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一个时代的斯文

 

参见：黄延复 钟秀斌：《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九州出版社2011年。

后附：《梅贻琦简介》、《梅贻琦语录》

 

钱学森多次提出的世纪人才疑问，他的老师、清华大学故校长梅贻琦先生早在八十年前就给出了响亮的回答——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31年12月3日，北平清华园。一位眉目清秀、神色俊逸、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士，以他一贯沉稳平静的口吻，向已经10个多月没有校长的清华学生，发表了让后人传诵不已的就职演讲：

“……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发展，来估定教育费的经济与否，这是很有商量的余地的。因为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

……清华向来有一种俭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着。清华从前在外间有一个贵族学校的名声，但是这是外界不明真相的结果，实际的清华，是非常俭朴的。从前清华的学生，只有少数的学生，是富家子弟，而大多数的学生，却都是非常俭朴的。平日在校，多是布衣布服，棉布鞋，毫无纨绔习气。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这种良好的校风。……”

从这天起，清华师生告别久无校长之困局，迎来了一位后来被清华人誉为“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在这篇简短平实的演讲辞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句，即众所周知的“大师论”，随后成为清华，乃至中国大学的共同办学理念。钱学森多次提出的世纪人才之问，他的老师、清华大学故校长梅贻琦先生其实早在八十年前就给出了响亮的回答。

谈起清华，人们自然会想起大师云集和英才辈出，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这是百年清华留给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在创造和积累这笔财富的众多杰出清华人中，梅贻琦先生堪称贡献最大。在成千上万人的心目中（尤其是清华校友），梅贻琦就是清华，清华就是梅贻琦。

在清华建校的百年历史上，共出现19位校长（其中20世纪50年代初冯友兰和叶企孙两位先生代理主持校务）。了解清华历史的人都知道，清华校长难当，长则三五年，短则一两年，其中任期最短的只有两个月。但是，梅贻琦先生自1931年底任校长直到1948底离开北平清华园整整17年，而且他还于1955年自美国返台后创办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一职至逝世（1955～1962）。他掌校时间长，成就大，威望高，影响远。

梅贻琦先生（1889.12～1962.5）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开创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主导了西南联大的教育奇迹，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昂然跻身世界先进水平。他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共23位），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钱钟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一位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他倡导学术自由，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推行教授治校方略，使清华校政井然有序，无为而治；他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却从未在治校中倡导党义，而是以人格教育和通才教育理念来指导办学；他献身教育，热爱清华，生斯长斯，心中从未离开过清华（即使他晚年不得已再创新竹清华，可他在世时，新竹清华仅是一个原子科学研究所，因为他心目中的清华，永远是北京的清华园）；他虽然身居高位，却清贫如洗，太太摆过地摊，打过短工，甚至独生儿子眼镜丢都无力配付新的；晚年病重入院及身后事，都是学生捐款资助的。

梅贻琦先生以不同凡响的教育智慧和由贤入圣的人格魅力，奠定了清华大学之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灵魂，使清华大学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取得巨大成就（欧美曾有著名大学校长在1941年清华建校30周年时称赞清华“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载”），更为新中国培养和储备了大量奠基性的建设人才（据统计，1955-1980年遴选出中国科学院470多位学部委员中有41%出身自梅贻琦时代的清华校友）。

梅贻琦先生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北京清华大学和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31年（其中北京清华大学17年，新竹清华大学7年）。他早年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高足，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开学校，1909年他考上庚子赔款清华第一期赴美留学生（在参加考试的630名考生中名列第6，该届共招录47名留美生）入麻省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电机工程专业，1915年毕业回国，半年后在清华学校担任物理学教授，1926年任清华学校教务长，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他于1931年12月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直至1948年12月他离开北京去美国管理清华基金，资助中华学人完成学业和研究事业。1955年，他应邀赴台湾创办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前身），直至1962年生命最后一刻。

梅贻琦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艰难的阶段，早期军阀割据，内乱不已；中期日寇进犯，民族危亡；后期国共对峙，战火纷飞。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梅贻琦先生却做出在今看来堪称奇迹的教育成就来，他的纯粹、执著、坚定、智慧，奠定了清华校格——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我们可以从几件小事来品味梅贻琦先生之办学理念和人生志趣。

保护闻一多先生

著名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性情率真，虽为文学教授，却服膺民主自由思想。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1943年后，因目睹国民政府的腐败，他奋然而起，积极参加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经常拍案大骂国民党，大骂蒋介石。

据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回忆，在西南联大时，梅先生不干涉学生活动，从来没有不许学生开什么会，或者组织什么活动（无论学术活动，还是政治活动）。特别是联大后期，民主运动高潮时，有几次在学校的广场上集会，闻一多教授在台上什么话都敢讲，但梅先生从没有干涉过

事实上，梅贻琦先生早就知道闻先生的秉性，对于闻先生的一些“过激”言论，也有一些微词。1945年“一二一”运动后，12月14日梅曾就学生复课问题约闻谈了一个多小时，在当天日记写道，“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

1946年4月15日，在西南联大即将结束使命之际，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校友会上“开谩骂之端”。梅贻琦对此很不满意，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下午昆明联大校友会有‘话别’会，余因恶其12日强梁改组之举动，故未往。晚，勉仲来告开会情形，更为失望。会中由闻一多开谩骂之端，起而继之者亦即把持该会者，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污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

1944年，国民党政府当局曾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数名进步教授，梅贻琦根本不予理睬。虽然梅对闻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同，但在国民党当局尤其是最高层面前，却表现出不同常人的爱才惜才之大胸怀。1946年6月梅赴南京，25日蒋介石约见与他谈大学复校问题。蒋问：“下年校中办法如何？”梅答：“仍当注重学术研究风气之恢复，倘使教授们生活得安定，研究设备得充实，则研究工作定更有进展。”随后梅主动提到清华教授中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影响。他解释说，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故极希望能于规劝之中使其自行觉悟，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梅继续解释，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梅先生这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蒋介石频频点头说，“生活问题实甚重要。”随后，梅向蒋提出提高教授待遇，改善生活水平的建议。原本要追究进步教授的质疑，却变成为教授争取待遇的由头，这让人不得不佩服梅先生的处事智慧。

28岁的正教授

西南联大是一所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世界级学府。梅贻琦治校期间，用人不拘一格，唯贤是举。因此，在联大教师阵容中，既有早就海外闻名的前辈大师（如陈寅恪、叶企孙、吴有训、冯友兰），也有刚刚出道的后学俊彥（如吴晗等）。

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回忆，他刚入学那年（1939年），学校来了三位年轻老师，才28岁，都是正教授。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现在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几岁就能当正教授的？这三人都刚刚回国，一个名叫钱钟书，一个名叫华罗庚，一个叫许宝騄。钱钟书、华罗庚是大家所熟悉的。许宝騄是研究统计学的，是世界级权威数学家，后来在北大数学系。1936年许宝騄考取了赴英留学，在伦敦大学统计系学习数理统计，攻读博士学位。1938年许宝騄共发表了3篇论文。许宝騄因成绩优异，研究工作突出，第一个被破格用统计实习的口试来代替，并于1938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并没有在海外取得博士头衔，数学天才华罗庚以初中学历迈进清华，先当助教，后被清华送往英国留学。

这种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当教授的用人理念，在梅先生看来是正常不过的事。许渊冲先生说，破格提拔资历浅、学历不高的钱钟书、华罗庚、吴晗等名教授，梅校长曾经谦虚地说，他的工作只是帮人搬搬凳子而已。清华或者西南联大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与梅校长不惜代价诚聘国内外一流的师资是分不开的。

“我作校长的不能退避”

1935年底，日寇压境，华北危急，清华进步学生蒋南翔发出著名声音：“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从而揭开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一二·九”运动大幕。学生运动引起了当局的紧张，他们想方设法阻挠运动，迫害学生。

1935年底的一天，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有些同学知道后，竟抢了他们的枪枝，把他们缴械了，扣留他们领队的团长，打翻了运输的车辆，一时群情激愤……护校的组织应运而生，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久对抗的意思。一有发现，便鸣钟示警，集合同学以扩大声势。

想不到当天晚上，竟有一师军力的步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在门口首先遭遇的是资深的英文教授陈福田先生。他们这次来校态度不同了，不由分说地先把陈先生吊了起来，来势甚猛。同学中负责人早已溜了。梅校长便去各宿舍遍找同学不着，最后还是去新体育馆中，找到近千避秦的同学，当时同学们手拉着手，以示团结，但是敌不过大刀的威力，还是分散了个别地接受“访问”。结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学被捕了，大都是无辜的。

随后，梅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官长吊了起来，你不讲理，人家更可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住宿学生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校长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大准确的。……你们还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梅校长为了保护同学，煞费苦心。试想如果不是对学生发自内心的真爱，处处只想着自己得失的人，能够这样去做吗？

寡言君子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他的座右铭之一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他早年投考清华第一批直接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名列第六。在看榜的时候，别人都很活跃，考上的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显得有些沮丧。惟有他始终是神色自若，单从面部表情，谁也看不出他是考上了还是没考上。和他同批被录取的徐佩璜（君陶）后来回忆说：“我记得我在看榜的时候，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也在那里看榜，我当时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已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原来就是现在的梅先生。梅先生不喜说话，但谈话时却和蔼可亲，人称之为Gentleman of few words。”

留美学成回国后，他为了报答乡土养育之恩，先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半年。期间认识了在女青年会服务的、后来结为终生伴侣的韩咏华小姐。旋经师友们从中撮合，建立了恋爱关系，很快就定了婚。订婚前，韩的同学跑来对她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说：“豁出去了，她说多少算多少吧！”韩后来感叹地说：“就这样，我和沉默寡言的梅贻琦共同生活了43年。”

梅贻琦有时给人的印象是“其言也讱，似不能言者”；有时又给人以模棱两可的印象，以致于有人作“顺口溜”谑之曰：“大概也许可能是，不过仿佛不见得；可是学校总以为，但是我们不敢说。”

他平时少讲话甚或不讲话，但却绝不是无话可讲，更不是思想贫乏的表现，而是“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梅贻琦讲话，往往“妙语如虹”，甚多魅力和哲理。“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便其一例；此外还有许多生动的例子。他曾说过，“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被教坏的”，“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表现出一个教育家的胸襟。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贻琦的寡言还表现在他为人低调和处事不张扬上。无论他主持学校或台湾“教育部”时，公文函札都是他亲自审阅，常通篇改写，尤其是出任“教育部长”后，每日带重要公文晚间批阅，常到深夜。台湾“教育部”某机关新厦落成，主管司签请立碑纪念，梅先生在签呈上亲绘一图，标明尺寸，只在墙上做一小牌刻上兴工与完成年月。

“做了不说”、“行胜于言”的事例，不胜枚举。寡言君子，当之无愧。

 

梅贻琦简介：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成功的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

 

梅贻琦语录：

1、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2、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3、在国外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在新奇的社会里，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学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务要保持科学态度，研求真理。

4、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5、孩子没有坏的，坏的孩子都是社会和学校教出来的。