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奕：当法治遇见潘金莲

廖奕（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原载：《社会学家茶座》第四十八辑）

 

故事以李雪莲与王公道的对话开始。

一个蒙冤村妇与新婚法官在门口的交谈，竟然充满逻辑的交锋！

李雪莲先攀亲，东拉西扯，王法官很烦。

李雪莲的诉求很奇特：本已离婚，却要证明离婚为假，然后复婚，再离婚。

法官搔头：这不是瞎折腾吗？

村妇说：我觉得不是。

她的逻辑很明晰：既然一开始离婚为假，就应在法律上否认。只有法律上否认了假离婚，才能复婚，然后再离婚。

说到底，她有气。

找法官，也是再三思量，反复权衡的选择。

她曾借助亲情、色相，试图雇凶杀人。后受厕所女门卫的启发，她想到“闹”，把颠倒的事情再颠倒过来，颠倒事里被颠倒的理。在她看来，找法院，是闹事正理的优选良途。在她眼里，法院是个颠三倒四的地方，她要的就是通过法律“找麻烦”。

李雪莲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洗澡，改发型，添新衣新鞋，为的是与过去的自己决裂，以新的风情获取司法战役的胜利。卖猪为了筹钱，托付孩子为了解决后顾之忧，拜菩萨则是神前起誓。这几件事貌似零乱，内里却潜藏着法律诉讼的社会逻辑。例如当事人自身的形象风貌关涉主体素质，人力、财力的投入关涉资源保障，神明誓约关涉心理慰藉——这些对于官司的成败都很重要。加上关系、人情、法律文书，一应俱全之后，村妇自觉有了底气。

可万万没有想到，法庭二十分种不到就判决李雪莲败诉。

她忽略了什么？

一是离婚证的国家权威凭证性质。

二是律师与证人的作用。

她不明白什么？

法律上的真实与事实，为何如此不同？

她的上访之旅由此启程。

第一个接访者是县法院民一庭的贾庭长，狡猾的老贾将这个烫手的山芋推给了“专委”董宪法。董专委是一个闷闷不乐的副院级领导，郁闷源于权力的虚弱，以及对法律职业的不满。酒精，成了纾解不快的良药。为了寻找酒局，他每天都在大门口溜达。李雪莲顺利找到了他。交涉的结果是，董宪法大骂李雪莲，“刁民，滚！”

她又找到了院长荀正义，最后依然得到的是，“刁民，滚！”骂的跟董宪法一模一样。

接下来是找县长史为民。李雪莲总结经验教训，采取了新的上访策略。首先是时间提早到清晨，此时人的脑袋还算清醒；其次，放低姿态，跪在地上；三是高举马粪纸牌，牌上写着一个大字：“冤”。但最后，被拦车的史县长，借机逃遁，村妇的希望再次落空。

于是她头顶“冤”字，开始在市政府门口静坐。结果市长蔡富邦大为光火，李雪莲被关进了拘留所。

村妇简直绝望了。又找到了屠夫老胡，开出了一长串的杀人名单，其中包括市长、县长、法院院长、专委和她的那个王八蛋前夫。

老胡惊恐不已。村妇啐了一口，涌出了泪，踢了屠夫一脚，转身走了。

反思之后，李雪莲决定向前夫秦玉河讨要说法，只是为了证明当初离婚是假的。既然无法将真相证明给别人，只能证明给自己。和解，或许是了结过去、开辟未来的最好方式。

未料秦玉河非但死不认账，反而讥嘲交加。和解不成，冲突升级。秦当众说：“你是李雪莲吗？我咋觉得你是潘金莲呢？”村妇如五雷轰顶。她必须向公众证明：我是李雪莲，我不是潘金莲。或者，我不是李雪莲，我是窦娥。

她到了北京，投奔中学同学赵大头，一个曾经爱慕她的省驻京办厨子。正逢全国人大开会，李雪莲鬼使神差般地混进了人民大会堂，冤情上达到了某位领导人处。领导人亲自过问，让省长储清廉诚惶诚恐，撤下了与此案有关的层层官员。承办该案的王法官，因为没有领导职务，仅被行政记大过，算是处罚最轻的一个。

李雪莲的传奇上访，本应划上圆满的句点。但村妇自证清白的诉愿依然悬空。她想不通，为什么不处罚秦玉河那个王八蛋？接下来的二十年，她坚持年年上京告状，成为当地维稳的一块心病。

二十年后，又是全国人大的盛会时节。

昔日的王法官已成了王院长，他亲切的与李雪莲攀亲，称她为大表姐。他的态度真诚，言辞恳切：“本来是芝麻大点事，最后闹成了大西瓜；本来是蚂蚁大点事，最后闹成了大象。”“要说冤枉，除了你冤枉，大家也都冤枉着呢。”他的分析深刻，方案合理：“你这桩案子的主体，不是市长、县长、院长和法官，而是秦玉河。秦玉河这个龟孙，如果放到清朝，我早把他枪毙了，无非现在讲个法制。”“大表姐，咱能不能商量商量，今年就不告状了，咱对症下药，继续做秦玉河的工作。”

李雪莲说，今年不告了。

王公道不信。

新县长郑重有丰富的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经验，他要求李雪莲签不告状的保证书，被拒绝。此时的村妇已经怒气重燃了。

市长马文彬是政策水平很高的调解能手，他精心安排的交心谈话，本已感动了李雪莲。村妇吐露了放弃告状的实情：唯一能见证她清白的牛死了。市长觉得这理由忒荒谬了，并且还有影射的味道：牛让你不告状，难道我们这些人都是畜生么？

官员的涉入和不信任，让村妇的矛盾焦点转移，变成了对权力逻辑的愤怒和抗争。

权力的逻辑是，认定了治理对象，就会万法齐用。先是盯人战术，加大监控与阻隔力度，再是围追堵截，动员一切有生力量。最狠的一招，是“美男计”，利用赵大头，摆平李雪莲。与老情况的几夜风流，让身已枯槁、心如土灰的村妇容光焕发、回心转意。阴谋败露后，李雪莲被彻底激怒。她真成了潘金莲，她已无可证明。唯有继续上告，直至生命完结。怒火攻心的她，病重落网。此时得知前夫死于车祸，立刻再度昏迷。秦玉河没了，她的一切诉求都失去了根本。她去寻死，却无处安放上吊的绳索。

李雪莲不禁“噗啼”笑了。

这些仅仅是故事的序言。

故事的正文，主人公是史为民。以他为代表的失职官员，被上级领导骂作“罪该万死的潘金莲”。史为民含冤煮肉，没有上访，因为他洞悉体制的内幕。但他也有一次另类的上访——为了尽早返程打麻将，他在火车站举了一块喊冤的牌子，马上就被押送回乡。押送的协警得知真相后，不得不“建构”出上访事件，为了交差。

面对这部新时期的“法治小说”，我们该如何解读？基本的一条，就是必须尊重作者的原意。据刘震云自述，他创作《我不是潘金莲》，求的是“绕”和“理”，最初欲定名为《一句顶一万句》，或者《严肃》，但皆因出版社反对作罢。他自称该小说不是女性小说，亦非官场小说或政治小说，而是“底线小说”。他试图发现严肃的荒诞或曰荒诞的严肃。这部打磨多年的作品，最后以《我不是潘金莲》为名推出，一方面是为了照应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包孕了作者潜伏的苦心。作者寄望透过琐事展现大理，落脚点是官员的觉悟和体制的病灶。他试图从深处反省政法体制，但最终发现，除了荒唐的黑色幽默，啥也没有。

这部小说中的李雪莲，让很多人想到了秋菊。1992年，电影《秋菊打官司》上映。二十多年过去了，秋菊这个执着讨说法的村妇形象，依然深入人心，成为许多中国法学家热议的人物。秋菊与李雪莲，具有诸多相似点，都是漂亮的村妇，都在告状讨说法。但李雪莲似乎比秋菊更懂法律的运作逻辑，她一开始就诉诸法院。败诉之后，她向亲密者、宗教和政府等不同类型的第三方寻求援助。在陌生人的社会，亲密者团体已不再有往日的紧密关系，通用需要交易。李雪莲的亲弟弟、老相好都不能替他解决问题。在世俗化的社会，宗教的力量也受到极大地规限，菩萨即使显灵，也不能根本解决李雪莲的问题。那头唯一能够作证的牛的死亡，宣告了宗教慰藉的彻底终结。李雪莲唯一能够相信的，只有政府和政府代表的国家。法院是政府的一部分，要改变法院判决，只有层层上告。结果却是绝望告终。秋菊的时代是光明的，刚刚颁布的法律受到极大的重视，村长受到了法律的制裁。秋菊虽然困惑，但国家的法律清醒冷静、刚直锋锐。而李雪莲的时代呢？小说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这时天彻底黑了。年关了，饭馆外开始有人放炮，也有人放礼花。隔着窗户能看到，礼花在空中炸开，姹紫嫣红，光芒四射。”

一起微不足道的民事纷争，演变为轰动一时的国家大事，拖沓成延绵不绝的治理难题，说明了作为策略的法治是多么虚弱乏力。确立法律的权威，必须克服人治的旧习，这个简单朴素的道理，几人能够真正参透？即使明白，又能如何改变体制的惯习和魔力？

拯救的希望，在于最后的火光。有人将之理解为盛世的虚妄，但更合理的定位应当是绝望后的清醒和人性的复归。被男人抛弃的李雪莲，向体制寻求公平，最后仍不免被弃的命运。她最后的笑，虽然含泪，却是醒悟。被体制抛弃的史为民，向正常的人性复归，重新找到了亲情、友情的宝贵。李雪莲和史为民，同是潘金莲，同是沦落人，身不在一起，神却在一起。

由此，一个有趣的思想实验产生了。当现代性的法治遇见了后现代的潘金莲，会有怎样的奇特化学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