有矛盾的，所以问题这个矛盾，许多人讲，法治就是因为很多领导干部不守法，有那种问题。但是真正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我看来，其实我下面讲那几个可能比这个个别人的意志，专断意志，可能贪污腐败更严重。如何在变法，在改革和法治之间保持平衡。

大家想想，如果1978年我们开始搞法治，怎么可能有改革呢？怎么人民公社制度怎么去改变它？还等着修宪。大家注意，真正要修宪的时候，肯定很多人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什么要修呢？因此小平同志讲，我们先干起来再说，多少年以后大家实现了。

土地使用权转让，城市土地一定归国有，怎么使用权能够转让给个人呢？我们实际上按照这个做，慢慢慢慢才能推动起来。这才引起来很多人说，他们说改革就是违法，虽然我讲的话有点骇人听闻，但说实话道理就是这样，这个话说实话太过分了，但是这个有道理，必须要通过一些老规矩，而且有的时候不知道哪些规矩真有用，不能突破。小平同志是四项基本原则这个不能突破，其他要摸着石头过河。

今天我们中央重新强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强调依法改革，依宪改革，但是注意，这仍然有突破规则的，比如说自贸区，就有一些比较前置。虽然经过全国人大的批准，但要真正较劲，全国都适用，为什么上海自贸区不适用？这个也在扩大。

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仍然是发展和改革。如果是中产阶级了，你已经是千万、亿万富翁，你说要稳定，保护私有财产。但是如果还有很多像在座的比如要出去创业的，或者很多农民进入城市的，对他来说没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没有公平的竞争机会。

哪个冲突？因此大家注意，如果全都是改革，天天强调改革，总强调与时俱进，没有稳定性也是不行的。中央提出新常态，这个不是追求新常态，而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某种程度会缓和这个状态。经济高速增长不一定使每个人幸福，一个社会过分动荡的话，过分急剧的变化，很多人觉得不幸福。

举一个例子，许多男孩子花心，过一年换一个女朋友，但是让你每天换一个，你受得了吗？就算你20岁受得了，50岁受得了吗？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觉得我就喜欢别扭，那是在你特定时期，每个社会都会慢慢慢慢的在改掉定型下来需要稳定，这时候法治就变得重要。因此从九十年代强调法治，其实是慢慢慢慢把成功的制度要稳定下来。不稳定的话，人不会幸福的。

中国是大国，面临更多问题，但也更容易有格局力量。

第二个方面，可能影响中国法治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和小国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大家要明白，其实很简单。这两天在纪念李光耀，但是李光耀说来说去不就是400万人口的小国吗？不就是一个海淀吗？大家想想。你要把一个海淀十年建成法治社会，完全可能的。

咱们把普通人，硕士以上的人决定，他都是985学校，211学校才能近取，进来的人必须投资移民。我不相信，普通十年以后不能搞成法治。深圳大地，我们30年，1200万人口。大家注意，因此在中国做事情真的像毛泽东同志当年讲的，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是世界上的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的事。一定要理解，大国和小国是不一样的。如果小国，你去天津，你走了一个拿护照，到廊坊改签一下，落地签。

大家想想，是不是？大国会带来许许多多的问题，山川地型，大国土地问题，大国更容易有分裂，更容易有格局力量，大国跟各地的经济生产方式不一样，因此还有民族问题，族群问题，方言问题，这都是很影响的。

中国有很多法官都是当地的，很多人说地方保护。可是为什么？许多人说，中国不注重法治。不是，因为当地老百姓说方言，你法官全都是法学毕业，全说普通话，到哪儿听不懂。上海市招法官，都要留下一些说上海话的，因为上海有许多老百姓他能听懂普通话，但是说不了普通话。因此审判的时候怎么办？这就是中国国情，不是一个假的东西，是真的东西，是影响各个方面的制度实践的。

你必须走到基层当中才会发现，这还是小的问题，比如取保候审，在很多国家都有这个制度，但是在取保候审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有，很多小国家都有。但是取保候审，你在新加坡取保候审，就像你在海淀取保候审一样。可是中国你取保候审以后，一个人怀疑他有罪，但是先不关起来，让他交点钱出去，在国内。小国很容易，大国在北京，他跑到四川，跑到西藏躲起来，因为中国的国家相当于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那么大的欧洲还1000万平方公里，中国的地型远比欧洲复杂。

中国在考虑取保候审的问题，我们国家一般规定是对本地人取保候审，对外地人就一般不取保候审。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到哪儿去找。许多人可能讲，这是人权问题，他想所有国家是一样的，这个大国问题怎么办？太多的问题了。而且大国一定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法治是一个小国问题，大国法治很少是这样的。但是中国又不能不考虑法治基本制度必须统一，因为要防止分裂。所以大国一般采取联邦制，但是中国是单一制，防止国家分裂，这就是大国。

中国还有一个农村问题，城乡差别，大家不要以为城乡差别是一个小问题，它有许多我前面讲的一个东西，经济生产方式是决定法治怎么运行的，其实是这个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我们讲城市，城市前些年搞四大改革，一个是抗辩，律师出庭辩论，当时改革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结果到农村一看，这个改革不行，到农村不行，因为没有律师到农村。因为农村没有钱，因此律师不到农村。

中国的律师20%-30%集中在四个城市，北上广深，到法庭抗辩，法官还要搞抗辩旁边？怎么搞？后来我写书说中国司法制度的就是就这么说，法官说下面进入法庭辩论，就是你们可以吵架，但别骂人，你要把辩论这个词跟一个农民讲清楚都讲不清楚，没有律师。你没有律师他们双方来辩论的时候，不就是吵架吗？农民又不懂得法律言语，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脏话经常会带着，但并不一定像我们想象那么脏，是知识分子老觉得那是脏话，而且变成了口头禅，变成实体想象的时候才会变成脏话。

大家注意，脏话在知识分子头脑里变成脏话的。农民讲他妈的并不是什么，那是亲热，你他妈的小子混得不错，那种东西是脏话吗？知识分子讲，他妈的，他妈的，就变成脏话了。因此这时候他说，你们别骂人，真的是这样，我就坐在法庭在那儿听。法庭宣告以后，动不动带着他妈的。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这个规则就执行不了。

我们现在制定法律，城市也制定其他法律，比如我简单理解，男女平等，儿子和女儿都有继承父母的权力，城市里就一个女儿，不给女人还给谁吗？但是到农村去看，只要有儿子和女儿，女儿都是不继承，真正是歧视女性吗？

我到农村一调查，我看女性不继承遗产是对的。因为女性不赡养父母，18岁左右就嫁出去了，嫁出30-50里，过去没有电话的情况下，不可能天天回来，也不知道父母亲病了，只是每年过年，或者偶尔有事回来看，就算带肉、鸡、鸭子，也就是一个孝心，而不是真正赡养。不赡养为什么要继承？权利义务对等。

第二，女儿出嫁的时候都会有父母亲给她准备嫁妆，家里的财产已经分割了一次，你带走了，父母去世又回来分遗产，这个是第二个不合理。第三，分配父母亲的遗产，过去没有多少钱，家里剩下来两千斤粮食？你背三五百斤？家里的八仙桌、椅子你还搬两个走吗？你不可能房子上有一个柱子扛走，这些东西就留给了也是你哥哥或者弟弟。民间的规则其实是非常有道理，并不是歧视女性。如果强制实行城市的法律，其实恰恰把农村的公平给打破了。

事实上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基本上当地的法官，让你们农村自己处理，我们法官我们只是法律这么些的，你们家庭等于是一个自给自足，自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些问题都是很真实的问题，坐在家里想那个法治的时候，完全没必要。

我还讲一个问题，这都是消化，法治的时候，我到西藏去，西藏讲一个法律，统一司法考试，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好多人可能都知道。有人法官跟我讲，还要考海商法（音），大家想想，法官在西藏海商法。然后还有一段时间考英文，就是法官职业化、专业化、知识化，考英文。这就是中国的世界，许多人是不一样的。

比如司法改革，我们前些年搞司法改革，觉得很好，我当年看大法官做报告的时候，有一年穿着法袍，我觉得这是一件只能在公堂上穿的衣服。果然没多久，后来我去青海高院，因为他在西宁，海拔比较高，审判的时候，高院，法官说，哎哟，我们有的时候穿着那个衣服只好光着膀子穿法袍。这就是坐在办公室想，外国人穿咱们也穿法袍。我们2000年在搞这个改革的时候，有多少人在穿。这就是脑子一热就想，不是考虑具体情况，不跟中国接轨。

我们讲“中国特色”是为了更好的变革

另外一个，我们讲中国特色的问题，中国国情的问题，不是拒绝改革，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改革，是中国现代化。许多人讲中国社会，就是为了反对变革，不是，我们为了讲中国特色是为了更好的变革，让大家知道这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还有一个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层，大家许多利益上可能不太一致了，在1978年，大家都很穷，大家都觉得只要发家致富就行。

现在不是这样，今天我看发的文件，说国家机关干部副处级以上干部，女性干部60岁退休。大学里面有高级支撑的60岁退休。但是有很多人，社会上对这个不满意，说你这样退休？我原来是老师，很多人愿意推迟退休，结果很多工人不愿意推迟退休的。为什么？推迟退休，如果他55岁58岁退休，他到社会上还会工作，他挣的钱会比在单位挣的多。他没指望提拔。

但是如果在高校里面，如果是领导干部，推迟五年，十年他也高兴。不信你问你们的老师，到了60岁要退休的时候，哪个重要的大学不都是事实上教授基本上都到65岁，有的早一点63岁，很多老师是不情愿的，因为他待遇降低了，收入降低了。但是许多工人不一样。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执政党如何平衡不同的利益？利益群体的利益。包括环保问题，发展和环保的问题，污染防治的问题和要维持一些人的就业问题。因为你一旦环保把工厂拆了，可能会时间有问题，因为它很难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如果发展新的产业，新的产业不会雇佣建筑工人等等，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会变成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法治社会问题，我刚才讲过了，我们社会当中很多人都在讲法治，但是很多人自我的行为，自我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还不适宜，怎么解决？

你们年轻一代将同伟大的中国复兴时刻正面相撞，我们只是擦肩而过

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信念去创造中国的法治？许多人可能把西方的法治当成理想，而不是把自己如何培养自己的底蕴自信、制度自信？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坚持什么东西，而是一定要从解决中国问题，使中国的老百姓首先对这个民族承担起责任，把中国的事情做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做好了，管它是什么样，要不要修改进来？这就是我们的共性。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自信的话，我相信在座很多人，你们都是年轻人，你会比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我们这代人比较穷，我们出国、学习的时候读了很多书，我们总感觉我们中国是落后的，因此我们觉得学这个、学那个。但是中国一旦富强起来了，那可能说我们做的也不错。

实际上过去的几十年，不仅仅过去30几年，应该说过去60几年，整个中国是在做了很多事情的。我说老实话，我有时候调查50年代的时候，到云南，50年代防疫，给普通的人种疫苗，怎么种？疫苗是不能够热量稍微超高一点，疫苗就死了，没有作用。你在云南那种地方不可能有很多冰，我就看到，人就背着冬瓜，藏到冬瓜里面，背着冬瓜爬山涉水去给村民种疫苗，中国疾病死亡率才降低。这都是了不得的贡献。

但是，今天呢？中国有可能变成一个制度上的总结的时候，我们这代人当然会努力，但是更多的是你们。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好，中国的法治尽管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社会转型的趋势都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处理不好，处理不好大国的法治，如果处理不好中国社会农村和城市的如何协调问题，解决不好利益分歧问题，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领导层失去自信，犯一个颠覆性的错误，中国的法治势必也不好。

因此大家要知道，我今年马上到60，最多再10年，这个世界是你们的，真正中国繁荣富强是在你们身上，你们将同伟大的中国，复兴的时候正面相撞，我们只是擦肩而过。大家注意，你们有很大责任。是不是讲那么多东西，这么艰难，能不能有希望呢？我觉得有希望。

第一，中国解决市场经济的转型问题，我们现在讲，所谓地方保护主义在中国基本没有的，你们所有身上穿戴基本都来自四面八方，不是说我是四川的就是四川的。经济上转型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政治上也有。如果中国走出这条路，社会可能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能，但是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打破了地方观念。

大家注意，姚明跟你们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们都会以姚明为自豪，刘翔与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都会以刘翔为自豪。这一点我是到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感受到的，之前我总觉得中国的地方观念太强了，弄不好就会分离。汶川地震让我们感觉到，所有人会关心汶川。

但是那一年，实际上最大的灾难不是汶川，是缅甸的风灾死了10几万人，但是谁愿意把钱捐给缅甸呢？你们很多人都捐过汶川，哪怕有单位强迫你捐，但是很多人愿意捐。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认同他是中国的。有了这一点，才能使中国变成真正的共和国。这个认同是非常了不得的。

第二，中共的高层干部上、党员的层面上，通过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是一家，穷人是一家，而是中国的普通百姓、学生、市民都加入到这个行列，使得中国分裂的可能性几乎至少在核心区分裂的可能性没有，中国法治、民主问题都比较好的解决了，民主的最大问题是怕民主带来的是分裂，像乌克兰，像伊拉克，民主带来不同派别的分裂。但是中国不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只有少数边疆地区可能有这个问题。

第三，实际上是文化的问题，我们不要再说我们有多少传统，我们实际上绝大多数都已经接受现代，我们没有办法用儒家仁义礼智信来讨论，我们讨论仍然是企业、市场，政府，看得见看不见的手，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法治、公平等等，我们是拥有一套现代社会的科学发育。

我们思维越来越现代化，社会科学化、哲学化。经济学的思维渗透到方方面面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都是样我相信在座的人，能用英文写信的人一定超过能用汉语写信的人，在座的人一定能够看英文的书的人超过能够读尚书的人。我们在文化上完成转型，在座的人有几个愿意看黄梅戏、京剧？看电影的一定有。是不是？因此你还讲什么我受了传统文化，我们现在也就也就于丹那样讲讲《论语》，一般也就是跟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装一下，骗骗女孩子。如果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完成了社会转型，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我们的法治呢？尽管有再多的困难，我们都有责任和雄心完成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

我今天的讲演就到这里，不对的地方，尤其是不正确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也希望大家宽容，不要发什么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